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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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同盟国共同参与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在东京开庭，史称“东京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浩瀚的国际大审判。
在这场惩处战争元凶、为侵略战争定性的历史大决战中，中国代表团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以向哲濬、倪征燠、裘劭恒、高文彬等为代表的前后共13人组成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在资源匮乏、强敌环伺的境况中，以坚定信念筑起证据长城，为死难同胞讨回公道。
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方圆》记者循着历史的脉络去往上海、江苏南京，聆听东京审判亲历者后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专家学者的讲述。当尘封的史料再次被翻开，那段“昕夕从公，未敢懈怠”的殊死之战，依然激荡着跨越时空的回响——它不仅是一场法律的较量，更是一代中国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树立的不屈丰碑。
2026年清明节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人流如织，气氛庄严而肃穆。（张哲 摄）
中国检察官团队的艰难启航
1946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根据盟军总司令的要求，各盟国需推选检察官与法官出席审判。彼时的中国，历经14年抗战，山河破碎，百废待兴。受命赴日的中国代表团规模之小，令人扼腕——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仅17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70余人，美国代表团百余人，而由日籍和美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更是高达130人。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右五）团队。（此照片展览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张哲 翻拍）
1946年4月29日，是国际检察局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的日子。东京审判实行“首席—陪席检察官”制度，美国检察官季南任首席，向哲濬是陪席检察官。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
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理所当然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向哲濬晚年曾回忆道，起诉书列举了五十五项罪状，其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就有四十四条之多。大量人证、物证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据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介绍，与其他团队相比，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正如向哲濬在电报中所言“人少事繁”。一方面，庭审大量案件涉及中国，而在战火初平的中国搜集和制作符合法庭要求的书面证据存在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开庭前和开庭初期是检察官团队工作最为吃重的时候，但最初只有向哲濬和秘书裘劭恒两人。向哲濬不得不回国“招兵买马”，随着高文彬、刘子健等人的加入，情况有所好转。1947年，倪征燠等检察顾问4人组也加入，在被告人个人辩护的反诘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
团队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罪行的起始时间如何界定。有人主张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算起，向哲濬等人据理力争，主张将罪行的起始时间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15国共同签署的《非战公约》作为重要法理依据，将起诉起始时间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这一关键定性，不仅为中国漫长的抗战史正了名，更为整个东京审判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
另一个挑战则是确定甲级战犯名单。1946年2月7日，向哲濬抵达东京当天，便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其中，土肥原贤二的主要罪行是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其曾因证据不足而未被列成被告人。正是由于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努力和坚持，才把对这个特务头子及日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控诉争取到由中国检察官负责。
在废墟与暗室中打捞血泪记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席位。（此照片展览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张哲 翻拍）
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极度依赖证据与法庭交叉质证，中国检察官团队明白，唯有将确凿的证据呈上法庭，才能让战犯服法；唯有经得起对方律师的反复质证，才能让历史不容篡改。
“中国在14年抗战期间，受害最深，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投降前后严令销毁侵华证据，中国老百姓也缺少保留证据的意识和条件。加之时间匆促，寻找和举证非常艰难。”向哲濬之子向隆万说，“父亲通过国内各部门及驻外使领馆的协助调查，以及到日本档案馆和战时媒体中寻找蛛丝马迹，最终搜集到大量证据，使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难逃法网。”
尽管在1944年成立的“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积累了海量侵华日军在华战争罪行证据材料，但多不符合英美法庭的质证格式与证据链要求。国际检察局不得不专门来华进行补充调查，而中国检察官团队则承担了繁重的翻译、整理、格式转化与逻辑重构工作。
周锡卿是中国检察官翻译，在东京的宿舍里几乎足不出户，日夜伏案，成功挖掘出日本军部严禁士兵回国后谈论在华暴行的密令，并在法庭上公之于众，有力戳穿了辩方律师“日军纪律严明、未犯暴行”的谎言。
赵玉蕙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国际检察局十分重视的重大战争暴行。1946年3月至6月，根据季南的建议和向哲濬的派遣，裘劭恒与美国助理检察官两次回中国寻找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从上万份大屠杀材料中挑选了100多份书面证据，并带着幸存者伍长德、尚德义以及马吉、贝德斯等10多位中外证人前往东京。为指证南京大屠杀，裘劭恒还实地走访了约20名幸存者，查阅了上万份控诉材料。
检察官翻译兼秘书高文彬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室中日夜翻找，终于在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中发现了一份剪报，标题为《百人斩杀人竞赛》，上面赫然刊登着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砍杀中国平民数量进行“竞赛”的照片。
“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中国人，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两人处决。”这份至关重要的证据被火速发回国内，直接成为后来国民政府南京审判战犯法庭的核心铁证。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这两名元凶在日本隐姓埋名多年后，最终被押解至南京雨花台刑场伏法。
更具突破性的是，团队寻获了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使馆在电报中客观记录了日军侵占南京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恶行。这份来自“第三方”的材料，形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彻底驳斥了日方“证据不足”的狡辩。
舌战法庭，寸步不让
证据的搜集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跨国辩护律师团的“围剿”下完成举证、陈词与讯问，是对检察官实战能力的终极考验。根据庭审记录，中国检察官团队有5名成员在法庭上发言。其中，向哲濬有20次讲话，倪征燠有16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306页和626页之多。
1946年5月14日，日本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日本战犯作无罪辩护，声称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
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首次发言。辩护律师乔治·山冈主张日本未曾对华宣战，声称“侵略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都不属于战争”。向哲濬用事实予以反驳。（此照片展览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张哲 翻拍）
向哲濬当即举证反驳：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百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七七事变”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让无数无辜平民死于非命。向哲濬用铿锵有力的语气反问：“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什么是战争？”
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曾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却被向哲濬、倪征燠、桂裕等在3天时间里诘问近500次，其颠倒是非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中国检察官团队在法庭上和被告人律师唇枪舌剑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拼刺刀。”向隆万说。
秘书裘劭恒亦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起初，末代皇帝溥仪作为战犯被羁押，充满戒备，生怕被“审判”。裘劭恒多次耐心宽慰他：“来东京是让你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溥仪最终同意出庭。
1946年8月16日，溥仪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溥仪的证词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人证。这一事件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极大地强化了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实施殖民侵略与经济掠夺的罪证链条。
为同胞讨回公道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读最终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另有1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中国代表团以最严谨的法理、最翔实的证据、最坚定的信念，在人类司法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印记。
裘劭恒曾感慨，他的使命就是为同胞讨回公道。“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句话道出了那一代法律人最深的遗憾，也提醒着后世——法律的胜利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建立在国家实力与民族尊严的基石之上。
“东京审判证据经严格筛选，辩论充分，量刑更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铁案如山。翻案，是妄想！”向隆万说，“倪征燠先生曾将东京审判形容为一场‘殊死之战’。父亲也曾说过，他们检察官团队‘昕夕从公，未敢懈怠’。这些参与东京审判的前辈，家国情怀是融在血液里的。正是这份信念，支撑着他们在东京竭尽全力，不负使命。”
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春风中重温这段历史，东京审判的现实意义依然深刻。它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需要有人去捍卫，国际的公道需要实力去支撑。中国检察官团队在力量悬殊对比下展现出的专业素养、不屈意志与家国情怀，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那些在暗室里翻找证据的身影，那些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的声音，都在提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唯有国强，方能民安；唯有不忘来路，才能走向更辽阔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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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杂志原标题：《征战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
编辑丨黄莎 肖玲燕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刘亚
视频拍摄、视频制作丨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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