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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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叫赵金凤,今年六十二。退休前是棉纺厂的质检员,老伴周德顺比我大两岁,是厂里的电工班长。我们俩在同一个厂子干了一辈子,退休金加起来七千出头,在老家小城够花。

儿子周涛在广州打拼,前年结婚,去年生了孙子豆豆。儿媳刘婷是广州本地人,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产假一结束就得回去工作。小两口工资不低,但房贷车贷压着,请保姆一个月要八千,实在吃不消。

电话是儿子打来的。他声音里透着疲惫:“妈,您能不能来帮我们带一年孩子?就一年,等豆豆能上托班就好了。”

我握着话筒,看了眼正在阳台侍弄那几盆茉莉花的老周。他耳朵背了点,但我知道他竖着耳朵在听。

“我得跟你爸商量。”我说。

那天晚上,老周闷头抽了三根烟。烟灰缸里堆起小山,他才开口:“你去吧。孙子重要。我一个人在家没事,正好清静。”

我知道他说的是反话。结婚三十八年,我们分开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两个月。他连煮面条都能把锅烧糊。

“我每周给你包好饺子冻冰箱里,菜我也……”

“行了行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老周摆摆手,起身去开电视。新闻联播的声音开得震天响。

我是三月初去的广州。走那天,老周送我到火车站。他拎着我的行李,走得很快,我得小步跑才跟得上。候车室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的东西。

“给你准备的。路上吃。”

我打开一看,是五个还温乎的茶叶蛋,壳上裂着细纹,酱油色浸得均匀——是我教了他三十年都没学会的煮法。

“你什么时候学的?”

“网上看的视频。”他扭过头去看大屏幕上的车次信息,耳根有点红。

火车开动时,我看见他还站在原地,朝我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背影很快被人群吞没。

在广州的日子,比我想象的累。豆豆才八个月,夜里要醒三四次。儿子儿媳早出晚归,我除了带孩子,还得做一家人的饭,打扫卫生。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我每天拖两遍地,灶台擦得能照人——老周总笑我有洁癖,他说“家里干净得让人不敢下脚”。

但这里不是我的家。家具是北欧简约风,白晃晃的,我老怕给弄脏了。沙发太低,我膝盖不好,坐下就站不起来。厨房的智能灶我不会用,有一次差点把锅烧穿。

每周六晚上,是我和老周雷打不动的视频时间。他总是坐在客厅那张老沙发上,背后是那幅我们结婚时买的山水画,已经褪色了。画面里,他身后的家永远是老样子,只是越来越空。

“吃饭了吗?”我每次问。

“吃了。”

“吃的啥?”

“面条。”

“又是面条?我不是给你冻了饺子吗?”

“忘了。”他咧嘴笑,露出缺了颗牙的豁口。

有一次视频,我发现他身后的电视柜上,我那盆养了十年的君子兰不见了。

“那花呢?”

“哦,王师傅说他媳妇喜欢,搬走了。”老周眼神躲闪。

王师傅是他以前的徒弟,住隔壁小区。我没再问,心里像堵了团棉花。

四月底,豆豆满周岁。儿子儿媳带他去拍了套写真,花了三千八。照片上,小家伙穿着小西装,咧着没长全的牙笑。我也笑,笑着笑着鼻子就酸了。

那天晚上,我梦见老周。他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对着没开的电视发呆。我喊他,他听不见。

第二天一早,我跟儿子说:“我想回去看看你爸。”

“妈,豆豆这两天有点感冒,您能不能等下周……”

“我就回去两天,很快就回来。”

儿子没再说什么,给我转了两千块钱。“给爸买点好吃的。”

我没收那钱。我有退休金。走之前,我包了三百个饺子,冻了满满一冰柜。又炖了一大锅红烧肉,分成小份装好。

我没告诉老周我要回去。我想给他个惊喜。这个念头让我心里冒出点久违的甜,像偷吃糖的小孩。

我买了最早一班高铁票。清晨六点出发,下午一点就能到家。足够我买菜做顿晚饭,在他下班前把家里打扫一遍——他肯定又弄得一团糟。

火车上,我旁边坐着一对年轻夫妻。女的抱着个睡着的孩子,男的轻轻拍着她的肩。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突然想起老周第一次带我去省城。也是坐火车,绿皮车,慢得很。他一路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到家时是下午一点二十。我拉着行李箱从公交站往回走。四月的天,老家比广州凉,风吹在脸上清爽爽的。街口那家包子铺还在,老板娘换了人,以前那个胖大姐不见了,换成个瘦小姑娘。

我们住的是棉纺厂的老家属院,六层红砖楼,没电梯。我家在四楼,401。楼梯扶手上落着层灰,感应灯坏了两盏,我摸黑上了半层。

站在家门口,我从包里翻出钥匙——广州的钥匙串上,我还挂着家里大门钥匙。铜钥匙已经被磨得发亮。

我把耳朵贴到门上听了听。静悄悄的。老周应该还在上班,他返聘在厂里看仓库,下午五点下班。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咔嗒一声,门开了。

我推开门,那句“德顺,我回来了”卡在喉咙里。

客厅里,我的那双粉色拖鞋不见了。鞋架上摆着两双陌生的拖鞋,一双深蓝色男式,一双米色带花的女式。我蹲下来仔细看,女式拖鞋的鞋底很干净,像是没怎么穿过。

我直起身,拉着行李箱往里走。客厅的布局变了。沙发从靠墙移到了中间,对着的不是电视,而是阳台。我那张老摇椅——我母亲留给我的,藤条编的,扶手被我摸得油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崭新的按摩椅,标签还没撕。

电视柜上,我的君子兰又回来了。但盆换了,从那个摔缺了口的陶盆,换成了精致的青花瓷盆。

厨房里,我常用的那个豁口碗不见了。碗柜里摆着一套全新的瓷器,白底蓝边,整齐得刺眼。

我走到卧室门口。我们的卧室。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

床单换了。从前那套洗得发白的棉布床单,换成了缎面的,紫红色,上面印着大朵的牡丹。我的枕头不见了。老周的枕头旁边,并排放着另一个枕头,一样的紫红色牡丹。

衣柜门没关严。我走过去,拉开。

我的衣服,一件都没有了。

左边挂着一排女人的衣服。连衣裙、针织衫、外套。不是我的尺寸。我穿XL,这些看起来是M码。右边是老周的衣服,挂得整整齐齐,不像他平时的作风。

最底下那层,我放冬被的收纳箱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印着“保健品”字样的纸箱。

我站在衣柜前,手扶着柜门,手指抠进了缝隙里。

这时,我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第二章

门开了。

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玄关。老周先走进来,他低头换鞋,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接着,一个女人跟了进来。

女人看着五十多岁,微卷的短发染成栗色,穿着件浅灰色薄开衫,黑色裤子。她手里拎着个菜篮子,里面有芹菜、西红柿,还有一条鱼。

“今天这鱼挺新鲜,晚上清蒸吧?”女人说,声音软软的。

老周“嗯”了一声,弯腰从鞋柜里拿出那双米色拖鞋,放到女人脚边。这个动作熟练得刺眼——他以前只会把自己的鞋踢得到处都是,我得跟在他后面收拾。

女人换好鞋,一抬头,看见了我。

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菜篮子“砰”地掉在地上,西红柿滚出来,一直滚到我脚边。

老周顺着她的视线转过头。

时间好像停了几秒。老周张着嘴,眼睛瞪得老大,手里的钥匙串“哗啦”掉在地砖上。

“金……金凤?”他的声音像从很远的洞里飘出来的,“你、你怎么回来了?”

我没说话。我看着他,又看看那个女人。女人已经蹲下去捡西红柿,她的手在抖,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这位是?”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很平静,不像我的。

老周的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他搓着手,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这是……这是孙阿姨,孙玉梅。我们厂里以前卫生所的,退休了。她、她现在……帮我做饭。”

“做饭?”我重复这两个字,目光扫过那双陌生拖鞋,崭新的床单,衣柜里M码的衣服,“做到家里来了?”

孙玉梅站起来,把菜篮子放到鞋柜上。她不敢看我,低着头,手指绞着开衫的衣角。“赵姐,你别误会。我就是……老周一个人不会做饭,我住得近,顺便帮他做点……”

“你住哪栋?”我问。

她噎住了。

老周走过来,想拉我的胳膊。“金凤,你听我说……”

我躲开了他的手。这个动作让他的脸一下子垮下来。

“我回来拿点东西。”我说,声音还是那么平静,平静得我自己都害怕,“豆豆的厚衣服忘带了,广州天热了,用不上。”

这是个漏洞百出的谎言——四月的广州已经快三十度,我怎么可能回来拿厚衣服。但老周和孙玉梅都没戳破。他们需要这个台阶,我也需要。

“你吃饭了吗?”老周问,“我、我去给你下碗面?”

“吃过了。”我拉着行李箱往卧室走,“我收拾收拾就走,晚上还得赶回去。”

“这么急?”老周跟在我身后。

“豆豆离不了人。”我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门一关,我腿就软了,后背抵着门板往下滑。我蹲在地上,手捂着嘴,怕发出声音。眼泪涌上来,我死命憋着,憋得胸口发疼。

衣柜还开着。那排女人的衣服刺眼地挂在那里。我站起来,走到衣柜前,一件件翻看。羊毛衫、连衣裙、风衣……都不是便宜货。老周给自己买件一百块的汗衫都要心疼半天。

梳妆台上——我以前不用梳妆台,都是在卫生间镜子前抹脸——现在摆满了瓶瓶罐罐。护肤品、化妆品。我拿起一瓶精华液,看了眼标价:698元。

我把瓶子放回去,手抖得厉害。

门外传来压低声音的争吵。

“……你怎么不告诉我她要回来?”

“我哪知道!她没说!”

“现在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

“你小声点……”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门。两人立刻分开,老周站在客厅中间,孙玉梅退到了阳台门口。

“我的衣服呢?”我问。

老周愣了愣:“什么衣服?”

“我的衣服。我衣柜里的衣服。”

他眼神躲闪:“那个……前阵子小区号召捐衣服,灾区需要。我想着你那些衣服放着也是放着,就、就捐了。”

“全捐了?”

“嗯。”

“一件不剩?”

“……嗯。”

我看着他。他不敢看我,盯着自己的脚尖。这个表情我太熟悉了——每次他撒谎,都这样。

“捐到哪个灾区了?”我问,“收据呢?捐衣服应该给收据吧。”

老周的脸涨红了。孙玉梅在阳台门口小声说:“老周,我先回去吧。”

“别走。”我说,“孙阿姨是吧?坐。既然来帮忙做饭,那就是客人。哪有客人来了就走的道理。”

我的语气可能太冷,孙玉梅打了个哆嗦。她看着老周,老周朝她点点头,她才慢慢走到沙发边,挨着边坐下。

我在她对面的摇椅位置——现在是按摩椅——本来想坐下,但看到那张崭新的椅子,我改主意了。我拉过餐桌边的一把木头凳子,坐下。

“说说吧。”我看着老周,“怎么回事?”

老周也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互相抠着。“就是……你走后,我一个人,吃饭老是凑合。玉梅她住隔壁楼,有时候碰见,就、就说帮我做顿饭。后来……后来就……”

“就登堂入室了?”我接上他的话。

“不是!她就是有时候过来帮忙收拾收拾……”

“用我的梳妆台?穿我的衣柜?”我顿了顿,“睡我的床?”

最后四个字像石头砸进水里。老周猛地抬头:“金凤!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我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一把推开门,指着里面,“那床单是谁换的?我那套棉布床单呢?也捐灾区了?”

老周张着嘴,说不出话。

孙玉梅也站起来,眼圈红了。“赵姐,你真的误会了。我和老周就是互相照应。我老伴去世得早,儿子在国外,一个人住。老周也是一个人,我们就是……搭个伴。”

“搭伴?”我重复这个词,突然觉得特别可笑,“搭伴搭到把我衣服全扔了?搭到把我家的东西都换了?”

我走到电视柜前,拿起那盆君子兰。“这盆花,王师傅媳妇不是喜欢吗?怎么又回来了?还换个这么贵的盆。”

我把花盆重重放回去。陶瓷盆底撞在木质柜面上,发出闷响。

“老周,我就问你一句。”我转身看着他,“我要是今天没回来,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都挪了位置,从地板爬上了墙。

“没打算告诉你。”他终于开口,声音很哑,“你带孙子,忙。我不想给你添堵。”

“不想给我添堵。”我点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我没擦,让它流,“周德顺,我们结婚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我为你生儿子,伺候你吃喝,你妈瘫在床上三年,是我端屎端尿。你现在跟我说,不想给我添堵?”

老周也哭了。他用袖子抹眼睛,抹得满脸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我一个人……金凤,我一个人在这房子里,每天对着四面墙,电视开一天都没人跟我说话。我半夜心口疼,想喝口水,喊半天都没人应……”

“所以你就找个伴。”我说,“找个伴,我理解。可你为什么要扔我的东西?为什么连件衣服都不给我留?周德顺,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值钱?三十八年,说抹掉就抹掉了?”

孙玉梅小声抽泣起来。她拎起自己的包。“我走。我这就走。”

她真的朝门口走去。老周站起来,想拦,又停住,看向我。

我看着孙玉梅换鞋,开门,走出去。门轻轻关上了。

家里又只剩下我们俩。

安静得可怕。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在敲鼓。

“她丈夫去世五年了。”老周突然说,“儿子在美国,一年打不了两个电话。她身体不好,有高血压。我们……我们就是互相照顾。”

“照顾到一张床上去了?”

老周不说话了。他重新坐下,双手捂住脸。从指缝里,我听见他哽咽的声音。

“金凤,我对不起你。你骂我吧,打我也行。但你别……别气坏自己身子。”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顶,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这个我看了三十八年的男人,突然变得那么陌生。

“她经常在这儿过夜?”我问。

老周点点头。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走后两个月。”

“厂里人都知道吗?”

“不知道……应该不知道。她都是晚上来,早上走。”

我想起视频时他总是坐在同一个位置,背后的背景永远不变。原来不是家没变,是他不敢让我看见变了的地方。

“你爱她吗?”我问。这个问题脱口而出,我自己都愣了。

老周抬起头,眼睛红肿。“什么爱不爱的……我们都这个岁数了。就是、就是做个伴。”

“那你爱我吗?”我又问。

这次他沉默了更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金凤,”他说,“你是我老伴。这世上,你是我最亲的人。”

“但不是唯一了,对吧?”

他不说话。

我站起来,拉着行李箱往门口走。

“你去哪儿?”他慌慌张张站起来。

“回广州。”

“现在?天都快黑了!”

“留这儿干嘛?”我回头看他,“看你们怎么互相照顾?”

“金凤!”他冲过来抓住我的行李箱拉杆,“你别走。今晚你睡卧室,我睡沙发。我们……我们好好说说话。”

“说什么?”我看着他,“说你和她怎么开始的?说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周德顺,我六十多了,不是十六岁。有些事,捅破了,就回不去了。”

我掰开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在发抖。

“我给儿子打个电话,说今天不回去了。我住旅店。”

“金凤!”

我没理他,拉着行李箱出了门。下楼时,我听见他在后面喊我的名字,但我没回头。

楼梯间的灯还是坏的。我摸着黑往下走,一脚踩空,差点摔下去。我抓住扶手,指甲抠进了木头缝里。

走出单元门,傍晚的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寒颤。四月的天,怎么这么冷。

小区花园里,几个老太太在聊天。看见我,她们停下来,眼神古怪地往我这边瞟。我认得她们,以前一起在广场跳舞的。

“金凤回来啦?”一个胖老太太打招呼,笑容里带着探究。

“嗯,回来拿点东西。”我勉强笑笑。

“看见你家老周没?他最近可精神了,早上还跟我们打太极呢。”

“是吗。”

“你啥时候回来长住啊?孙子带大点就回来吧,老夫老妻老分开算怎么回事。”

我嗯啊地应付着,拉着行李箱快步走出小区。

走出很远,我才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天渐渐黑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我摸出手机,屏幕亮起的光刺得眼睛疼。

有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是老周的。还有几条微信。

“金凤,回家吧。我让她以后不来了。”

“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回来,我们好好说。”

我看着那些字,一个个模糊了又清楚,清楚了又模糊。

最后,我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妈?你到家了?见到爸了吗?”儿子的声音轻快。

“见到了。”我说,声音哑得厉害。

“你怎么了?感冒了?”

“没有。周涛,”我深吸一口气,“如果……如果我和你爸离婚,你怎么想?”

电话那头沉默了。长长的沉默。

第三章

“妈,你说什么?”儿子的声音绷紧了,“你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我说,手指抠着长椅掉漆的边缘,“你爸他……有人了。”

“谁?怎么回事?”儿子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妈,你在哪儿?爸在你旁边吗?”

“我在外面。他不在。”

“你把电话给爸,我跟他说!”

“你先别急。”我说,“我就是……先跟你说一声。”

“说什么说!妈,你现在在哪儿?我让爸去接你。有什么事回家说,你们两个加起来一百二十多岁的人了,离什么婚?丢不丢人!”

“丢人”两个字像针一样扎了我一下。我握紧手机:“周涛,是我丢人,还是你爸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