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中社

长沙银行（601577）——这个被称作“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的万亿巨头，近日披露了最新财报，该行资产规模突破1.32万亿，增速3.7%，说明体量还在飞驰。但只看规模那就看浅了：现在的长沙银行，正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到“生存淬炼”的惊险跳跃。

营收动力换挡，金融资产结构激进调整，潜在的资产质量迁徙……这些才是藏在数字底下的真问题。

规模背后的定价困局

长沙银行2025年的财报，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营收与利润“温差”。

全年营业收入254.7亿元，同比下降1.8%，在保持多年高增长后，首次步入负增长区间。而归母净利润却微增3.6%，录得81.1亿元。

穿透数据来看，利润的逆势增长并非来自经营效能的实质改善，而主要源于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力度的主动收敛——该项支出从上一年的88.1亿元压降至79.9亿元，降幅达9.3%。

进入2026年一季度，营收增速虽回升至5.6%，但资产扩张与盈利效率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未根本化解。

净息差的持续收窄，仍是管理层面前最迫切的课题。

2025年，长沙银行净息差录得1.85%，同比大幅下滑26个基点；净利差同步缩减25个基点，至1.95%。

下行的主因，在于资产端收益的“失血”速度远快于负债端成本的压降。

受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及贷款重定价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平均利率从4.21%急落至3.64%，跌幅高达57个基点。

其中，个人贷款平均利率从5.80%降至4.96%，下跌84个基点；对公贷款利率也从4.97%降至4.29%。而同期，计息负债成本率仅下降32个基点。

这意味着，在省内激烈的价格竞争下，该行不得不以牺牲大量利润空间为代价，来维持规模增长。

更值得关注的是存款结构出现的“劣化”苗头。

2025年末，长沙银行吸收存款本金总额虽增长9.1%至7886.5亿元，但内部的稳定性正在弱化。

成本优势最显著的公司活期存款，规模从1869.1亿元大幅缩减至1612.3亿元，同比减少13.7%。

这部分低成本资金的流失，被迫以成本较高的个人定期存款来填补，后者同比增长17.5%，规模突破3400亿元。

“存款定期化”的明显抬头，使负债端成本在降息周期中仍表现出很强的刚性，进一步侵蚀了本已微薄的盈利边际。

贷款端，一直强调的“零售优先”战略同样遭遇阻力。

2025年末，个人贷款余额为1871.8亿元，绝对值收缩1.2%，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也从34.8%下滑至30.6%。

细项之间冷热不均：信用卡垫款余额从181.7亿元大跌17.40%至150.1亿元，住房按揭贷款也萎缩2.7%。

核心零售业务的全面收缩，既折射出宏观消费市场的谨慎情绪，也暴露出长沙银行在零售产品竞争力与风险偏好之间，正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平衡点。

目前，规模扩张已高度依赖对公业务（同比增长17.56%）的支撑，但正如息差数据所揭示的——这种增长正变得越来越沉重，代价也愈发高昂。

投行化转向中的盈亏戏法

在传统信贷定价权逐渐流失的背景下，长沙银行表现出清晰的“金融资产驱动型”增长特征，金融市场业务正成为利润波动的最大变量。

观察其资产负债表，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规模在近期呈现出急剧扩张的态势：2024年末余额为1105.2亿元，2025年末增至1350.6亿元，同比扩张22.2%；到2026年一季度末，该科目进一步攀升至1609.8亿元，仅三个月便再度增长19.2%。

与之对照，作为资产“压舱石”、以摊余成本法计量的债权投资规模则持续缩减，从2024年末的2722.8亿元降至2026年一季度末的2495.1亿元，五个季度累计萎缩逾227亿元。

这种从追求稳定票息向捕捉价差收益的激进转向，使该行的利润结构愈发倚重债券市场波动，呈现出较强的短期交易逐利属性。

2025年的利润表，清晰呈现了这一“卖券撑利”的账面逻辑。

全年投资收益达到60.7亿元，较2024年的31.1亿元暴增95.2%。然而，如此亮眼的增幅，本质上是通过处置盈利资产来兑现即期利润。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2024年的盈利9.7亿元陡降至2025年的-12.4亿元。

这种“一增一减”的组合，折射出典型的“卖出盈利券、留住亏损券”操作手法——用已实现的利得来冲抵账面浮亏，以此维系全年归母净利润3.6%的微增。

进入2026年一季度，随着债市窗口期的切换，该行投资收益随即掉头向下，同比下降24.2%至13亿元，进一步验证了这种盈利模式的脆弱性。

资产质量的隐忧，也藏于所有者权益的变动之中。

2025年，长沙银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OCI）税后净额录得-12.6亿元，而2024年这一数字为正向的9.1亿元。

高达21.72亿元的巨额反转，核心源于“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的剧烈波动——该细项在2025年录得13.4亿元的亏损，直接抹去了上年8.6亿元的盈余。

尽管这些估值亏损通过会计处理被隔离在损益表之外，未直接计入净利润，但它实实在在地侵蚀了所有者权益。

受此类“隐形亏损”与风险资产持续扩张的双重影响，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24年末的10.12%下滑至2025年末的10.05%。

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这一指标小幅回升至10.18%，但已连续五个季度在10.10%附近徘徊，相较此前更高的中枢水平已有所下移。

总体来看，该指标仍处于合理充裕区间，距离监管红线保有安全边际；不过，在资产规模延续扩张、110亿元可转债尚未落地的背景下，资本补充对于支撑中长期战略推进，仍有其必要性。

资产质量的 “蓄水池” 警报

长沙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率，纸面上维持在1.15%，乍看还算“稳健”。但穿透结构性数据之后，真正的压力正在悄无声息地向“蓄水池”集聚。

最显眼的预警信号，来自关注类贷款的集中攀升。2025年末，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从年初的143.2亿元骤增至179.5亿元，增幅高达25.4%，大幅跑赢同期总贷款12.2%的增速。

在银行业，关注类贷款一向被视为不良生成的先行指标，而长沙银行2025年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已升至25.68%，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一的相关资产，在一年内就要直面下迁为不良的压力。

这类风险资产的快速积压，让未来几年的资产质量消化，成了一道绕不开的难题。

从行业分布来看，深耕湖湘的长沙银行与地方工业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在行业下行周期中，往往承担着更直接的冲击。

2025年，该行制造业贷款不良率从上年的2.18%飙升至2.97%，余额达13.5亿元，成为不良生成最集中的领域。

与此同时，风险的行业集中度也相当突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建筑业这三大对公行业，占公司贷款的比重已合计超过51%。

在当前宏观环境下，这类高度依托地方财政配套、紧跟宏观周期波动的行业，若后续出现信用边际走弱，会顺势对该行存量信贷资产质量形成联动传导压力。

曾被寄予厚望的个贷领域，同样承压明显。2025年末，个人贷款不良率从1.87%跳升至2.43%，而在个贷规模整体收缩1.23%的背景下，这种恶化呈现的是“分母在变小、分子在膨胀”的风险失控苗头。

而在潜在风险加速暴露的另一端，财务处理却呈现出另一种逻辑：2025年，长沙银行信用减值损失为79.9亿元，较上年逆势减少了8.2亿元，降幅9.27%。

直接结果就是，拨备覆盖率从312.80%快速滑落至280.86%，一口气掉了31.94个百分点。

在资产质量微观层面劣化趋势已如此明显的阶段，仍选择以缩减减值计提来反哺利润，这种“向拨备要利润”的倾向，其短期色彩值得警惕。靠压缩减值为代价换来的利润体面，在关注类贷款加速下迁的真正考验面前，并不牢固。

眼下，长沙银行正卡在一个关键的转向关口。

最悬着的，是那笔110亿的可转债——目前还在上交所排队审核。这笔钱能不能到账，直接关系到它未来还有多少底气继续“跑马圈地”。

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十五五开局的大潮里，既要扎深湖湘本土、做实县域经济，又要稳稳接住关注类贷款加速“下迁”这块烫手山芋，还得在波动的市场里找回曾经失去的定价权。这盘棋，每一步都不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