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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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医院的消毒水味儿钻进鼻子里,混着一种说不清的、带着铁锈气的味道。我躺在病床上,右腿打着厚厚的石膏,被吊在半空。胸口缠着绷带,每一次呼吸都像有钝刀子在里面慢慢刮。

这是第十四天。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四月底的北京,本该是杨絮飘飞的季节,可今天灰蒙蒙的,像一块用了太久没洗的抹布。我盯着天花板角落的一小块水渍,看久了,它就像一张模糊的人脸。

病房里另外两张床都空着。护士小刘早上来换药时说过,靠门那张床的老太太昨天出院了,中间床位的女人转去了康复科。现在这间三人病房,只剩我一个。

“周姐,该量血压了。”小刘推着护理车进来,声音轻轻的。她是个圆脸姑娘,眼睛很大,戴着浅蓝色的护士帽。

我“嗯”了一声,把左臂伸出来。冰凉的袖带缠上手臂,慢慢收紧。

小刘盯着血压计的水银柱,睫毛眨了几下。“134/90,还是有点高。”她记录在表格上,转头看我,“您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好。”我说。

其实一点都不好。止痛药的劲儿过了,腿上的疼痛一阵阵往上涌,像有无数根针在骨头缝里扎。胸口的伤更难受,每次想深呼吸,都只敢吸半口就停住。

“您先生……今天会来吗?”小刘问得很小心,眼神飘向床头柜。

那上面摆着一个保温桶,是我妈三天前送来的鸡汤,已经馊了,我让护工倒掉了。还有一个果篮,表皮皱巴巴的苹果和橘子,是单位工会派人来看我时买的。没有鲜花,没有卡片,没有丈夫高文斌留下的任何东西。

“可能吧。”我说。

小刘抿了抿嘴,没再说话。她整理输液管时,动作特别轻,像是怕弄疼我,又像是别的什么。

走廊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我的心跳快了一拍,侧耳去听。那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接着又继续往前走了,去了隔壁病房。

“我帮您把床摇起来一点?”小刘问。

“不用,就这样躺着挺好。”

其实躺着也很难受。背和腰都僵了,可我不想动。小刘推着车出去了,关门时,门轴发出“吱呀”一声长响,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刺耳。

我盯着手机。黑色的屏幕像一块冰冷的墓碑。

十四天前,我和高文斌大吵一架。其实都算不上吵架,是我一个人在说,他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偶尔“嗯”一声,头都不抬。那天是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我做了四菜一汤,在餐厅等到晚上九点半,他才回来,满身酒气。

“公司应酬。”他说,然后就往浴室走。

我拦住他:“高文斌,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知道。”他绕过我,“累了,先洗澡。”

“知道你还这么晚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

他终于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不耐烦。“周晓云,你别闹行不行?我工作一天很累了。”

“我闹?”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七年了,每次重要日子你都有事。去年我生日你在出差,前年春节你说要值班,今年……”

“今年怎么了?”他打断我,“我不工作,房贷车贷谁还?孩子学费谁出?你能不能现实点?”

“现实?”我笑了,眼泪却掉下来,“是,我不现实。我不该指望你记得结婚纪念日,不该指望你陪我吃顿饭,不该指望你……”

“行了!”他提高声音,“有完没完?”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个人很陌生。我们恋爱三年,结婚七年,十年时间,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他眼里的温柔什么时候变成不耐烦的?他牵我的手什么时候变成甩开手的?

“高文斌,”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害怕,“你要是觉得这个家是负担,我们可以离婚。”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那种很冷的笑。“周晓云,你就会这一句是吧?动不动就提离婚,有意思吗?”

“我不是开玩笑。”

“行,行。”他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一根,“你想离就离,我奉陪。”

那天晚上,他睡在客厅沙发。第二天一早,我出门上班时,他已经走了。接下来三天,我们没说过一句话。第四天早上,我开车去公司的路上,在四环辅路被一辆变道的货车剐蹭,车子失控撞上护栏。

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右腿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三根肋骨骨裂,肺挫伤,中度脑震荡。医生说我命大,安全气囊弹出来了,不然可能就没了。

我妈从老家赶过来,守了我三天。单位领导同事来了一拨。邻居王阿姨送来了粥。所有人都来了,除了高文斌。

我妈气得浑身发抖,给他打电话,前两次没人接,第三次直接被挂断了。老太太红着眼睛骂:“这个没良心的!自己老婆在医院躺着,他连个面都不露!”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一滴往下落,没说话。

第七天,我妈要回去照顾我爸,我爸有高血压,离不开人。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晓云,等文斌来了,你好好跟他说,别赌气。夫妻没有隔夜仇……”

“妈,”我打断她,“他没来。”

“会来的,可能工作太忙……”

“十四天了,妈。”我看着窗外,“十四天,够他从地球走到月球了。”

我妈叹气,抹了抹眼角,走了。

病房又恢复了安静。不,不是安静,是死寂。只有监护仪偶尔发出的“滴滴”声,还有走廊里偶尔传来的推车声、脚步声、说话声。

我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找到“高文斌”,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很久,又锁了屏。

凭什么要我打给他?躺在医院的是我,差点没命的是我。就算吵架了,就算冷战了,十四天,他就不能先低个头?

胸口突然一阵剧痛,我捂住那里,大口喘气。护士站的铃声被我碰响了,小刘跑进来。

“周姐!怎么了?”

“疼……”我挤出一个字。

小刘连忙检查监护仪,又按了呼叫铃。医生很快来了,问了几句,让护士加了一针止痛剂。

药效上来后,疼痛慢慢褪去,像退潮一样,留下疲惫的沙滩。我闭上眼睛,听见医生跟小刘在门口低声说话。

“……家属还没联系上?”

“嗯,电话一直不通。”

“这都多少天了?手术方案需要家属签字,再拖下去……”

后面的话听不清了。我睁开眼,看着窗外。天更阴了,可能要下雨。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转过头,看向床头柜。屏幕亮着,显示一条微信消息。发信人:高文斌。

只有三个字:“在哪儿?”

我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锁屏,把手机反扣在床头柜上。屏幕的光暗下去,病房重新陷入灰蒙蒙的光线里。

一滴雨打在窗户上,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很快,整个窗户都被雨水模糊了。

第二章

雨下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天还是阴的,但雨停了。窗玻璃上留着水痕,一道一道的,像哭花的妆。

护工张阿姨七点准时进来,帮我擦脸、翻身、拍背。她五十多岁,四川人,干活麻利,话不多。擦到我手臂时,她顿了顿:“周老师,您这淤青还没散呢。”

我抬起左臂看,手肘内侧确实有一大片青紫色,是输液时跑针留下的。皮肤薄的地方,能看见细小的血管,像地图上的河流。

“没事。”我说。

张阿姨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继续干活。

八点半,医生查房。主治医师姓陈,四十多岁,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很温和。他检查了我的腿和胸口,又看了监护仪上的数据。

“疼得厉害吗?”他问。

“能忍。”我说。

陈医生在病历上写着什么,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女士,关于手术的事,我们还需要和您先生再沟通一下。您确定联系不上他吗?”

“他昨天发微信了。”我说。

陈医生抬起头:“那他能来医院吗?有些文件必须家属签字。”

“我问他。”

陈医生点点头,又嘱咐了几句注意事项,带着一群白大褂出去了。病房里留下消毒水的气味,还有他们身上淡淡的、属于医院的那种味道。

我拿起手机,盯着高文斌昨天发的那条“在哪儿”,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打字回复:“市一院,住院部七楼,骨科709。”

发送。

等回复的时间,每一秒都被拉得很长。我盯着屏幕,看着那条消息变成“已读”,然后……没有然后。没有回复,没有“马上到”,没有“情况怎么样”,什么都没有。

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深井,连个回响都没有。

九点多,护士来换药。小刘揭开我胸口的纱布时,我倒吸一口凉气。

“忍一下,周姐,马上好。”小刘动作很快,清创、上药、包扎,一气呵成。但疼痛还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伤口恢复得不太好,”小刘低声说,“有点感染迹象。陈医生说了,得尽快手术,不然以后容易留下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阴雨天可能会疼,而且……”她顿了顿,“肺部的伤如果不处理好,以后呼吸功能可能会受影响。”

我点点头,没说话。

换完药,小刘没马上走,她站在床边,手指绞着护士服的衣角。“周姐,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前两天,有个女人打电话到护士站,问您的情况。”小刘声音压得很低,“她说她是您先生的同事,帮忙问问。我问她姓名,她说姓赵。”

我的心往下沉了沉:“然后呢?”

“我就简单说了您的情况,骨折,需要手术。她说知道了,会转告您先生。”小刘咬着嘴唇,“可是……可是后来我又仔细想,那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不像普通同事。而且她问得很详细,用药情况、手术安排、谁来照顾您,都问了。”

病房里很安静,能听见走廊里推车轱辘滚动的声音。

“你告诉她了?”我问。

“我说了基本情况,但手术的具体方案我没说,那个得家属签字才能定。”小刘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担忧,“周姐,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您先生一直没来,却有个姓赵的女人来打听。要不要……问问您先生?”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但脸是僵的。“不用。”

小刘走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那里,今天看,它不像人脸了,像一张咧开的嘴,在嘲笑。

十点半,手机响了。不是高文斌,是我妈。

“晓云啊,文斌去了吗?”

“还没。”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给他打过电话,关机。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工作再忙,也不能……”

“妈,”我打断她,“我有点累,想睡会儿。”

“……好,好,你休息。妈晚点再打给你。”

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壁纸是我和女儿的合照,去年夏天在北海公园拍的。女儿高雨涵今年五岁,现在放在我爸妈那里。出事之后,我没敢告诉她实情,只说妈妈出差了,要很久才回来。

雨涵在电话里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我说:“很快,很快。”

很快是多快?我自己也不知道。

午饭时间,护工张阿姨端来医院食堂的饭菜:米饭,炒白菜,几片冬瓜,一块蒸鸡胸肉。我看着那盘东西,一点胃口都没有。

“多少吃点儿,周老师。”张阿姨把勺子递给我,“您这身子,不吃东西可不行。”

我接过勺子,勉强吃了几口。米饭很硬,白菜寡淡,鸡胸肉柴得像木头。吃第三口时,一阵恶心涌上来,我捂住嘴,干呕了几下。

“哎哟,这是怎么了?”张阿姨赶紧拿垃圾桶。

我摆摆手,推开餐盘。“不吃了,收走吧。”

张阿姨叹着气收拾东西,出门时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和我妈看我时一模一样——心疼,又无可奈何。

下午两点,阳光突然从云层里漏出来一点,斜斜地照进病房,在地板上投出一块光斑。我盯着那光斑看,看灰尘在里面飞舞,像极了小时候在老家阁楼上看到的景象。

那时我十岁,因为爬树摔断了胳膊,在医院住了一周。我爸每天下班都来,给我带小人书,削苹果,讲故事。我妈守夜,趴在床边睡觉,我稍微一动她就醒。

而现在,我三十五岁,躺在医院的第十四天,丈夫不知所踪。

光斑慢慢移动,从地板爬到墙壁,又慢慢消失。太阳又被云层吞没了。

三点十分,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很重,很急,在安静的住院部显得格外突兀。脚步声在门口停下。

门被推开了。

高文斌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喘着气,像是跑上来的。他穿着那件我去年给他买的灰色夹克,头发有点乱,下巴上有青色的胡茬。他看起来……很疲惫,眼下一片乌青。

我们隔着十米的距离对视。十四天没见,他好像瘦了点,也老了一点。

“晓云。”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有点哑。

我没应声,只是看着他。

他走进来,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路上堵车,来晚了。”他说,目光落在我打着石膏的腿上,停顿了一下,“……怎么样?”

“死不了。”我说。

他皱了皱眉,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怎么不早告诉我?”他问。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最疼的地方。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我给你打过电话,发过微信。高文斌,你要不要看看通话记录?”

他掏出手机,解锁,翻了几下,眉头越皱越紧。“没有啊,我没接到你的电话。微信……微信我也没看到。”

“是吗?”我声音很轻,“那你看看,十四天前,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从下午六点打到晚上十一点。车祸是第二天早上发生的,那时候,我已经躺在急救车上了。”

他翻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动,越来越快。“不可能……我真的没看到。我手机那几天有点问题,老是自动关机,可能漏接了……”

“漏接?”我打断他,“高文斌,十四天,336个小时。你就是爬,也该爬到医院了吧?”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东西在闪,是愤怒,还是别的什么?“周晓云,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我不是来了吗?公司最近在搞一个大项目,我忙得脚不沾地,今天还是请假出来的……”

“请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所以来看我,是需要‘请假’的事情?是需要从你百忙之中‘抽空’的事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提高声音,“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我工作不是为了这个家吗?你现在躺在医院,医药费、后续康复,哪样不要钱?我不工作,这些钱从哪里来?”

又是这套说辞。每次都是这套说辞。工作,赚钱,养家。好像这个家只是他一个人在支撑,我每天上班、接送孩子、做饭洗衣,都是闲得无聊打发时间。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胸口一阵刺痛。“你走吧。”

“什么?”

“你走吧,”我重复一遍,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不想看见你。”

“周晓云!”

“走!”

病房里死一般寂静。高文斌盯着我,胸口起伏。我也看着他,不躲不闪。我们像两只困兽,在狭小的空间里对峙。

就在这时,门又被推开了。

陈医生拿着病历夹走进来,看见高文斌,愣了一下。“您是……周女士的家属?”

高文斌站起来:“我是她丈夫。”

“哦,您好。”陈医生伸出手,和高文斌握了握,“正好,我正要找您。关于周女士的手术方案,需要您签字。”

“手术?”高文斌转头看我,“什么手术?很严重吗?”

陈医生翻开病历:“右腿胫腓骨粉碎性骨折,需要做内固定手术。另外,胸腔积液也需要处理。本来应该尽快手术的,但一直联系不上您……”

“手术有风险吗?”高文斌问。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但这个手术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例,成功率很高。”陈医生说,“主要是术后康复需要时间,大概三个月左右不能下地,完全恢复可能要半年。”

高文斌的眉头又皱起来:“半年?这么久?”

“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是这么严重的骨折。”陈医生推了推眼镜,“高先生,您看什么时候方便签字?我们好安排手术时间。”

“我……我需要考虑一下。”高文斌说。

“考虑?”陈医生的表情严肃起来,“高先生,这不是可以考虑的事情。周女士的情况不能再拖了,感染指标一直在升高,再拖下去,手术难度会更大,恢复也会更慢。”

“可这么大的事,我总得……”

“高文斌。”我开口,声音很平静,“你签不签?”

他看向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你要是不签,我自己签。”我说,“反正躺在这里的是我,疼的是我,以后留下后遗症的也是我。你签不签,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你说什么胡话!”他提高了声音,“我是你丈夫,我怎么会不签?我只是……我只是需要时间想一想!”

“想什么?”我看着他的眼睛,“想手术要花多少钱?想我要在家休养半年,没人给你做饭洗衣?想这半年你得自己接送孩子?”

“周晓云!你非要这么想我吗?”

“那你要我怎么想你?”我反问,“十四天,高文斌。我躺在医院十四天,你连个电话都没有。今天来了,第一句话是‘怎么不早告诉我’,第二句话是‘手术有风险吗’,第三句话是‘我需要考虑一下’。你还想让我怎么想你?”

陈医生站在一旁,有些尴尬。他清了清嗓子:“那个……高先生,周女士,你们好好商量。手术确实不能拖了,最好明天就做。我先去查房,等会儿再过来。”

他走了,轻轻带上门。

病房里又剩下我们两个人。高文斌站在原地,盯着地板,不说话。我看着他,看着他紧握的拳头,看着他绷紧的下颌线,突然觉得很累,累到连呼吸都费力。

“你走吧。”我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很轻,“我真的……不想看见你。”

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晓云,我……”

“走。”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停住了。“医药费的事你别担心,我会想办法。”

我没应声。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直到完全消失。

我盯着天花板,盯着那块水渍,突然笑了。笑出了眼泪,笑到胸口剧痛,笑到浑身发抖。

窗外的天,又阴了下来。

第三章

高文斌走后,病房里安静得可怕。

我盯着天花板,眼泪顺着眼角流进头发里,冰凉冰凉的。我没去擦,任由它流。哭什么呢?其实也不知道。是疼?是委屈?还是绝望?可能都有,也可能都不是。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好像塌了一块。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很轻,停在门口。门被推开一条缝,小刘探进头来。

“周姐?”她小声问。

“进来吧。”我说,声音是哑的。

小刘走进来,手里端着药盘。“该吃药了。”她把药片和水杯放在床头柜上,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塑料袋——高文斌留下的那个。

塑料袋是半透明的,能看见里面装着香蕉、苹果,还有一盒牛奶。

“您先生……走了?”小刘问。

“嗯。”

小刘咬了咬嘴唇,欲言又止。她帮我把床摇起来一点,递过水杯和药。我吞下药片,喉咙发干,咽得很费力。

“周姐,”小刘突然说,“刚才您先生来的时候,我在护士站看见他了。”

我抬起眼睛。

“他……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小刘声音更低了,“楼下有个女人在等他。穿着米色风衣,长头发,开一辆白色轿车。您先生下楼后,她就从车里出来,两个人站在车边说话,说了好一会儿。”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什么样的女人?”

“挺年轻的,看起来三十出头。身材很好,打扮得……很时髦。”小刘绞着手指,“对不起周姐,我不该多嘴的。但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谢谢你,小刘。”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小刘又看了我一眼,端着药盘走了。关门的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

我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开高文斌的头像。他的朋友圈,三天前更新了一条动态,是一张夜景照片,配文:“加班到这个点,城市的夜晚真美。”

定位显示是在国贸。照片的角落,玻璃反光里,有一个模糊的人影,长头发,米色风衣。

我放大照片,仔细看。人影很模糊,看不清脸,但能看出是个女人,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放下手机,我盯着那个塑料袋。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它拿过来。苹果是红富士,香蕉已经有点黑斑了,牛奶是常温的,不是我常喝的牌子。

我把塑料袋扔进床边的垃圾桶。苹果滚出来,在地上转了两圈,停在墙角。

窗外的天完全黑了。雨又开始下,淅淅沥沥的,敲在玻璃上。病房里的灯是惨白的,照得一切都冰冷冰冷。

晚上八点,手机响了。这次是高文斌。

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等它响了七八声,才接起来。

“喂。”我说。

“晓云,”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手术的事,我想好了。明天我来签字,你好好做手术,别的别多想。”

“那个女的是谁?”我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什么女的?”

“楼下等你的那个。穿米色风衣,开白色轿车。”

更长的沉默。我能听见他呼吸的声音,有点重,有点急。

“是同事,”他终于开口,“赵琳,我们部门的。她知道你住院了,顺路送我过来。”

“顺路?”我笑了,“从国贸顺路到市一院?高文斌,国贸在朝阳,这里在海淀。这路顺得可真够远的。”

“周晓云,你什么意思?”他的声音冷下来,“你怀疑我?”

“我不该怀疑吗?”我问,“十四天不接电话,不回微信,今天来了,楼下有女人等。高文斌,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想?”

“我说了是同事!你能不能别这么疑神疑鬼?我跟赵琳就是普通同事,她看我最近状态不好,关心一下,怎么了?”

“状态不好?”我捕捉到这个词,“你状态为什么不好?因为我跟你吵架?因为我提离婚?还是因为别的?”

“你!”

“高文斌,”我打断他,“我们结婚七年,我从来没查过你手机,没问过你晚上跟谁吃饭,没管过你工资花在哪里。不是因为我相信你,是因为我觉得,夫妻之间,应该有点基本的信任和尊重。”

我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气,胸口疼得厉害。

“但现在,我不确定了。十四天,你一个电话都没有。今天来了,不到半小时就走,楼下还有女人等着。你让我怎么想?”

“所以你就认定我出轨了?”他问,声音里带着嘲讽,“周晓云,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

我没说话。

“行,”他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明天我会来签字,手术你安心做。其他的,等你出院再说。”

他挂了电话。

忙音响起来,嘟嘟嘟的,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刺耳。我拿着手机,听着那声音,听了很久,直到自动挂断。

屏幕暗下去,映出我的脸。苍白,浮肿,眼下乌青,头发乱糟糟的。像个女鬼。

我放下手机,躺平,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在灯光下,又像一张人脸了。这次我看清了,那是一张哭泣的脸。

半夜,我被疼醒了。

腿上的疼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一波比一波强。胸口也闷得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我按了呼叫铃,手指抖得厉害。

小刘很快跑进来,看见我的样子,吓了一跳:“周姐!您怎么了?”

“疼……”我挤出一个字。

小刘连忙检查监护仪,又叫了值班医生。医生来看后,又加了一针止痛剂。

药效慢慢上来,疼痛渐渐退去。但冷汗已经把病号服浸透了,黏糊糊地贴在身上。小刘帮我换了衣服,用热毛巾给我擦了脸和手。

“周姐,您得放宽心。”她一边擦一边说,“您这伤,最忌情绪激动。心情不好,恢复就慢。”

“嗯。”我应了一声。

“您先生……明天会来签字吧?”

“会吧。”

小刘没再说话,只是动作更轻了。擦完,她给我掖了掖被角:“睡吧,我就在护士站,有事按铃。”

她走了,关了灯,只留了墙角一盏夜灯。昏暗的光线里,一切都很模糊。我睁着眼睛,睡不着。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高文斌冷漠的脸,一会儿是那个模糊的女人身影,一会儿是女儿雨涵笑着叫妈妈。各种画面交织在一起,像一部混乱的电影。

我想起七年前,我们结婚那天。他穿着西装,紧张得手都在抖。司仪让他说誓言,他憋了半天,说:“周晓云,我会对你好一辈子。”

一辈子。多长的词。

又想起五年前,雨涵出生。他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儿,眼睛红红的,说:“老婆,辛苦了。”

那时他是真的心疼我吧。

是从什么时候变的呢?是他升职之后?还是我生完孩子,身材走样,整天围着孩子转,没时间打扮自己之后?

记不清了。日子一天天过,像水一样流走。等你发现水变浑了,已经晚了。

天快亮时,我才迷迷糊糊睡着。做了个梦,梦见我在一片大雾里走,怎么走也走不出去。远处有个人影,像是高文斌,我追上去,拍他肩膀,他回过头——没有脸。

我惊醒了,一身冷汗。

窗外的天是灰蓝色的,凌晨五点半。雨停了,但天还没晴,阴沉沉的,像随时会再下。

我躺在病床上,等着天亮,等着高文斌来,等着手术,等着未知的一切。

七点,护工张阿姨来了。她看见我苍白的脸,吓了一跳:“周老师,您没睡好?”

“没事。”我说。

她摇摇头,帮我洗漱,又端来早饭。我还是没胃口,勉强喝了半碗粥。

八点,医生查房。陈医生看了看我的情况,眉头皱得很紧。

“周女士,您今天状态不太好。手术前要保持情绪稳定,您这样……会增加手术风险。”

“我先生今天会来签字。”我说。

陈医生点点头:“那好。手术安排在下午两点,您中午别吃饭,水也少喝。”

“好。”

陈医生走了。病房里又安静下来。我盯着手机,盯着时钟,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走。

九点。十点。十一点。

高文斌没有来。

十一点半,我给他发了条微信:“你什么时候来?”

没回。

十二点,我又发:“下午两点手术。”

还是没回。

十二点半,我打了过去。响了七八声,接通了,但接电话的不是高文斌。

是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很好听:“喂,您好。”

我握着手机,手指冰凉。“我找高文斌。”

“文斌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您是哪位?我让他一会儿给您回过去。”

“我是他妻子。”我一字一句地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哦,是周姐啊。文斌跟我说了,您在医院是吧?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走不开。手术签字的事,可能要晚点……”

“你是谁?”我问。

“我是赵琳,文斌的同事。”她的声音依然好听,甚至带着笑意,“周姐您别担心,手术肯定会做的。等开完会,文斌就过去。”

“让他接电话。”我说。

“他现在真的不方便……”

“让他接电话!”我提高声音。

电话那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是高文斌的声音,压得很低:“晓云,我在开会。晚点过去,你先准备手术,我签字晚一点没关系……”

“高文斌,”我打断他,“下午两点手术,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你是打算让我自己签,还是让医生等?”

“我真的走不开!这个会特别重要,关系到我们部门下半年的……”

“行。”我说,“你不用来了。”

我挂了电话。

手在抖,全身都在抖。我盯着手机,盯着那串熟悉的号码,突然觉得恶心,想吐。

病房门被推开,小刘走进来:“周姐,该做术前准备了。您先生来了吗?”

“他不来了。”我说。

“什么?”小刘愣住了。

“他不来了。”我重复一遍,声音平静得可怕,“我自己签。”

“可是……”小刘张了张嘴,“手术同意书必须直系亲属签字,您自己签不行……”

“那就让他来签。”我说,“或者,让他永远别来了。”

小刘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情绪——是同情?是怜悯?还是别的什么?她没说话,默默退了出去。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那里,今天看,它不像人脸了,像一张咧开的嘴,在大笑。

笑得真难看。

第四章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

手术室的推床已经等在病房门口,两个护工站在床边,准备把我挪上去。陈医生拿着文件夹,脸色凝重。

“周女士,您先生……”

“他不会来了。”我说。

陈医生推了推眼镜:“那手术……”

“我做。”我看着他,“陈医生,我今年三十五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可以为自己签字,后果自负。”

“这不符合规定……”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打断他,“我的情况您清楚,再拖下去,这条腿可能就保不住了。您忍心看着我变成瘸子吗?”

陈医生沉默了。他看着手里的病历,又看看我,最后叹了口气:“我需要请示一下主任。”

他出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两个护工。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护工小声说:“姑娘,你别逞强。这么大事,还是等等你先生吧。”

“等不到了。”我说。

等不到了。十四天都等不到,还指望这最后十五分钟?

一点五十分,陈医生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是科室主任。

主任走到床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监护仪上的数据。

“周女士,你确定要自己签字?”

“确定。”

“手术有风险,虽然成功率很高,但万一……”

“万一有意外,我自己负责。”我说,“我有父母,有女儿,他们会处理我的后事。至于我先生……”我顿了顿,“他已经在处理别的事了。”

主任和陈医生对视一眼。最终,主任点了点头。

陈医生把手术同意书递过来,指出需要签字的地方。我接过笔,手指有点抖,但签下去的时候,很稳。

周晓云。三个字,写得工工整整。

“推进去吧。”主任说。

护工们把我挪到推床上,盖上被子。推床的轮子滚动起来,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盯着天花板,看着日光灯一盏盏从头顶滑过。

走廊很长,很白,两边的墙壁白得刺眼。有护士匆匆走过,有病人家属坐在长椅上发呆,有清洁工在拖地,消毒水的气味浓郁得让人窒息。

电梯门开了,推床进去。电梯下行,失重感让胃里一阵翻腾。我看着电梯顶部的镜子,里面映出一张苍白的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像我,又不像我。

电梯门又开了,手术室在负一层。推床被推进一道又一道门,最后停在一扇厚重的自动门前。门上亮着红灯,写着“手术中”。

“家属止步。”一个护士说。

其实没有家属。推床周围,只有医生和护士。

门开了,推床被推进去。里面很冷,空调开得很足。无影灯还没打开,但已经能感觉到那种冰冷的、金属的气味。

我被挪到手术台上。手术台很窄,很硬,很冷。护士给我盖上一张绿色的无菌单,只露出要做手术的部位。

麻醉师走过来,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医生。他看了看我,问:“叫什么名字?”

“周晓云。”

“年龄?”

“三十五。”

“做什么手术?”

“右腿胫腓骨内固定,胸腔闭式引流。”

麻醉师点点头,拿起麻醉同意书:“局部麻醉,过程中你是清醒的,但不会疼。如果有什么不适,随时告诉我。”

“好。”

他在我手上扎针,挂上麻醉药。冰凉的液体顺着血管流进去,手臂一阵发麻。然后,他在我腿上和胸口消毒,碘伏的味道弥漫开来。

“要开始了。”他说。

我闭上眼睛。

无影灯打开了,即使闭着眼,也能感觉到刺眼的白光。手术刀划开皮肤的声音很轻,但我能感觉到。不疼,但能感觉到有东西在动我的骨头,一下,又一下。

“电钻。”陈医生的声音。

嗡嗡的声音响起,像装修队施工。那是钻头在骨头上打孔,为钢板和螺钉做准备。我感觉不到疼,但能感觉到震动,从骨头传到全身。

“钢板。”陈医生说。

金属碰撞的声音,叮当作响。一块钢板被放进我的腿里,固定在骨头上。然后是螺钉,一颗,两颗,三颗……

“引流管。”

一根管子插进胸腔,把里面的积液引出来。我听见液体流动的声音,汩汩的,像泉水。

手术在继续。我闭着眼睛,听着各种声音:器械碰撞的声音,医生简短交流的声音,监护仪滴滴的声音。时间变得很慢,每一秒都被拉得很长。

我想起很多事。想起第一次见高文斌,是在朋友的婚礼上。他是伴郎,我是伴娘。他穿西装的样子很好看,笑起来有酒窝。他问我要电话,我给了他,他打过来,说:“周晓云,你名字真好听。”

想起我们第一次约会,在颐和园。那天也下雨,我们撑一把伞,他大半边身子都湿了。他说:“晓云,以后下雨天,我都给你撑伞。”

想起他求婚,在我生日那天。他租了个小游艇,在昆玉河上。烟花亮起的时候,他单膝跪地,举着戒指,手在抖。他说:“嫁给我,好不好?”

我说好。

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头发里。麻醉师看见了,问:“疼吗?”

“不疼。”我说。

真的不疼。身体不疼,但心里疼,疼得喘不过气。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当陈医生说“好了,缝合”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一直在咬着自己的嘴唇,嘴里全是血腥味。

缝合针在皮肤上穿行,一针,又一针。线被拉紧,打结,剪断。

“可以了。”陈医生说。

无影灯关了。我被挪回推床,推出手术室。门外空荡荡的,没有人在等。没有高文斌,没有父母,没有朋友。

推床在走廊里行进,轮子咕噜咕噜响。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日光灯一盏盏滑过,像时间的刻度。

回到病房,护工把我挪回病床。麻药还没过,腿和胸口都没有知觉,但我知道,等麻药过了,会疼,会很疼。

小刘走进来,给我挂上止痛泵。她看着我,眼神复杂。

“周姐,手术很成功。”她说。

“嗯。”我应了一声。

“您先生……还没来。”

“嗯。”

小刘咬了咬嘴唇:“要给他打个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