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消息
矿上出事那天，是个星期二。下午三点多，我正在家里纳鞋底，针扎进厚厚的鞋底，再用力拽出来，线绷得直直的。窗外的天灰扑扑的，像是要下雨又下不出来的样子。巷子里有孩子在跑，笑声尖尖的，刺得人耳朵疼。
隔壁王婶推门进来的时候，连门都没敲。她手里攥着个旧手帕，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针尖戳进了拇指。血珠子冒出来，在灰白的鞋底上洇开一小团暗红。
“秀梅……”王婶的声音发干，“矿上……矿上出事了。”
我把手指含进嘴里，铁锈味儿在舌尖散开。我没动，也没说话，就看着她。屋里的老挂钟滴答滴答地走，声音特别响。
“说是塌方，”王婶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什么，“埋了好几个人……你家大山，大山他……”
她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可我已经听见了。耳朵里嗡嗡的，像是有几百只苍蝇在飞。我站起来，腿是软的，差点没站稳。手里的鞋底掉在地上，滚了一圈，停在王婶脚边。
“人在哪？”我听见自己问，声音不像自己的。
“抬卫生院去了，”王婶过来扶我，“矿上派了车，让家属都过去。我陪你去，啊？”
我推开她的手，转身往屋里走。得换件衣裳，得把头发拢一拢，得……得干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在屋里转了两圈，最后抓起椅子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手抖得扣不上扣子。
儿子小川从外面跑进来，满头大汗。他十岁，正是狗都嫌的年纪。看见我和王婶的脸色，他站在门口不动了。
“妈？”
“小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是平的，一点起伏都没有，“你在家待着，妈出去一趟。”
“去哪？”
“别问。”
我往外走，小川跟上来。王婶拉着他，低声说了句什么。小川的脸一下子白了，眼睛瞪得老大，直直地看着我。我没回头，径直出了门。
巷子里的邻居都站在自家门口。看见我出来，说话声停了。那些目光黏在我背上，沉甸甸的。李大爷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烟，烟雾笼着他那张皱巴巴的脸。他抬起头看我，嘴巴动了动，最后只是重重叹了口气。
“秀梅，”对门的张嫂走过来，手里拿着两个煮鸡蛋，“还没吃饭吧？揣着，路上垫垫。”
我接过来，鸡蛋是温的。她的手在我手上按了按，手心有汗。
矿上的车是辆破面包，已经坐了三四个人。都是女人，有的认识，有的面熟。没人说话。我挤进去，坐在靠窗的位置。窗玻璃裂了道缝，风钻进来，吹得人脸上发凉。
车开起来，颠得厉害。路两边是灰扑扑的平房，然后是田地，再然后就是山。山是黑的，是那种被煤灰染透了的黑。我们这儿的人，靠山吃山，山吃了人。
坐在我对面的是周家媳妇，怀里抱着个小的，看样子还不到一岁。孩子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周家媳妇眼睛直直地盯着车地板，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没声音。
我转开脸，看窗外。天更阴了，云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
卫生院在镇上，三层小楼，墙皮斑驳。门口已经聚了人，有矿上的领导，有穿制服的，更多的是和我们一样的女人。有人在小声哭，有人在大声问，乱哄哄的。
我被挤下车，王婶跟在我身边。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个本子。
“赵大山的家属？”
我点头。
“跟我来。”
他领着我们往楼里走。走廊很长，灯光昏暗，消毒水的味道呛鼻子。走到一扇门前，他停住了，转过身看着我。
“人还在抢救，”他说，“但有句话，是他被抬出来的时候说的，让一定转达给你。”
我的心提起来，手在衣兜里攥紧了。那两个鸡蛋硌着手心。
“什么话？”
男人推了推眼镜，避开我的目光：“他说……让秀梅改嫁。但孩子，得留下，留给老赵家。”
我站在那里，没动。走廊里有风，从尽头的窗户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王婶在旁边“哎呀”一声，抓住了我的胳膊。
“大山说的？”她声音发颤，“这、这叫什么话……”
男人把本子合上：“话我带到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有消息会通知。”
他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越来越远。
我慢慢蹲下去，蹲在墙根。冰凉的地砖透过裤子渗进来。眼睛是干的，一滴泪也没有。脑子里反反复复就那句话：让秀梅改嫁。但孩子，得留下。
王婶也蹲下来，搂住我的肩膀。她身上有股油烟味，是中午炒菜留下的。
“秀梅，大山那是……那是糊涂了，”她声音哽咽，“你别往心里去。人还在抢救呢，说不定、说不定就挺过来了……”
我看着她，突然想笑。是啊，人还没死呢，遗言先到了。赵大山，你可真行。
走廊那头又传来哭声，尖厉，撕心裂肺。然后是杂沓的脚步声，有人被架着往外走，腿是软的，拖在地上。空气里的消毒水味儿混进了别的什么，腥的，甜的，让人想吐。
“妈。”
我抬起头。小川站在我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他跑得气喘吁吁，校服歪歪扭扭，脸上都是汗。他看着我，眼睛又黑又深，像两口井。
“你怎么来了？”我的声音哑了。
“王奶奶带我来的。”他说，走过来挨着我坐下。小小的身子热烘烘的，靠着我冰凉的手臂。
我伸手想搂他，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赵大山说，孩子得留下。留给老赵家。那我现在，还算不算老赵家的人？
“妈，”小川突然开口，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你别哭。”
“我没哭。”我说。
“你心里在哭，”他转过头看我，十岁孩子的眼神，却冷静得吓人，“我听见了。”
我盯着他。走廊的灯光在他脸上投下阴影，他的睫毛很长，像他爸。
“你说什么胡话。”我别开脸。
小川靠得更近了，嘴唇几乎贴着我耳朵。他的呼吸热热的，带着孩子特有的奶味儿——虽然他已经很久不喝奶了。
“妈，”他说，一字一句的，清楚得可怕，“我爸没死。”
我浑身一僵。
“他在外面有小情人，”小川继续说，声音压得低低的，只有我俩能听见，“在城西租了房子。我知道他小金库在哪儿，在咱家米缸底下，用塑料布包着。妈，咱俩卷钱跑路吧。”
我猛地扭过头，看着他。他的眼睛亮得反常，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烧。
“你……”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小川握住我的手。孩子的手很小，很软，却攥得死紧。
“真的，”他说，“我看见过。上个月，我跟同学去城西玩，看见我爸进了一个院子。院里有个女人，挺年轻的，还摸他脸。”
走廊的灯闪了闪，发出滋滋的电流声。远处又有哭声响起，这回近了些，就在隔壁房间。门开了，白大褂走出来，口罩拉在下巴上，脸上没什么表情。
“赵大山的家属，”他说，“来一下。”
我站起来，腿是木的。小川也跟着站起来，他的手还攥着我，攥出了一手心的汗。
王婶也站起来，看看我，又看看小川，脸上是茫然的神色。她没听见小川的话，她只看见我们母子俩煞白的脸。
“秀梅，”她小声说，“你得挺住。”
我点点头，推开那扇门。
第二章 真假
门里是间小办公室，墙上挂着人体解剖图，红红蓝蓝的血管像蛛网。桌子后面坐了个医生，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眼镜腿上缠着白胶布。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小川站在我旁边。王婶没进来，在门口等着，从门缝里能看见她半个身子。
医生翻开一个本子，看了看，又抬头看我：“你是赵大山的爱人？”
“是。”
“情况是这样，”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塌方的时候，他是在掌子面最里头。救援队挖了六个小时才挖到人，深度昏迷，颅骨骨折，肋骨断了四根，脾脏破裂……”
他说了一串医学名词。我听着，每个字都懂，连起来却不明白什么意思。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声音特别响。
“那他现在……”我听见自己问。
“在ICU，”医生把本子合上，“还没脱离危险。但有个情况，我得跟你说实话。”
他顿了顿，看着我。我从他眼镜片后面看见自己的脸，惨白，浮肿，像个陌生人。
“就算救过来，”医生说，“大概率也是植物人。而且后续治疗费用，是个天文数字。矿上能承担一部分，但自费部分……”
他没说完。但意思我懂。我们这种家庭，砸锅卖铁也填不起那个窟窿。
“植物人？”我重复了一遍。
“对，基本上就是……”他斟酌着用词，“就是躺着，靠机器维持生命体征。能醒过来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五。”
不到百分之五。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小川的话：我爸没死。
是，没死。但这样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不，还不如死了。死了，一了百了。这样活着，拖垮一家人。
医生又说了些话，大概是签字、手续之类的。我听着，点着头，一个字也没进脑子。直到他把笔递过来，我才反应过来。
“签这儿，”他指着文件末尾，“家属同意书。”
我接过笔。笔是冰凉的。我低头看那些字，密密麻麻的，像蚂蚁。其中一行特别显眼：“同意承担一切治疗风险及费用”。
“妈。”小川在底下扯了扯我的衣角。
我没动。笔尖悬在签名处，抖得厉害。
“大夫，”我抬起头，“我想问一下。他被救出来的时候，真说了话？”
医生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这个……是现场工友转述的。说他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意识还有点清醒，断断续续说了几句。怎么？”
“他就说了让我改嫁，孩子留下？”我问，“没说别的？”
“工友是这么转达的。”医生看着我，眼神里有点疑惑，“节哀顺变。人还在，总归是个念想。”
念想。我盯着那行字，突然想笑。赵大山，你躺在那儿，一天几千的费用，是我后半辈子的念想？还是你给我安排的出路——改嫁，但把孩子留下？
笔尖落下去，在纸上划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线。我没签，把笔放下了。
“我……我再想想。”我说。
医生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他大概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属，犹豫，挣扎，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尽快吧，”他说，“治疗不等人。”
我站起来，腿还是软的。小川扶着我，他的手很小，但很用力。走出办公室，王婶迎上来。
“咋说？”
我摇摇头，没说话。走廊里人来人往，有医生护士急匆匆地走过，有家属蹲在墙角哭，有担架车推过去，轮子碾过地面的咯吱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我去趟厕所。”我说。
王婶想跟来，我摆摆手，一个人往前走。小川站在原地，看着我。我走了几步，回头，他还站在那里，小小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个剪影。
厕所在一楼尽头。我走进去，关上门，插上门栓。然后蹲下来，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
眼泪终于来了。不是哭出声的那种，是无声的，滚烫的，从指缝里往外涌。我想起十年前，赵大山娶我的时候。我们没办酒，就领了证，在他家那间老屋里，请了几个亲戚吃饭。他给我买了件红毛衣，腼腆地笑，说以后一定让我过上好日子。
好日子。什么算好日子？头几年，他下矿，我在家种地，伺候他生病的爹娘。后来爹娘走了，小川出生，花销大了，他下矿下得更勤。一个月回家两三次，倒头就睡，身上总有洗不掉的煤灰味儿。
去年开始，他回家更少了。说矿上忙，加班多，能多挣点。我信了。还心疼他，每次回来都炖汤，让他补补。他喝汤的时候，眼睛不看我，盯着电视，或者手机。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门被轻轻敲了敲。我没应。又敲了敲，然后是小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妈，是我。”
我抹了把脸，站起来，打开门。小川挤进来，又把门关上。厕所的灯是声控的，暗下去了，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一点。
“妈，”他在黑暗里说，“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说话。
“米缸底下，真的有钱，”他急急地说，“我看见了。上个月，你回姥姥家，我爸半夜起来，以为我睡着了，他偷偷挪开米缸，从底下掏出个塑料包。我趴门缝看见的。”
我的心跳得厉害，咚咚咚地撞着胸口。
“多少钱？”我问。
“不知道，挺厚的，”小川说，“用橡皮筋捆着。他数了数，又放回去了。后来，我就跟过他一次，看见他去了城西。那个院子，门口有棵槐树，开白花。”
我想起来了。是有一次，赵大山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不像矿上的味儿。我问他，他说是坐车的时候，旁边坐了个女的，喷香水熏的。我还笑他，说老爷们儿还嫌人家香水。
“那个女人，”我的声音发干，“长什么样？”
“卷头发，黄的，”小川说，“穿个红裙子。挺……挺好看的。”
红裙子。赵大山说过，他最讨厌女人穿红，扎眼。所以我那些年，一件红衣服都没买过。
灯灭了。小川跺跺脚，灯又亮了。昏黄的光照着他稚嫩的脸，他的眼神却很坚定，不像个十岁的孩子。
“妈，咱不能听他的，”小川说，“他让你改嫁，那是想把咱俩都撇下。咱把钱拿了，走。去姥姥家，或者去外地。我能干活，我捡破烂也能养活你。”
我看着他。我的儿子，十岁，已经在想怎么养活我了。
“那是你爸。”我说，声音很轻。
“他要真把我当儿子，就不会在外面找别人，”小川咬着牙，“也不会想把咱俩扔下。妈，他躺在里面，一天得花多少钱？咱家哪有那么多钱？等钱花完了，矿上不管了，咱俩怎么办？背一屁股债，我还怎么上学？”
他说一句，我的心就往下沉一分。这孩子，什么都懂。他比我想得透。
门外传来脚步声，然后是王婶的声音：“秀梅？小川？你们在里头不？”
“在。”我应了一声，打开门。
王婶看看我，又看看小川，眼神里带着探究。我的眼睛肯定是红的，她看出来了，叹了口气。
“回去吧，”她说，“天不早了，小川明天还上学呢。这儿我盯着，有啥消息我告诉你。”
我摇摇头：“我在这儿守着。”
“守着有啥用？”王婶拉着我的手，“人又进不去。听我的，回去歇歇。你这脸色，白得跟纸似的。”
我被她拉着往外走。小川跟在我们后面。走出大楼，天已经黑透了。风大了，吹得路边的杨树哗啦哗啦响。门口停着那辆破面包，司机在抽烟，一点红光在黑暗里明灭。
车上又多了几个人，都是等消息的家属。没人说话。车开起来，颠簸在坑洼的路上。有人在小声抽泣，声音压抑着，在黑暗的车厢里格外清晰。
我靠着车窗，玻璃冰凉。小川挨着我坐，他的手一直攥着我的手。孩子的手心，热乎乎的。
我想起赵大山的手。粗糙，有茧，指甲缝里总有洗不净的黑。他最后一次握我的手，是什么时候？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匆匆回来，又匆匆走，说矿上忙。
是真的忙，还是忙着去城西，进那个有槐树的院子，见那个穿红裙子的卷发女人？
车停了。我到家了。王婶说要陪我，我拒绝了。看着她进了自家门，我才掏出钥匙，打开那扇斑驳的木门。
家还是那个家。地上散着小川的玩具，桌上摆着中午没吃完的咸菜，墙上挂着结婚时的照片——黑白的，赵大山穿着中山装，我穿着红毛衣，两个人都拘谨地笑着。
我关上门，靠在门上。屋里没开灯，黑漆漆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出一块惨白。
“妈，”小川小声说，“咱看看？”
我站着没动。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吵。一个说：那是你丈夫，是孩子的爸，他现在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你怎么能这么想？另一个说：他都安排好后事了，让你改嫁，孩子留下。他早就不把你当妻子了。
“妈。”小川又喊了一声，带着恳求。
我慢慢直起身，走到墙角。那里放着个米缸，半人高，敦敦实实的。是赵大山从老家搬来的，说是他奶奶的嫁妆。我每天舀米做饭，从来没想过挪开它。
“帮我。”我说。
小川过来，我们俩一起用力。米缸很沉，里面还有半缸米。我们一点一点地挪，缸底摩擦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灰尘扬起来，在月光里飞舞。
挪开了。地上露出一块颜色稍浅的砖。我蹲下去，用手指抠砖缝。砖是松的，一抠就起来了。底下是个坑，不大，刚好能放个饭盒。
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了一个塑料包。
拿出来，沉甸甸的。用超市的塑料袋包着，裹了好几层。我抖着手，一层一层拆开。最里面是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
小川拿来了手电筒。光柱照上去，我撕开信封口，往里看。
全是钱。一沓一沓的，红色的，百元大钞。用橡皮筋捆着，整齐地码着。我拿出来，数了数。
十沓。一沓是一万。十万块钱。
我腿一软，坐在地上。十万。赵大山一个月工资五千，扣掉吃喝，能剩下三千就不错。这十万，他不吃不喝也得攒三年。何况他每月只给我两千家用，说剩下的要还房贷——可我们根本没买房，一直住着这租来的平房。
“妈，”小川的声音在发抖，“这么多……”
是啊，这么多。他攒了这么多钱，一分都没告诉我。他想着什么？想着等攒够了，就和那个红裙子女人远走高飞？还是想着，万一矿上出事——干这行的，谁不担心这个——这钱，是留给他自己的后路？
我捏着那沓钱，崭新的钞票边缘割着手心，微微的疼。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这些红艳艳的纸上，像血。
“还有，”小川突然说，“妈，你记不记得，我爸有张银行卡，从来不离身的？”
我想起来了。是有张卡，蓝色的，农行的。他说是矿上统一办的工资卡，但他从来不让我碰，说丢了麻烦。每次取钱，都是他自己去。
“卡呢？”我问。
“应该在他身上，”小川说，“或者，在城西那个房子里。”
我抬起头，看着儿子。他的脸在月光下半明半暗，眼睛亮得吓人。
“妈，”他说，一字一句的，“我爸没死。他在医院躺着，一天几千的费用，矿上垫着，但垫不了多久。等他真死了，或者成了植物人，这钱，还有那张卡里的钱，就都成别人的了。那个红裙子女人，说不定现在已经在打主意了。”
我攥紧了手里的钱。钞票发出哗啦的响声，在寂静的屋里格外刺耳。
窗外的风更大了，吹得窗户哐哐作响。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又一声，在深夜里传得很远。
第三章 夜探
那一夜，我没合眼。
十万块钱摊在床上，红艳艳的一片，在昏暗的灯光下晃眼睛。我数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沓的封条都在，银行捆的，崭新。这不是一天两天攒出来的。
小川躺在我旁边，睡着了。孩子睡得不安稳，睫毛颤着，嘴里嘟囔着什么。我给他掖了掖被角，手指碰到他的脸，滚烫。是吓着了，还是发烧了？
我起身，去厨房倒水。暖壶是空的，我才想起来，今天一整天，没烧水。炉子里的煤早就灭了，我蹲下来，重新生火。火柴划了三根才着，火苗舔着报纸，慢慢引燃了煤块。蓝色的火苗蹿起来，映在冰冷的瓷砖上。
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响。我灌了暖壶，给小川倒了半杯，晾着。自己端着搪瓷缸，坐在小板凳上，盯着炉子里的火出神。
赵大山的脸在火光里浮起来。浓眉，方脸，下巴上有道疤，是小时候磕的。他不爱笑，但喝点酒就话多，会说些矿上的事，谁和谁打架了，谁家媳妇跟人跑了。说到最后，总是叹口气，说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我那时候还安慰他，说慢慢来，等小川大了就好了。
他看看我，眼神复杂，然后嗯一声，低头抽烟。
现在想想，他那眼神，是怜悯，还是不耐烦？
炉子上的水壶又响了，尖锐的哨声。我回过神来，才发现搪瓷缸里的水早就凉了。我端起缸子，一口气喝完，凉水顺着喉咙下去，冰得胃一缩。
外面传来鸡叫。天快亮了。
我回到屋里，小川醒了，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听见我进来，他转过头。
“妈。”
“嗯。”
“咱怎么办？”
我坐在床边，看着那些钱。天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照在上面，红色不那么刺眼了，泛着旧旧的暗光。
“你爸的卡，”我说，“你知道密码不？”
小川摇头：“他没跟我说过。但……我猜，可能是我的生日，或者你的生日。”
“试过？”
“没，”小川坐起来，抱着膝盖，“我不敢。妈，咱得去城西看看。万一卡在那儿，万一……”
他没说下去。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万一那个女人在那儿，万一她知道密码，万一她把钱都取走了。
“她叫什么？”我问。
“不知道，”小川说，“我就见过一次。但我记得那个院子，门口有棵大槐树，开白花。门是绿色的，有点掉漆。”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天蒙蒙亮，巷子里有早起的人走动，咳嗽声，泼水声，自行车铃铛声。这是我最熟悉的世界，灰扑扑的，实实在在的。可就在这个世界的另一头，在城西某个有槐树的院子里，有另一个世界，是我丈夫的，我不知道的。
“你今儿别上学了，”我说，“就说病了。”
小川眼睛一亮：“妈，你要去？”
“我去看看，”我转身，开始换衣服，“你就在家，锁好门，谁叫都别开。尤其是矿上的人，就说我不舒服，睡了。”
“我跟你一块去！”小川跳下床。
“不行，”我按住他，“你在家。万一……万一有什么事，你好去找人。”
“找谁？”
我语塞。是啊，找谁？矿上？派出所？说我家男人在外面养了女人，我要去捉奸？可他现在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我说这些，谁信？
“你在家，”我重复，声音硬起来，“听话。”
小川不说话了，瘪着嘴。我摸摸他的头，头发软软的，像他小时候。
我换了身最不起眼的衣服——灰褂子，黑裤子，鞋是布鞋，走起路来没声。把钱重新包好，塞进米缸底下，砖压回去，米缸挪回原位。做完这些，我出了一身汗。
出门前，我看了眼墙上的结婚照。照片里的赵大山看着我，眼神平静。十年了，我从没想过，这双眼睛后面，藏着这么多秘密。
城西离我们这儿不算远，但隔着一条河，算是另一个片区。那里以前是工厂家属院，后来工厂倒了，房子就租给了各色人。乱，杂，什么人都有。
我坐公交车去。早上六点半的车，挤满了上班上学的人。我挤在角落里，闻着车厢里混杂的气味——包子味，汗味，汽油味。有个学生背着大书包，挤到我旁边，书包蹭着我的胳膊。他抱歉地笑笑，露出一口白牙。
我别开脸，看窗外。城市刚刚醒来，早点摊冒着热气，清洁工在扫街，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像这个庞大机器的血管，输送着忙碌的人们。
我想起刚结婚那会儿，赵大山带我来过一次城西。那时候这里还没这么乱，有个小公园，我们在公园里坐了一会儿，吃了根冰棍。他说，等以后有钱了，在这儿买个房子，离他矿上近。
我说，这儿太乱了。
他说，乱怕啥，便宜。
后来我们再也没提过买房的事。每个月的钱，吃穿用度，孩子上学，人情往来，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他说矿上效益不好，工资总欠着。我信了。我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那十万块钱，像一记耳光，扇在我脸上。
车到站了。我下车，站在陌生的街道上。这里比我们那儿更破旧，墙皮剥落，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空中交错。早起的人们在公用水龙头前排队接水，穿着睡衣，打着哈欠。
槐树。小川说，门口有棵槐树，开白花。
我顺着街慢慢走，眼睛扫过每一个院子。槐树不少，但开白花的，这个季节，不多。走了两条街，我看见了一棵。
很高，很茂盛，枝叶伸出院墙。白花已经开过了，地上落了一层细碎的花瓣。院子门是绿色的，确实掉漆了，露出底下暗红的底色。
我站在对面，假装系鞋带。心跳得厉害，手心都是汗。
门关着。院子里静悄悄的。我看了看周围，有个早点摊，支着棚子，几个人坐在那儿吃油条。我走过去，要了碗豆浆，一根油条。
“婶子，”我咬了口油条，状似无意地问，“对面那院子，住的什么人啊？”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系着油腻的围裙。她看了我一眼：“你找谁？”
“不找谁，就问问，”我说，“我有个远房亲戚，说住这一片，我找不着门。”
“哦，”女人擦了擦手，“那院子啊，租出去了。住着个小媳妇，挺年轻的，好像是做美容的？不太清楚。还有个男的，不常来，有时候晚上在。”
“男的长啥样？”我问，声音有点紧。
女人想了想：“方脸，挺壮实的。开个摩托车。诶，你不是找人吗？问这么细干啥？”
“我那个亲戚，就是方脸，”我赶紧说，“可能在矿上干活。”
“矿上啊？那有可能，”女人点点头，“这一片矿上的人多。你进去问问呗，那小媳妇应该在家，她上午不上班。”
“谢谢啊。”我放下两块钱，端起豆浆，慢慢喝。
眼睛盯着那扇绿门。门突然开了。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
出来的是个女人。卷发，染成黄色，在晨光里很扎眼。穿着睡衣，粉色的，上面有卡通图案。她端了个盆，走到门口，把水泼在街上。然后打了个哈欠，挠了挠头发。
很年轻。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皮肤白，眼睛大，嘴巴涂了唇膏，亮晶晶的。确实好看，是那种会让人多看两眼的好看。
她泼完水，转身要进去。突然，她停住了，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赶紧低头喝豆浆。
“王姐，”她朝早点摊喊，“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老样子啊。”
“好嘞！”摊主应道。
女人站在门口，抱着胳膊，等。风吹起她的卷发，她伸手撩了撩。手腕上有个镯子，银的，反着光。
我认识那个镯子。去年赵大山去省城学习，回来给我带了条围巾，给她妈——我婆婆带了件毛衣。我问，没我的？他说，忘了，下次补。后来补了个镯子，说是银的，在矿上小卖部买的。我不喜欢戴首饰，就一直收在抽屉里。
现在，它戴在另一个女人手上。
女人拿了早饭，转身进去了。门关上，吱呀一声。
我坐在那里，豆浆凉了，表面结了一层皮。我盯着那扇门，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是真的。小川没看错，赵大山真的在这儿，有另一个家。
不，不是家。是窝。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慢慢走过马路，站在那扇绿门前。门没锁，虚掩着。我从门缝里看进去。
院子不大，晾着几件衣服，有女人的内衣，有衬衫，有裤子。衬衫是赵大山的，我认得，是我去年在地摊上给他买的，三十块钱两件。
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哼歌声。她在吃早饭。
我抬起手，想推门。手停在半空，抖得厉害。
推开门，说什么？说我是赵大山的老婆？说你男人在医院躺着，要成植物人了？说你手上的镯子是我的？
她会是什么反应？哭？闹？还是理直气壮地说，赵大山早就不爱我了，要跟我离婚？
离婚。赵大山从来没提过离婚。他只是一次比一次回家少，一次比一次给的钱少。他是在等我提吗？等我受不了了，主动离开，他好名正言顺地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手垂下来。我转过身，背靠着门，慢慢蹲下去。
早点摊的王姐往这边看了一眼，眼神好奇。我站起来，低着头，快步走开。一直走到巷子口，才停下来，扶着墙，大口喘气。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脸上，热辣辣的。我抬手擦了把脸，一手的水，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电话响了。是我那个旧手机，铃声刺耳。我掏出来，是王婶。
“秀梅，”王婶的声音很急，“你在哪儿呢？矿上领导来了，要找你谈治疗费的事。还有，大山他……他情况不好，大夫让家属做好准备。”
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准备后事，还是准备欠一屁股债？
我看着那扇绿门，在晨光里，它安静地关着，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马上回去。”我说，挂了电话。
往回走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想那十万块钱，想那张蓝色的银行卡，想医院里躺着的赵大山，想那个穿粉色睡衣的年轻女人。
公交车晃晃悠悠，像摇篮。我靠着车窗，闭上眼睛。眼前是赵大山的脸，他说：秀梅，改嫁吧。孩子留下。
然后是小川的脸，他说：妈，咱卷钱跑路吧。
再然后是那个女人的脸，年轻，漂亮，手腕上戴着我男人的镯子。
车到站了。我下车，往家走。巷子里，几个邻居聚在一起说话，看见我，声音低了，眼神躲闪。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矿难家属，可怜，但也是个麻烦。谁愿意沾上呢？
家门口站着两个人，穿西装，打领带，一看就是矿上的。旁边还站着个穿白大褂的，是卫生院的医生。
“赵秀梅同志，”其中一个西装男迎上来，“可算回来了。我们等你好一会儿了。”
我掏出钥匙开门：“进屋说吧。”
屋里，小川坐在床上，警惕地看着这些人。我把他们让进屋，屋里小，一下子挤满了。
“情况是这样的，”西装男开门见山，“赵大山同志的抢救，已经花了八万多。矿上先垫了，但后续治疗，费用很大。按规矩，矿上承担百分之七十，自费部分，家属得想办法。”
我没说话，给他倒了杯水。水是昨天的，凉了。
“我们理解你的困难，”另一个西装男语气缓和些，“但医院那边催得急。你看，是不是能先凑一部分？亲戚朋友借借？”
“家里没钱。”我说，声音很平静。
两个人对视一眼。白大褂的医生开口了：“赵大山的情况，确实不乐观。但治疗不能停。我的建议是，如果实在困难，可以考虑……保守治疗。”
“什么叫保守治疗？”小川突然问。
医生看了他一眼，又看看我：“就是……维持基本生命体征，费用低很多。但苏醒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屋里静下来。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你们商量一下，”西装男站起来，“尽快给答复。矿上也是为难，这次事故大，好几个家属都等着处理。”
他们走了。屋里又剩下我和小川。我坐在床边，看着地上的阳光。小川挨着我坐下，头靠在我肩膀上。
“妈，”他小声说，“你看见她了？”
“嗯。”
“她……好看吗？”
我没回答。
“妈，”小川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不想我爸死。但他要是真醒不过来，咱俩怎么办？欠那么多钱，我以后……”
他哭了。十岁的孩子，哭得无声无息，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我搂住他，他的肩膀很瘦，骨头硌人。
“妈，”他哽咽着说，“米缸底下的钱，是爸攒的。他不给咱花，给那个女人花。现在他躺在那儿，那个女人说不定已经把钱拿走了。咱不能啥都没有，妈，不能。”
我拍着他的背，像他小时候那样。窗外有鸽子飞过，扑棱棱的翅膀声。邻居家的电视在放戏曲，咿咿呀呀的唱腔，听不清词。
“小川，”我说，声音很轻，但很稳，“你去上学。”
他愣住了，抬起头看我。
“去上学，”我擦掉他的眼泪，“这儿的事，妈来处理。”
“可是……”
“听话。”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点头，背起书包。走到门口，他回头：“妈，你想怎么办？”
我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睛浮肿，头发乱糟糟的。我用手拢了拢头发，扎了个利落的马尾。
“妈去趟银行，”我说，“再去趟医院。”
“然后呢？”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自己眼睛里那点微弱的光。
“然后，”我说，“咱去找你爸的银行卡。”
第四章 密码
银行里人不多。我攥着赵大山的身份证——从他留在家里的一件旧外套口袋里找到的——还有结婚证，我的身份证，手心里全是汗。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涂着红指甲，接过证件，在电脑上敲了几下。
“赵大山是吧？”她抬头看我，“卡里余额两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块八毛二。要取多少？”
两万多。比我预想的少。但加上那十万现金，一共十二万多。对我们家来说，是笔巨款。
“都取出来。”我说。
姑娘看了我一眼：“都取？大额取现要提前预约的。”
“我急用，”我把声音放软，“丈夫在住院，等着交钱。”
姑娘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的脸色——我特意没洗脸，眼睛还肿着——又看了看证件。
“那你等会儿，我问下主管。”
她起身去了后面。我站在那里，看着柜台玻璃上自己的倒影。脸色真难看，像鬼。旁边有个老太太在数钱，一张一张，数得很慢。保安靠在墙上打哈欠。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秒都拉得长长的。我盯着那扇门，想着姑娘出来会说什么。不同意？要证明？我还有什么能证明？
门开了。姑娘出来，后面跟着个穿西装的男人，四十多岁，胸牌上写着“大堂经理”。
“赵女士是吧？”经理很客气，“您丈夫的卡，是储蓄卡。按规定，大额取现要预约。但考虑到您的情况特殊，我们可以通融，但需要您丈夫本人来，或者有委托书。”
“他人在医院，昏迷着，”我说，“来不了。委托书……他出事前没写。”
经理面露难色：“那这……不好办啊。银行有规定，这也是为了保护客户资金安全。”
“他是我丈夫，”我把结婚证推过去，“你看，结婚证。他身份证，我身份证。我真是急用，救命钱。”
经理看看结婚证，又看看我。我迎着他的目光，努力让自己显得可怜，但坚定。我不能躲，一躲，他就怀疑了。
“这样吧，”他想了想，“您给医院打个电话，让医院出个证明，证明赵大山同志确实在住院，无法亲自办理。我们再请示上级，看能不能特事特办。”
打电话。打给谁？王婶？矿上领导？他们要是问起来，我怎么解释取钱的事？
“医院……现在不方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大夫在抢救，电话打不通。”
经理的眼神变了，带着审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女人，是不是来冒领的？
“那实在抱歉，”他把证件推回来，“没证明，我们不敢办。要不您回去开了证明再来？”
我盯着他。他避开我的目光，对柜员说：“小刘，叫下一位。”
后面的人挤上来。我被挤到一边，手里攥着证件，指节发白。走出银行，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台阶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浑身发冷。
卡里的钱取不出来。那十万现金，能撑多久？医院一天几千，十万也就撑个把月。然后呢？卖房子？我们没房子。借钱？谁借给我们？
我漫无目的地走，走过菜市场，走过小卖部，走过煎饼摊。煎饼摊的大妈认得我，招呼：“秀梅，来个煎饼？看你脸色不好，没吃早饭吧？”
我摇摇头，继续走。走到卫生院门口，我没进去。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栋三层小楼。赵大山在里面的某一张床上，靠机器活着。一天几千，烧着我的，不，烧着他的钱。
我们的钱。
我转身，往回走。脚步越来越快，最后跑起来。布鞋底拍在水泥地上，啪啪地响。路人侧目，我不管。一直跑到家门口，推开门，小川还没放学。屋里静悄悄的，米缸立在墙角，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冲过去，用力挪开米缸，抠出砖，拿出那个塑料包。十万块钱，沉甸甸的，捧在手里。我抱着它，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不行。不能这样。这钱是赵大山的，但也是我的。是我十年婚姻，是我省吃俭用，是我每天算计着柴米油盐，一分一分省出来的。他凭什么拿去养别的女人？
我站起来，把钱塞进一个旧布袋里，藏在床底下。然后开始翻箱倒柜。赵大山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几双鞋，一个工具箱。我把他所有的衣服口袋都翻了一遍，裤兜，衣兜，内兜。在一条旧裤子的后兜里，我摸到一张纸条。
皱巴巴的，叠成小块。展开，上面写着一串数字：920815。
是日期。1992年8月15日。谁的日子？我的生日是三月，小川是十一月。赵大山自己是十月。这日子，我没印象。
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两个字：小雅。
小雅。那个红裙子女人，叫小雅？
我把纸条攥在手心，硌得疼。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银行卡密码？
我看了眼钟，下午两点。小川快放学了。我等他回来。
小川一进门，我就把纸条给他看。
“这个日子，你有印象吗？”
小川看了看，摇头：“没。小雅……是那个女人的名字？”
“可能。”
“妈，你去银行了？”
“去了，钱取不出来，要本人或委托书。”我把银行的事说了。小川听完，咬着嘴唇，没说话。
“但这可能是密码，”我指着那串数字，“得试试。”
“怎么试？卡又不在咱这儿。”
“在城西，”我说，“那个女人那儿。”
小川瞪大眼睛：“妈，你要去要？”
“不然呢？”我站起来，在屋里踱步，“等医院催债？等矿上不管了？等那个女人把钱都拿走？”
“可是……”小川拉住我，“她不会给的。万一她喊人，打你怎么办？”
我停住脚步。是啊，她不会给。那是个陌生女人，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去要，她凭什么给？就凭我是赵大山的妻子？可赵大山给她钱，给她租房，给她买镯子的时候，想过我是他妻子吗？
“妈，”小川突然说，“咱晚上去。”
“什么？”
“晚上去，”他眼睛亮亮的，“她肯定有上班的时候。咱等她走了，进去找。卡肯定在屋里。”
我看着他。我的儿子，十岁，已经在想入室偷窃了。
“不行，”我下意识地说，“那是犯法的。”
“那她拿我爸的钱，就不犯法？”小川反问，“我爸还没死呢，她凭什么拿他的钱？那是夫妻共同财产，有我妈一半！”
他说得理直气壮。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词，但他说对了。那钱，有我一半。
不，现在不是一半的问题。是全部。赵大山躺在医院，我就是他的监护人。他的钱，该我来管。
“晚上，”我重复，“她几点下班？”
“不知道，”小川说，“但我上次看见她，是下午五点多了，她才回来。可能上晚班？”
我想起早点摊王姐的话：她上午不上班。那可能是下午或晚上上班。
“晚上去，”我做了决定，“等她走了，咱进去看看。就找卡，别的什么都不拿。”
“嗯！”小川用力点头。
天慢慢黑了。我没开灯，和小川坐在黑暗里，等时间过去。小川很兴奋，又有点害怕，一直说话。
“妈，找到卡，取了钱，咱去哪？”
“不知道。”
“去省城吧。我同学说他爸在省城打工，一个月能挣好几千。”
“嗯。”
“妈，取了钱，先给你买件新衣服。你这件都穿三年了。”
我没接话。黑暗中，我摸着他的头，他的头发软软的。他还小，不知道十二万在省城算什么。不够买房子，甚至不够租个好点的房子。但总比没有强。
九点。我们出门。夜里有点凉，我加了件外套。小川跟在我身边，走得很快。街上人不多，路灯昏黄，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又来到那棵槐树下。院子门关着，屋里亮着灯，窗帘拉着，能看见人影晃动。她在家里。
我们躲在对面小巷的阴影里，等。夜风吹过，槐树叶沙沙响。远处传来狗叫声，近处有电视机的声音，还有人在吵架，摔东西。
小川靠着我，小声说：“妈，我有点怕。”
“怕就回家。”我说。
“不，”他抓紧我的手，“我要跟你一起。”
十点。灯还亮着。十一点。灯终于灭了。又等了半个小时，确认没动静了，我们才从阴影里走出来。
门没锁，是那种老式插销，从外面能拨开。我用身份证，试了几次，插销松了。轻轻推开门，吱呀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
我们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没动静。
院子里很黑，只有月光。我们蹑手蹑脚走进去，穿过院子，走到屋门前。门锁着，是暗锁。我试了试身份证，打不开。
“窗户。”小川低声说。
我们绕到窗户边。窗户是老式木窗，里面插着插销。但有一扇窗户的玻璃裂了，用胶带粘着。我小心地撕开胶带，手伸进去，摸到插销，拨开。
窗户开了。我们翻进去，踩在地上，声音很轻。
屋里很黑，有香水味，淡淡的，甜腻腻的。我打开手电筒——从家里带来的，用布蒙着，只透出一点光。
这是一间屋，卧室兼客厅。一张双人床，铺着粉色的床单。梳妆台，摆着瓶瓶罐罐。衣柜，沙发，电视机。收拾得挺干净。
小川直奔梳妆台，拉开抽屉翻找。我走到衣柜前，打开。里面挂着女人的衣服，裙子，外套。下面叠着男人的衣服，是赵大山的。我摸了摸，在一条裤子的口袋里，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
拿出来，是钱包。黑色的，旧了。我打开，手电光照进去。里面有身份证——赵大山的，几张零钱，一张照片。
照片是赵大山和那个女人的合照。在一个公园里，赵大山搂着她的肩，她在笑，很灿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和大山在一起的第一百天。小雅。
小雅。果然是她的名字。
我抽出身份证，下面就是银行卡。蓝色的，农行卡。我拿出来，攥在手里，冰凉的塑料质感。
“找到了？”小川凑过来。
“嗯。”
“还有别的吗？”
我们又在屋里翻了翻。抽屉里有些化妆品，一个小铁盒，里面有些零钱。床头柜里，有个笔记本。我翻开，里面记着些账，某月某日，大山给五百；某月某日，买裙子三百。最后面，记着一串数字，和纸条上的一样：920815。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大山说，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纪念日。1992年8月15日。赵大山和小雅的纪念日。
1992年。那一年，我和赵大山刚结婚。他在矿上干活，我在家种地。8月15日，是什么日子？我想不起来。只记得那一年夏天很热，赵大山回家，身上都是煤灰，我给他打水洗澡，他说，秀梅，等我有钱了，让你过好日子。
原来他的好日子，是给别人过的。
“妈，”小川拉了拉我，“有人回来了。”
我一惊，听到外面有脚步声，还有哼歌声。是那个女人，小雅。
“快走。”我低声说，拉着小川往窗户跑。
脚步声到了门口，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我们刚翻出窗户，就听见门开了。我拉着小川，蹲在窗下，屏住呼吸。
屋里的灯亮了。透过窗户，能看见人影晃动。小雅在说话，声音带着醉意：“嗯，回来了……累死了……明天休息，来找我呀……”
她在打电话。高跟鞋踢掉的声音，衣服摩擦的声音。然后是她走进里屋，大概是去洗漱了。
“走。”我拽着小川，猫着腰，穿过院子，轻轻拉开门，闪出去。
一直跑到巷子口，我们才停下来，扶着墙喘气。夜风吹过来，背上凉飕飕的，全是汗。
“拿到了？”小川问。
我摊开手，那张蓝色的银行卡，在手电筒的光下，泛着冷冰冰的光。
“920815，”小川念出那串数字，“是密码吗？”
“不知道，”我把卡攥紧，“明天去试试。”
第二天一早，我和小川去了另一家银行，离城西很远。自动取款机在银行外面，玻璃亭子。我走进去，插卡，输入密码。
920815。
屏幕显示：密码错误。
我的心一沉。又试了一次，还是错误。第三次，我不敢试了，再错卡会被锁。
“不是这个，”小川在旁边说，“那是什么？”
我退出卡，站在玻璃亭子里，看着外面。街上车来车往，行人匆匆。阳光很好，可我觉得冷。
纪念日。赵大山和小雅的纪念日。但不是1992年8月15日。那是什么日子？我仔细回想笔记本上的账目，最早的记录是三年前。三年前，赵大山开始给这个女人钱。
三年前。小川七岁。那一年赵大山说矿上效益不好，工资降了。我省吃俭用，连肉都舍不得多买。他每次回家，都说累，倒头就睡。我以为他是真累。
原来是在别人那儿累了。
“妈，”小川拉了拉我，“试试你的生日，或者我的生日。”
我重新插卡。先试我的生日，030712。错误。又试小川的生日，112113。错误。
卡被锁了。屏幕提示：密码错误次数超限，请联系银行。
我拔出卡，靠在玻璃墙上。完了。卡锁了，要本人持身份证解锁。赵大山躺在医院，不可能来。我拿着他的身份证，但银行已经怀疑我了，再去，他们会报警。
“妈……”小川的声音带了哭腔。
我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走出亭子，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手机响了。是医院。我接起来，是那个医生。
“赵秀梅女士，请你马上来医院一趟，”医生的声音很严肃，“赵大山的情况恶化了，需要马上手术。手术费，要先交五万。”
第五章 抉择
手术室门口的灯亮着，红的，刺眼。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手心里攥着那张银行卡，指甲掐进塑料里，留下深深的印子。
五万。医生让我去交钱，我说我没钱。他说，不交钱，手术做不了。我说，做不了就不做。他看着我，像看一个怪物。
“他是你丈夫。”他说。
“我知道。”我说。
“那你还……”
“我没钱。”我重复。
他走了，摇摇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女人，心真狠。
我不狠。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选。一边是躺了三年植物人、在外面养女人的丈夫，一边是欠一屁股债、未来一片黑暗的生活。还有小川，他才十岁，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王婶来了，提着一袋苹果。看见我，她把苹果塞给我，在我旁边坐下。
“我刚去缴费处，听说你没交钱？”她小声问。
“嗯。”
“秀梅，”王婶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我知道你难。但大山毕竟……毕竟是你男人。这要是不救，以后人说起来，你咋办？小川咋办？”
我看着她。王婶是个好人，这些年没少帮我们。但她不知道，她嘴里的“你男人”，在城西租了房子，养了女人，攒了十万块钱，一分都没给她。
“王婶，”我说，声音很平静，“大山在外面有人。”
王婶愣住了，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三年了，”我继续说，“在城西，叫小雅。他给她钱，给她租房，还记着他们的纪念日。”
“不……不可能吧？”王婶结结巴巴的，“大山那孩子，老实……”
“老实？”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对，老实。老实到把家里的钱都拿去养别人，老实到躺在医院了，还让我改嫁，把孩子留下。”
王婶不说话了，攥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她的手在抖。
“那……那现在怎么办？”她低声问。
“不知道。”我说。
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我站起来，腿是软的。
“赵秀梅家属？”
“在。”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但情况还是不乐观。就算醒来，大概率也是瘫痪，需要人长期照顾。而且后续康复费用，很高。”
我听着，点点头。医生又说了一堆注意事项，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只听见两个字：瘫痪。
瘫痪。那就是说，他以后要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管。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谁管？我管。小川管。我们娘俩，伺候他一辈子。
医生走了。护士推着赵大山出来。他躺在平车上，身上插满管子，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闭着，像睡着了。
我跟到ICU门口，被拦住了。只能隔着玻璃看。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微微起伏。仪器嘀嘀地响，屏幕上跳动着数字。
这就是赵大山。我的丈夫，小川的爸爸。十年前娶我的那个男人，说让我过好日子的男人。
我转过身，背对着玻璃。走廊里人来人往，有哭声，有说话声，有脚步声。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像隔着一层水。
小川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小，很暖。
“妈，”他说，“咱回家吧。”
回家。哪个家？那个租来的平房？还是城西那个有槐树的院子？
“小川，”我问，“如果你爸醒了，瘫了，要咱俩伺候一辈子，你愿意吗？”
小川没说话，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妈，我想上学。”
我摸了摸他的头。是啊，他想上学。他才十岁，他的人生，不该困在这张病床前。
手机又响了。这回是矿上。还是那个西装男，语气很客气，但透着不耐烦。
“赵秀梅同志，手术费我们暂时垫了。但后续费用，你们家属得尽快想办法。矿上也不容易，这次事故，好几个家庭……”
“我知道，”我打断他，“我会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对小川说：“你在这儿等着，妈出去一趟。”
“去哪？”
“去银行。”
“卡不是锁了吗？”
“试试别的办法。”
我又去了银行，找那个大堂经理。他看见我，眉头就皱起来了。
“赵女士，又来了？证明开了吗？”
“没有，”我说，“但我有急事。我丈夫手术了，需要钱。他的卡密码忘了，能不能重置？”
“重置密码要本人来。”
“他来不了，昏迷着。”
“那不行，”经理摇头，“这是规定，我们必须对客户负责。”
“我也是客户！”我提高声音，“我是他妻子，我们有结婚证！他现在躺在医院，等着钱救命，你们就这么死板？”
我的声音引来周围人的目光。经理脸色难看起来：“赵女士，你别激动。规定就是规定，我也没办法。要不你去公证处，做个公证，证明你是他配偶，有资格处理他的财产。”
“公证要多久？”
“快的话，三五天。慢的话，一个星期。”
三五天。医院能等三五天吗？就算医院能等，那个女人呢？她知道赵大山出事了吗？如果她知道了，会不会拿着卡去银行？她知道密码吗？如果知道，钱会不会已经被取走了？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像一团麻。经理还在说什么，我听不清了。我转身，走出银行。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每个人都在忙，为生活，为家庭，为未来。我呢？我在为什么？
手机又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年轻的，带点口音。
“是赵秀梅吗？”
“我是。你哪位？”
“我是小雅。”电话那头顿了顿，“赵大山的小雅。”
我握着手机，站在街边，浑身冰冷。街上的车流声，人声，全都远了，只剩下电话里那个女人的声音，清晰的，一字一句的。
“大山的事，我听说了，”小雅说，声音很平静，甚至有点冷漠，“我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
“谈钱，”她说得直截了当，“大山给我的钱，是他自愿的。但现在他这样了，我也不能白拿。卡里的钱，我可以给你一半。现金，我得留着，我怀孕了，得养孩子。”
怀孕了。
三个字，像三把刀，扎在我心口。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你在听吗？”小雅问。
“在。”我听见自己说，声音飘忽。
“那行。下午三点，在城西槐树院，我等你。咱俩把话说清楚，别闹。闹开了，对谁都不好。”
她挂了电话。我举着手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阳光明晃晃的，照在我脸上，我却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冷气。
怀孕了。赵大山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
我的丈夫，我儿子的父亲，在外面，和另一个女人，有了孩子。
而我，和他结婚十年，省吃俭用，照顾他生病的爹娘，给他生孩子，养孩子。我得到的是什么？一句“改嫁，孩子留下”，和一张锁死的银行卡。
“妈？”
小川跑过来，仰着脸看我：“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
我低头看他。我的儿子，我的小川。他那么小，那么单纯，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残酷。
“小川，”我说，声音很轻，“如果……如果你有个弟弟或妹妹，你会喜欢吗？”
小川愣住了，然后眼睛慢慢睁大：“是……是那个女人的？”
我没说话。
小川的脸白了，又红了。他咬着嘴唇，眼睛里泛起水光：“我不要！我不要什么弟弟妹妹！我爸是我一个人的！妈，你也是我一个人的！”
他哭了，哭得很大声，像小时候那样，不管不顾。路人侧目，我把他搂进怀里，拍着他的背。他的眼泪浸湿了我的衣服，滚烫的。
“妈，”他抽噎着说，“咱把钱都拿走，一分都不给她！那是爸的钱，是咱家的钱！”
是，是咱家的钱。可那个女人，怀了赵大山的孩子。那孩子，也是赵大山的。
法律上，那孩子有继承权。即使赵大山死了，那孩子也能分遗产。而我，如果赵大山真成了植物人，或者死了，我能得到什么？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可那十万现金，是赵大山的私房钱，法律上，我能分到多少？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能让那个女人，拿走本该属于我和小川的东西。
“小川，”我擦掉他的眼泪，“下午，妈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
“去见那个女人。”
下午三点，我带着小川，又来到城西那棵槐树下。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小雅坐在院子里，正在嗑瓜子。她换了身衣服，碎花裙子，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化了淡妆。
看见我，她没站起来，指了指对面的小板凳：“坐。”
我坐下，小川站在我身后，警惕地看着她。小雅也看小川，笑了笑：“你儿子？都这么大了。”
“你想谈什么？”我问，开门见山。
“刚才电话里说了，”小雅吐掉瓜子皮，“卡里的钱，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现金我留着。我怀孕了，三个月，得养孩子。”
“你怎么证明孩子是大山的？”
小雅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推过来。是B超单，上面有图，有字。我看不懂图，但看得懂字：早孕，约12周。患者姓名：李小雅。家属：赵大山。
家属：赵大山。
我盯着那三个字，眼睛发花。小川凑过来看，看了半天，抬头看小雅：“你骗人！我爸才不会！”
“小屁孩懂什么，”小雅又嗑了颗瓜子，“你爸每个月来我这儿两次，每次住两三天。你说他会不会？”
“你！”小川要冲上去，我拉住他。
“卡里的钱，你怎么知道密码？”我问。
“大山告诉我的，”小雅说，语气自然，“他的密码，是我们认识的日子。920815。1992年8月15日，我们第一次见面。”
1992年8月15日。原来不是他们的纪念日，是第一次见面的日子。那一年，小雅多大？五六岁？赵大山怎么会认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不，不对。小雅看起来二十五六，1992年出生的话，今年正好二十五。他们是三年前在一起的，那时候小雅二十二，赵大山三十四。老牛吃嫩草，真会挑。
“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密码？”我问。
“上个月，”小雅说，“他来说，可能要出事，矿上不安全。说如果出事了，让我拿钱走人，别等他。”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赵大山早就准备好了。他给自己留了后路，给他的小情人留了后路。那我和小川呢？我们的后路是什么？是“改嫁，孩子留下”？
“钱呢？”我问。
“什么钱？”
“现金。十万。”
小雅的眼神闪了一下：“什么十万？我不知道。”
“米缸底下的十万，”我盯着她，“赵大山攒的。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小雅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瓜子壳，“我就知道卡里有两万。现金？没听说过。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她在撒谎。她肯定知道。赵大山那么疼她，连密码都告诉她，怎么会不告诉她现金的事？
“你要是不信，搜啊，”小雅张开手臂，“屋里就这点东西，随便搜。搜到了是你的，搜不到，别诬赖人。”
我没搜。搜也没用。她肯定藏起来了，或者已经转移了。
“卡里的钱，我要全拿走。”我说。
“凭什么？”小雅挑眉，“一人一半，够意思了。你别贪心。”
“凭我是他妻子，合法配偶，”我也站起来，看着她，“凭他还没死，凭我现在是他的监护人。卡里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小雅笑了，笑得很冷：“赵秀梅，别给脸不要脸。闹开了，你占不到便宜。我是怀了他的孩子，这孩子有继承权。就算他现在死了，我也能分遗产。你呢？你一个黄脸婆，他早就不爱你了，让你改嫁呢，你听见没？”
我听见了。每个字都像针，扎在心上。但我没动，也没哭。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年轻，漂亮，肚子里怀着赵大山的孩子。她有什么错？她只是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或者，爱上了一个男人的钱。
“孩子你可以生，”我说，“生下来，去做亲子鉴定。如果是赵大山的，该他的，他拿。但在他成年之前，钱归我管，我是监护人。”
“你！”小雅的脸涨红了，“你想得美！我的孩子，凭什么让你管钱？”
“就凭我是赵大山法律上的妻子，”我一字一句地说，“就凭他躺在医院，我签字，我交钱，我伺候。你算什么？小三？情妇？见不得光的东西！”
最后一句，我说得很重。小雅愣住了，然后突然冲过来，扬起手就要打。我抓住她的手腕，用力一推。她穿着高跟鞋，没站稳，踉跄着退了几步，扶住墙。
“你敢动手？”她尖叫。
“是你先动手的，”我松开手，手心火辣辣的，是她指甲划的，“小川，我们走。”
“不准走！”小雅扑过来，抓住我的包，“把卡还我！那是我的钱！”
“放手！”
“不放！”
我们扭打在一起。小川冲过来，推小雅：“你放开我妈！坏女人！”
小雅被推得一个趔趄，松了手。我拉着小川，转身就跑。身后传来小雅的尖叫：“赵秀梅！你给我等着！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们跑出院子，跑出巷子，一直跑到大街上，才停下来，扶着膝盖喘气。小川的脸煞白，紧紧拉着我的手。
“妈，她会不会……”
“没事，”我打断他，其实心里也慌，“她不敢闹大。闹大了，她也没好处。”
话虽这么说，但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小雅怀孕了，这是她的王牌。她可以去医院闹，去矿上闹，去法院闹。她年轻，漂亮，会哭，会闹。而我，一个黄脸婆，一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拿什么跟她斗？
“妈，”小川小声说，“咱把钱取出来，走吧。走得远远的，让她找不到。”
走。去哪？怎么走？带着一个十岁的孩子，背着丈夫的孽债，我们能去哪？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派出所。我接起来，民警的声音很严肃：“是赵秀梅吗？有人报警，说你入室盗窃。请你来派出所一趟。”
第六章 终章
派出所里，小雅坐在那儿，眼睛红肿，像哭过。看见我进来，她立刻站起来，指着我对民警说：“就是她！偷了我的银行卡，还有十万块钱！”
民警是个年轻小伙子，看看我，又看看小雅：“你说她偷你东西，有证据吗？”
“有！”小雅拿出手机，点开一张照片，是我翻窗户的背影，模糊，但能认出是我，“这是我家的窗户，她昨天晚上爬进去的！还有，她手里那张农行卡，是我的！是我男人给我的！”
“你男人？”民警皱眉，“你结婚了吗？”
“我……”小雅语塞，然后挺起胸，“我虽然没结婚，但我男人是赵大山！卡是他给我的，钱也是他给我的！”
“赵大山？”民警在电脑上敲了敲，“矿上那个出事的？”
“对！”
民警看向我：“你是赵大山什么人？”
“我是他妻子，”我拿出结婚证，身份证，“合法妻子。这是我们的孩子，赵小川。”
民警看了看证件，又看看小雅：“你是赵大山的……”
“我是他女朋友！”小雅大声说，“我怀了他的孩子！”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其他民警都看过来，眼神复杂。小雅意识到说漏了嘴，脸一下子白了，但随即又扬起下巴：“怎么了？不行啊？赵大山早就不爱她了，他们早就分居了！”
“我们没有分居，”我说，声音很平静，“赵大山每个月回家两三次，给生活费。我不知道他在外面有人，更不知道他给别人钱，还让别人怀孕。”
民警揉了揉太阳穴，这显然超出了他的处理范围。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王所，您来一下，这儿有个情况……”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小雅在隔壁。民警问了我昨晚的去向，我如实说了：我去找丈夫的银行卡，因为他出事了，需要钱治病。但我没拿钱，只拿了卡。
“卡呢？”
我拿出来。民警看了看，又问我密码。我说不知道，卡锁了。
“那你进去，有没有拿别的东西？”
“没有。”
“有证人吗？”
“我儿子，他在外面等我。”
民警出去，又进来，摇摇头：“你儿子说，他没进去，在外面等你。所以，只有你一个人进去了？”
“是。”
“那你这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民警严肃地说，“虽然你是赵大山的妻子，但那是李小雅的租房，你没有权利擅自进入。”
“那是我丈夫租的房子，用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租的，”我看着民警，“我有权知道我的钱花在哪儿了。”
民警被我说得一愣。这时，门开了，一个老民警走进来，是王所。他听完情况，看看我，又看看小雅那边，叹了口气。
“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王所说，“但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我们派出所不好处理。这样，你们自己协商。协商不成，去法院。”
“她偷我东西！”小雅不依不饶。
“我没偷，”我说，“卡是我丈夫的，我拿我丈夫的卡，天经地义。至于那十万块钱，你说我偷了，证据呢？谁能证明你有十万块钱？谁能证明那钱是你的？”
小雅说不出话来。她当然没法证明。那钱是赵大山的私房钱，没任何人知道。
“但你有入室的行为，”王所对我说，“这是不对的。给人家道个歉，这事就算了。”
我看着小雅，她也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恨意。让我给她道歉？凭什么？
“我可以道歉，”我说，“但她必须把银行卡还给我。那是我丈夫的治病钱。”
“那是我的！”小雅尖叫。
“你的？”我笑了，“卡主是赵大山，密码是他设的，钱是他存的。你说是你的，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这卡就是我的，我是他妻子，我有权处置。”
小雅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说不出话。王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摆摆手：“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卡，先放派出所。你们谁拿了，谁交出来。至于钱，你们自己商量，商量不成，去法院打官司。”
“那我的钱呢？”小雅不依不饶，“她偷了我的钱！”
“你说她偷了，证据呢？”王所反问，“有监控吗？有人证吗？有物证吗？什么都没有，你让我们怎么立案？”
小雅不说话了，咬着嘴唇，眼泪掉下来。这回是真哭，不是装的。她哭得很伤心，肩膀一耸一耸的。王所看得有点不忍，递了张纸巾过去。
“姑娘，你也别哭，”王所说，“这事，说到底，是你不对在先。人家是合法夫妻，你插一脚，不占理。现在男的躺医院了，你们在这儿争财产，像什么话？”
小雅哭得更凶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哭，心里没有一点波澜。我甚至想，如果赵大山在这儿，看见他的小情人哭得这么伤心，会是什么反应？会心疼吧？会骂我吧？
“卡，我先保管，”王所把卡收起来，“你们谁也别动。等赵大山醒了，或者……或者有个结果，再说。至于十万块钱，你说有，她说没有，我们没法查。你们自己解决。”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小雅走在我前面，高跟鞋踩得咔咔响。走到没人的地方，她突然转过身，恶狠狠地看着我。
“赵秀梅，你别得意，”她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大山的。他要是死了，这孩子也有份。你那十万，还有卡里的钱，都得有我一半！”
“那就等赵大山死了再说，”我说，“现在，他还没死。他的钱，我说了算。”
“你！”小雅扬起手，又想打。我抓住她的手腕，用力一捏。她疼得叫起来。
“李小雅，”我凑近她，压低声音，“我告诉你，赵大山現在躺医院，一天几千的费用，都是我在付。你要是有良心，就拿钱出来给他治病。要是没良心，就滚远点。再敢来闹，我不介意把你的事，贴到你们单位，贴到你老家，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雅的脸白了。她用力抽回手，后退两步，瞪着我：“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我盯着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都没了，不怕。你呢？你年轻，漂亮，以后还要嫁人吧？要是让人知道，你给有妇之夫当小三，还怀了孩子，谁还要你？”
小雅不说话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她咬了咬嘴唇，转身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在空旷的街上回响，越来越远。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夜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寒颤。小川拉拉我的手：“妈，咱回家吧。”
“嗯，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想赵大山，想小雅，想那十万块钱，想那张锁死的卡。想我和小川的未来。
回到家，屋里冷锅冷灶。我生火做饭，小川写作业。屋里很安静，只有炉火噼啪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饭做好了，白菜炖粉条，贴饼子。我和小川坐在桌边，默默地吃。吃到一半，小川突然说：“妈，我想好了。我不上学了，我去打工，挣钱养你。”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他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菜，不敢看我。
“说什么傻话，”我说，“学必须上。”
“可是……”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钱的事，妈想办法。你好好上学，别的不用管。”
“你有什么办法？”小川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卡锁了，钱取不出来。那个女人还要分钱。爸在医院，每天都要花钱。妈，咱没钱了。”
他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滴进碗里。我伸手，擦掉他的眼泪。
“妈有办法，”我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妈不会让你没学上，不会让咱娘俩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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