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议员上班时就不能喝酒？英国内战过去将近四个世纪，这个国家似乎依然很容易分裂成“骑士派”和“圆颅党”两大阵营。说白了，就是追求自由与享乐的人，对上清教徒式的禁欲者。围绕威斯敏斯特宫内九间酒吧的态度，往往最能迅速暴露这两类人的分野。
一些热衷社交享乐的保守党人，如特蕾丝·科菲和夸西·克沃滕，曾公开支持保留这些酒吧。去年，8名工党后座议员则提出建议，希望缩短议会的饮酒时段。奈杰尔·法拉奇几乎从不在镜头前空手出现，手里总少不了一瓶啤酒。当然，这些立场也未必完全按党派划线。工党的露西·鲍威尔去年就指出，对疲惫不堪的政治人物来说，威斯敏斯特提供了一个理想且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在一天工作结束后放松一下。
这一话题之所以再次成为新闻，是因为35岁的汉娜·斯宾塞今年早些时候当选为绿党议员。她本周末对“政治乔”表示，自己刚进入议会的头几周，最让她吃惊的一点，是“人们在两轮投票之间，身上会有酒味”。
她带着批评意味提到，自己曾路过威斯敏斯特的一间房间，看到“有人就坐在那里喝酒”。她说，清洁工“或者在银行工作的人”，不可能带着一身酒气回去继续上班。
当斯宾塞把在酒吧喝酒当作下议院“脱离现实”的例证时，我不禁怀疑，她是否真像自己试图表现的那样，是一个能够代表普通人的“典型人”。我是在肯特郡一家乡村酒馆里长大的，那家店由我父母经营了几十年。
我见过午餐时分和傍晚，吧台前挤满了各行各业的男女：农场工人、本地商界人士、记者、树木养护工、教师、驯马师，有时还有当地议员。我母亲尤其喜欢迈克尔·法伦。
斯宾塞接触过律师、交易员、学者、智库研究人员、牧师、农民、小企业主，或者媒体、时尚、娱乐和零售行业的人吗？显然，没有人会希望飞行员或外科医生在工作时喝酒，但对一些从事创意工作的人来说，喝上一杯之后，灵感甚至可能来得更快。
威斯敏斯特也并不是唯一设有酒吧的工作场所。大学校园、大型科技公司以及一些历史悠久的市政建筑里，往往都有让员工放松的配套设施。英国广播公司和伦敦塔内部，也都有饮酒空间。
如果一群人长期高强度工作，那就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心情好一点，而酒吧无疑是最有效、最稳妥的安抚方式之一。
下议院的投票通常发生在威斯敏斯特，而且往往是在当天主要议程结束之后。周一可能要到晚上10点，周二和周三大约也要到晚上7点。既然投票表达赞成还是反对，关键在于事先的思考，那为什么非得要求人们在投票时滴酒不沾、绝对清醒？
我16岁时第一次进入议会，当时是跟着一位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部的老派政治记者做工作见习——他也常在我父母的酒馆喝酒。他特意带我走遍了议会里的每一间酒吧，路上还把我介绍给肯·克拉克。众所周知，肯·克拉克曾一边喝威士忌，一边发表财政预算案讲话。
别忘了，人在酒吧里，并不等于一定喝得酩酊大醉。我对当下这套政治体制的很多方面都心怀不满——可疑的捐款人、任人唯亲之类的问题，不一而足。但我并不介意议员们在露台上喝一杯杜松子酒加汤力水。在我看来，这几乎肯定比滴酒不沾更能让他们贴近公众。
温斯顿·丘吉尔至今仍因公共服务以及对香槟产业的热爱而备受推崇。他曾说：“我从酒精那里得到的，远比酒精从我这里拿走的要多。”我们真正该抨击的，是威斯敏斯特的腐败与欺瞒，而不是空气里那一丝淡淡的伦敦骄傲啤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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