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显
网上有人有一个问题：“如果美国打完伊朗之后，和中国打起来，香港人还要不要上班？”
这个问题，我可以很肯定地给答案：要。
犹太公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也即是写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那位仁兄，最好看的一本书是他早期作品《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其中有讲到当年在八十年代的黎巴嫩，炮火连天，但人们仍然是在正常上班，工作，娱乐，所有日常生活照旧，最多是觉得这条路今天相对比较危险，改走第二条路，如此而已。
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只要你无法离开，人们始终要生活，也始终要有经济生产，因此，当习惯了之后，也会如常生活，就是炸弹一边在炸，人们也是一边的上班，最多是空袭警报时，走进防空洞、地铁站，或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
对于安全地方，念中学时，有一个叫“大猫”的中文老师，嗯，只记得花名，正名忘记了。他以前当过兵，打日本人，据他说，当炸弹炸过了某一地方，再炸的机会很低，所以他们会立即躲到那个被炸了的地方。
原来西方的军人也有这想法，因此被炸过的洞就叫“better ‘ole”，即“比较好的洞”。上水有一间老牌餐厅，深圳向西村最有名的蒲点，都叫这名字，中文名是“毕打奥”。
数学上，炸过的和未炸过的地方，被炸率应是一样。但实际上，机师不会在同一地方炸两次，以免浪费弹药，因此被炸过的地方真的比较安全，除非机师用上了相反理论。
在中国，中日战争时，老师照教书，学生照上学，西南联大甚至教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张爱玲在《烬馀录》有一段更精采的描写：“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
这就像2019年的黑暴期间，外国人认为我们水深火热，实则只要不是积极参与的当事群众，也不是抗暴的警察，不经过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这些“战场”，日常市民也是照样上班下班，不受影响。说到今天的以色列，有报道说伊朗的导弹摧毁了不少建筑物，但也有视频显示它的人民日常玩乐的快活情况，两者查实并无互相矛盾，可以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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