或许由于自己已经获得了所谓高级职称，东涂西抹地写过几部书，有些朋友见面就称我为“专家”“学者”，而且过誉为“学识渊博”云云。听到这一类话，我心中就发怵，真是惶恐无地。自惟才疏学浅，虽然滥竽古代文学的讲席已有二三十年，但连各类典籍的基本知识都掌握不周全，又怎敢侈谈学术？但想到为人贵表里如一，不妨坦白一番，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我。如有年轻的朋友从我跌跌爬爬的经历中可以引出一些教训，能够起一些参照作用的话，也算是我莫大的慰藉。
回首往事，只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匆匆跋涉的过客，又像是波浪上一叶漂泛的浮萍，因缘际会，被冲刷到一些学术课题中去。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因偶然的机缘而匆促写成的书，承学术界不弃，还大都得到过好评，这就更使自己高兴，但也常因匆遽成书未能尽善而感到汗颜。
我深知自己的学习不足为训，当代学人怕也难得有我这样的经历，但如果有人认为可以从我身上引出什么教训的话，那我认为似可注意以下几点：
一个人总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你想研究什么，领导上却安排你干另一件工作，二者发生矛盾时，最好不要太坚持己见，还是干什么学什么。人的精力有限，白天绝大部分的时间干这样，再挤出时间来干那样，注意力分散，精力不集中，反而会两败俱伤，工作做不好，个人的研究也上不去。结合工作进行研究，顺其自然地进行攀登，既做好工作，又能产生研究成果，身心也容易保持平衡。我情况特殊，任务多变，但在每一阶段还能集中精力做好工作，并且留下一些著作。闲时翻翻，也感到高兴，这不光是敝帚自珍，也有不虚度年华的一份自慰在内。
我在古典文学的各门行当中都作过些尝试，这样做，对于提高自己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手段的能力很有好处。读书偶有所得，就会想到利用哪一种方式表达最为合适。例如整理《唐语林》时，发现其中一个故事即柳珵《刘幽求传》的残文，颇欲撰文介绍，但一时又难决定用何种方式表达为佳。后来我写了《柳珵〈刘幽求传〉钩沉》一文，共分三段，首先作资料介绍，中间作文字笺释，最后作理论阐发，这或许也可说是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吧。目下学界中人往往从事单项研究，或擅长注释，或擅长赏析，或擅长考证，或擅长发挥，犹如某一专业户，如遇不合自己脾胃的材料，往往视而不见。若是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并有相应的驾驭能力，则可充分利用所得材料，制作成合适的成品。
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人之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观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新创，那又有什么意味?我的几本书，如《九歌新考》中提到的东皇太一为齐地的大神，楚人不能祭祀河伯等，虽系发挥师说而成，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论证的方式均不相同，自信前人从未说过，至少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吧。又如我在写《〈韩非子〉札记》时，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要有新见，至少要提出一些新的材料，段熙仲先生称赞此书为“篇篇有根据、有心得的学术论文”，恕不敢当，但自信每写一篇札记时，都曾说出若干新的道理来。
因为过去教过批评史，平时我也喜欢读读理论著作，但或许由于师承的缘故吧，接受过一些文献学方面的训练，走的不是跟着某种理论走的路子。写文章时，对征引的材料常作力所能及的搜集和考核，总想从材料中提炼观点，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而不喜标举时行的理论为先导，或者演绎某种先验的结论以成文，因而过去常被加上“学风陈旧”“观点不行”“被封建学者俘虏”等恶谥。时移世改，有的文章终被学界承认，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有人著书强调内容第一，对形式则不太注意，这些人往往是不精于著述的门外汉。殊不知形式之于内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内容尽佳，形式不好，他人不能欣赏，也是枉然。我在写书时，常在体例上花一番心思。例如《韩非子校注》出版时，为把此书改为学术著作，又增加了校勘、书影、人名索引、历史地图等内容，便利读者。又如我在整理《唐语林》时，除了对每一条文字注明出处并加以校勘外，还增加了辑佚、援据原书提要、援据原书索引、人名索引等内容，读者称便。整理古书，不能光看作分分段、加上新式标点，如果仅限于此，那也太乏味了。我为《唐语林校证》一书写了长达二万字的前言，分析得较透，事后才觉过瘾。读者先读此文，可对《唐语林》及唐宋笔记小说的来龙去脉和优缺点有清晰的了解。再如《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一共二十万字，却要网络上下三千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为此我在“少而精”上花了一番心思。即使是引文，也曾经过推敲，遴选那些最精粹的文字编入。这书在古文论界还能占有一席之地，或许也能说明它具有若干优点吧。
读书的方法，没有什么普遍一致的道理，可以因人而异。有人喜欢做卡片，有人喜欢做眉批，这都可以，无所谓优劣之分。但我觉得应该勤作札记。读书时有些新的想法，应该立即记下，这也是一种灵感，往往稍纵即逝；如不及时记录，也就可能迅速忘却。当然，有时翻看这一记录，会觉得很幼稚，以为原不必记，但有时却会逐步升华，浮想联翩，产生新的心得。如果你在感想之余，再将有关材料逐渐积累，也就会像滚雪球似的，慢慢酝酿成文章。我的《〈韩非子〉札记》一书，就是这么产生的；又如我的论文集《文史探微》中所收的十六篇文章，大都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主题不断深化，材料不断积累，才逐渐组织成文的。
查资料时，要不嫌烦，尽可能地追个水落石出。记得我写《高適年谱》时，觉得对高適的生平总算一一有了交代，但对高適的家世，仍然一无所知，这对写作年谱来说，总是一种缺憾。当时考虑到书面材料可能已经发掘不出什么东西，我就下定决心，翻阅石刻资料，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也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翻了好久，终于在《千唐志斋藏石》中发现了一方《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经与《旧唐书》本传对勘，始知高適乃高宗时名将高偘之后。这一结论已被学术界接受。
写文章时，应该竭尽全力，不能马虎。有一些人，出席学术会议时，往往随手写一点东西充数，这样对他人固然无益，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我自知秉性驽钝，在出席大小会议时，总是不敢怠慢，力争递交一篇较为像样的论文，这也是“敬业乐群”的一种表现。假如你在这种场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那又怎能让人对你作出好的评价？
还有一点，应该抓住一切机会谋求发展。人生在世，总是面临着很多机缘，往何处发展，则很难说，看你是否能把握住它。我与唐代文学本无缘分，当年因读《李白与杜甫》而引起了一点疑问，才产生了《高適年谱》一书，对唐代的史事和文献认真地学习了一番。1978、1979两年中曾到北京图书馆读书，校勘《韩非子》，抓住机会对《高常侍集》也作了校勘。这时始知故宫博物院藏有季振宜的《唐诗》钞本和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全帙，遂至该处要求阅读，随后就写了《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学术界就以为我对《全唐诗》也颇有研究的了。日后又搞《唐语林》的整理工作，对唐代的笔记小说也就比较熟悉了。接着提出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一书，又主编了一部《唐诗大辞典》，在这领域中越走越远，简直有些一发而不可收了。记得中学阶段读过一篇英文，题目曰《机会》，大意是说，人们总是羡慕他人机会好，自己碰不到好机会，实则每个人的面前都曾出现过好多机会，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如有能力，就把握得住机会；如无能力，只能让机会在眼前滑过。这是很有道理的，我深有感触。因此我认为，年轻的朋友如想在学术上一显身手，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该提高能力，扎扎实实地干，那么好多机会都将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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