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4月17日至21日,第36届欧洲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会全球大会(ESCMID Global 2026)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团队多项研究成果亮相这一国际顶级学术舞台,内容覆盖细菌耐药防控、病原体共感染机制、病毒耐药监测及宿主免疫病理等感染病学关键领域。本刊在会议现场对张文宏教授感染病精准诊疗团队成员艾静文教授、王森教授等进行了专访,从ICU精准防控到疫苗宏观策略、从分子流行病学到临床治疗平衡的系统性见解,展现了中国感染病研究从参与到引领的进阶之路,以及青年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强劲声音。

细菌耐药性的监测、预测与感染控制

《感染医线》:您在大会上汇报了关于数字微滴PCR(ddPCR)用于疑似脓毒症诊断的PROGRESS研究,能否请您介绍一下ddPCR如何提升病原检测效率并优化抗生素使用,同时说明这项研究对重症感染精准诊疗的价值?

徐心蕾博士:很荣幸与大家分享PROGRESS研究的最新进展。首先,ddPCR能够有效提升诊断效能,既可以缩短病原检测中位时间,也能提高检测阳性率。其次,ddPCR可指导临床优化抗生素使用方案,医生能够依据ddPCR检出的病原体结果调整用药方案,实现对病原体的精准覆盖,进而降低患者死亡风险。此外,ddPCR可实现病原体载量的实时监测,而病原载量具备良好的预后评估价值,是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也能助力优化预后预测模型的构建。总体而言,ddPCR技术及PROGRESS研究为脓毒症的精准诊疗提供了重要助力。

《感染医线》:相较于传统的静态风险评估,这种基于“轨迹”的模型如何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耐药高风险患者并实施干预?请您介绍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临床应用的潜力。

陈志辉博士:这正是我们这项研究的核心目的之一。在ICU患者中,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CRGNB)的获得主要与定植压力和抗生素暴露相关。但既往研究多将抗生素暴露及定植压力视为静态的累积暴露因素,缺乏实际临床应用的参考依据。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将这两个因素进行早期建模,进而分析其不同变化轨迹与后续CRGNB发生风险的关联。

我们在华山医院4个ICU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对患者进行基于肛拭子的主动筛查:患者入院48小时后进行第一次筛查,之后每周筛查一次。研究采用主轨迹建模方法,识别出三个不同的轨迹组,并通过多状态模型,分析不同轨迹组与后续CRGNB发生风险的关联。

我们得出了三个核心结果。第一,通过主轨迹建模,我们识别出三个特征各异的轨迹组。第一组以低抗生素暴露、低定植压力为特征;第二组为中等风险组,以抗生素暴露持续上升、定植压力稳定为特征;第三组为高风险组,以抗生素暴露和定植压力均持续上升为特征。

第二,三个轨迹组的后续CRGNB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组发生率约为9%,第二组约为26%,而第三组(高风险组)发生率则大幅上升至50.8%。

第三,采用多状态模型调整相关复杂因素及竞争风险因素后,研究结果仍具有良好稳健性:中等风险轨迹组(轨迹组二)相对于低风险组(轨迹组一),风险比约为1.68,即CRGNB发生风险增高68%;高风险轨迹组(轨迹组三)相对于低风险组,风险比为2.82,即发生风险提升近3倍。

这项研究给临床医生和感控人员带来了两点核心启示:

其一,未来在精准防控中,需实施分层精准防控。针对高风险组患者,可采取接触隔离、抗生素降阶梯治疗等综合措施,降低其后续CRGNB发生风险;针对中风险患者,可采用抗生素降阶梯治疗,兼顾风险覆盖与合理用药;针对低风险患者,则可将防控重点聚焦于高风险人群,实现精准防控、精准治疗。

其二,我们将既往的静态模型转化为动态模型,后续可将可获取的数据指标嵌入临床系统,实现CRGNB风险的精准、实时防控与预警,进一步提升临床诊疗与感控效率。

《感染医线》:全基因组测序如何指导ICU内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感染控制?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该研究的主要干预措施及其在阻断院内传播方面的效果?

张怡博士:既往关于院内感染暴发与传播的研究大多存在滞后性,无论是回顾性分析,还是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分析传播链条,均无法及时开展干预。因此,我们希望将感染防控关口前移。本研究在华山医院其中一个ICU中开展,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

研究的核心干预措施为:在临床怀疑存在院内传播时,及时采用全基因组测序(WGS),精准判断病例是否属于同一传播链条;同时结合传统感控措施,实施综合干预,包括肛拭子筛查、环境消毒、手卫生管理等,形成“全基因组测序+综合感控”的干预模式。

从研究结果来看,ICU内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的院内传播比例实现显著下降。此外,全基因组测序还具备独特优势:除传统流行病学判断外,可通过精准测序明确患者是否为院内感染引发的二代、三代病例,为评估传播率、感染率提供了可靠的评价手段。

同时,我们还开展了相关因素分析,明确了影响防控效果的关键相关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优化干预措施,增加空气消毒环节。实施优化措施后,空气及环境中的细菌计数均出现明显下降,这也为后续院内感染传播的防控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感染医线》:团队在ICU耐药防控领域带来了轨迹建模、全基因组测序、ddPCR三项关键技术突破,分别实现了耐药高风险预警、精准溯源防控、重症感染快速诊断,您如何评价这一“预警-溯源-快速诊断”综合技术体系在我国多重耐药菌与重症感染防控中的价值,以及未来推广应用的前景?

王森教授:我们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团队在本次ESCMID2026大会上带来的这三项研究,为我国多重耐药菌防控及重症感染精准诊治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决方案。

首先,通过轨迹建模技术实现对耐药风险的精准动态预测,可在患者入住ICU前5天,早期识别其耐药高风险,进而开展早期干预,从源头降低耐药感染发生概率。

其次,借助全基因组测序技术,能够精准掌握患者院内感染的传播轨迹,为临床采取精准的院内感染阻断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有效遏制感染扩散。

第三,ddPCR精准诊断技术大幅缩短了脓毒症感染的诊断时间,将原本约5天的诊断周期缩短至6小时左右,使临床能够在感染早期就采取精准治疗措施,进而提升脓毒症的治疗成功率。

这三项研究虽针对疾病不同阶段,却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救治闭环,均聚焦于当前耐药防控与重症感染救治中的核心痛点问题。且研究数据均来自我国传染病医学中心自身的传染病监测网络,完全贴合我国临床实际情况,具备在全国不同地区推广应用的基础。

下一步,我们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团队计划在自身监测网络内,将这些新技术进一步推广至基层医疗机构及临床应用前端,让新技术持续为临床研究服务,最终全面提升我国多重耐药菌防控与重症感染的整体救治水平。

肺炎球菌的流行病学、共感染与疫苗价值

《感染医线》:国家肺炎球菌结合疫苗计划如何影响耐药肺炎链球菌的疾病负担?请您介绍一下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及其对全球抗菌药物耐药性防控策略的意义。

陈志辉博士:我们这项研究是一项全球层面的研究。众所周知,肺炎链球菌是抗菌药物耐药(AMR)疾病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在各国推广应用已多年,在降低相关传染病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临床仍存在研究缺口。

202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相关规范,估计2019年当年PCV疫苗可减少约4.4万例耐药相关死亡,但该研究仅基于当前的静态比例影响模型,未纳入疫苗的间接保护效应,很可能低估了PCV疫苗在耐药防控中的实际效能。

基于此,我们开展了一项验证性研究,旨在评估PCV疫苗对耐药肺炎链球菌疾病负担的真实效能。研究纳入了全球188个WHO会员国,其中149个国家在2019年之前已实施PCV疫苗免疫规划,39个国家未实施该规划。我们采用广义合成控制这一因果推断方法,为已实施PCV疫苗的国家合成了真实的疾病负担数据,进而分析PCV疫苗引入对耐药疾病负担减少的实际影响。

研究核心结果主要有三点:

第一,随着PCV疫苗推广时间的延长,其对耐药疾病负担的保护作用持续增强。2009年至2019年期间,已实施PCV疫苗的国家,耐药肺炎链球菌疾病负担平均下降约20%;分年份来看,疫苗推广第一年下降约4%,第五年下降超过20%,第十年下降率则超过34%,充分体现了PCV疫苗保护效能的时间累积效应。

第二,研究发现了两项重要异质性:一是在≥5岁非疫苗接种人群中,约75%的PCV疫苗相关死亡负担减少发生在该人群中,这充分体现了疫苗对耐药疾病负担减少的间接保护效应;二是尽管低收入国家引入PCV疫苗的时间晚于发达国家,但其耐药疾病负担减少率仍达到30%以上,甚至高于发达国家,说明PCV疫苗是一种具有显著公平性的保护工具。

第三,2000年至2019年期间,已实施PCV疫苗的国家,累计减少约21万例耐药肺炎链球菌归因死亡,减少超过100万例相关死亡。更重要的是,2019年通过模型估计,PCV疫苗减少的相关死亡超过18万例,约为WHO当年估计4.45万例的4倍,这意味着其中约14万例死亡的减少是通过疫苗的间接保护效应实现的。

这些发现对未来防控策略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未来研究疫苗与疾病负担的关联时,不能仅关注静态比例关系,还需重视疫苗的直接影响与间接保护效应,全面评估疫苗的实际防控价值。

另一方面,这一研究结果对我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目前我国尚未将PC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但本研究证实,PCV疫苗对耐药防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儿童,还能通过减少儿童鼻腔内病原体定植,将保护效应传递给成年人及老年人。当前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耐药及疾病负担高发的现状,本研究可为后续推进PC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提供有力的循证依据。

《感染医线》:医院与社区环境下的儿童肺炎链球菌携带谱有何差异?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研究揭示的共感染模式及其对理解呼吸道微生态相互作用的意义?

张怡博士:很荣幸为大家介绍HAPEC研究。肺炎链球菌在儿童肺炎中造成了较重的疾病负担,目前我国尚未将肺炎链球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此前已有相关研究报道过我国儿童肺炎链球菌的携带率,但尚未对医院与社区儿童群体的携带情况进行对比,也未探索肺炎链球菌的共感染及共定植模式,因此我们开展了本项研究。

本研究于2023年至2024年,历时一年多在海南省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开展,包括海口市、万宁市和白沙县。研究过程中,除了对肺炎链球菌进行PCR检测和培养外,还同步对22种不同病原体进行了PCR检测,以全面掌握儿童呼吸道病原体携带情况。

研究核心结论主要有三点:

第一,医院有临床表现的儿童与社区健康儿童的肺炎链球菌检出率均在30%~40%左右,其中医院儿童的检出率略高于社区健康儿童。

第二,从整体病原体谱来看,医院儿童的病毒检出种类更多,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人偏肺病毒、人副流感病毒等。

第三,关于共感染、共定植模式,无论是医院还是社区环境中,肺炎链球菌与卡他莫拉菌、流感嗜血杆菌均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同时,在医院和社区群体中,不同病毒与肺炎链球菌也呈现出不同的相关性模式。

本研究带来了三点重要启示:

首先,在病原体监测方面,研究明确了不同环境、不同人群的病原体携带特点,为后续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精准监测提供了方向,明确了监测重点。

其次,在临床用药方面,研究揭示了病毒与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参考和提示,助力优化治疗方案。

最后,在疫苗应用方面,鉴于肺炎链球菌与不同病毒存在相互作用,本研究为后续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推广应用及合理使用,提供了更多针对性建议。

《感染医线》:团队的一项研究展示了PCV疫苗在降低耐药负担方面的宏观成效,另一项则揭示了微观层面的呼吸道共感染模式。这种从“宏观政策”到“微观机制”的研究,对优化儿童呼吸道感染防控策略有何指导意义?

艾静文教授:从我们团队发表的两项研究可以看出,肺炎链球菌的公共卫生防控是多维度、多层次的。

从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层面来看,需要持续普及PCV疫苗。正如陈志辉博士分享的研究所示,PCV疫苗的有效推广,能够极大降低肺炎链球菌的耐药负担,这是宏观层面防控的核心抓手,为儿童呼吸道感染防控提供了政策层面的重要支撑。

而从微观临床诊疗层面来看,研究揭示,肺炎链球菌感染常伴随共感染或共定植现象,这类微观研究能为临床医生的诊疗工作提供诸多提示。例如,在临床诊疗中,若诊断患儿存在肺炎链球菌感染,需同步筛查其他可能的病原体,全面评估共感染带来的疾病负担,进而优化诊疗方案。

更为重要的是,微观层面的研究还能反哺宏观防控政策。肺炎链球菌与其他病原体的共感染、共定植状态,提示我们PCV疫苗的防控价值可能不止于降低肺炎链球菌自身的耐药负担,或许还能对其他相关病原体产生积极的防控影响,这为进一步完善疫苗防控政策、拓展防控范围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综上,这两项研究看似分别聚焦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实则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宏观层面的研究明确了疫苗的公共卫生价值,为防控策略制定提供了依据;微观层面的研究细化了临床诊疗要点,同时反向推动宏观政策的优化完善,共同为儿童呼吸道感染防控策略的优化提供了全面且有力的指导。

病毒性感染的耐药监测与宿主免疫病理机制

《感染医线》:您分享了关于甲型流感新型PA‑D27G突变的研究,能否请您介绍一下D27G突变如何降低病毒对玛巴洛沙韦的敏感性,并说明这一发现对流感耐药监测的价值?

孙彬煌博士:首先需要明确相关背景:玛巴洛沙韦主要通过靶向流感病毒的PA蛋白,发挥抑制病毒活性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部分突变(如I38T)可使病毒对玛巴洛沙韦产生明显的逃逸能力,这类突变主要是通过作用于药物结合口袋,帮助病毒实现耐药逃逸。

而我们新发现的D27G流感耐药突变,主要位于PA蛋白的无序环结构上。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显示,D27G突变可能通过影响无序环的结构,间接改变药物结合口袋的活性,进而降低病毒对玛巴洛沙韦的敏感性。不过,未来还需通过小分子药物与流感PA蛋白的结构互作解析,进一步明确其具体作用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D27G突变与I38T突变存在显著差异:I38T突变虽能使病毒获得约50倍的耐药活性,但会明显抑制流感病毒的适应性;而D27G突变在使病毒获得约12.4倍耐药能力的同时,仍能保留与野生型流感病毒相近的适应性。这提示流感病毒可能在逐渐演化出耐药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平衡,未来甚至可能推动耐药株在种群中的扩张。

因此,这一发现也提示我们,后续需开展长期的基因组监测,持续追踪流感病毒的耐药进化趋势,为流感耐药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感染医线》:您分享了关于单纯疱疹脑炎神经炎症机制的研究,能否请您介绍一下Ly6C+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如何参与病理神经炎症,并解释该机制对重症脑炎治疗的指导意义?

薛筌璘博士:Ly6C+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等固有免疫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中的第一道防线,发挥着重要的抗病毒作用。我们通过构建单纯疱疹病毒脑炎小鼠模型发现,随着病程进展,小鼠脑内的固有免疫细胞会逐步浸润,其中Ly6C+外周来源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尤为显著,且会持续呈现促炎表型。

这类巨噬细胞不仅会分泌细胞因子,直接造成脑组织损伤,还会分泌趋化因子,招募中性粒细胞及其他相关细胞,共同参与脑组织的破坏过程,进而加重病理性神经炎症。

后续研究中我们发现,选择不同时间点清除这类巨噬细胞,在病程后期清除时,能够有效抑制神经炎症反应及神经损伤。基于这一发现,我们提出一个核心观点:重症脑炎的治疗,靶点选择并非唯一关键,选择合适的治疗时机,同样可能改善患者临床预后、提升治疗效果。

《感染医线》:在重症病毒性感染的治疗中,您认为应当如何把握抗病毒治疗与免疫干预的平衡,以同时应对耐药风险和病理损伤?

艾静文教授:结合此前分享的两项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重症病毒性感染治疗中,抗病毒治疗与免疫干预平衡的重要性。首先,从第一项研究可以看出,抗病毒药物在重症病毒性感染治疗中占据关键地位,及时开展抗病毒治疗,能够快速缓解患者症状、有效清除病毒,是治疗的基础。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D27G突变位点,该位点虽会降低病毒对药物的敏感性,但同时也会降低病毒的适应性。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在抗病毒药物使用过程中,病毒变异时,耐药位点与病毒适应性往往存在互斥关系。因此,在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治疗与防控中,持续开展病毒基因组监测至关重要。发现耐药位点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及时监测、评估其对临床诊疗及病毒传播的影响,从而有效应对耐药风险。

而第二项研究则从宿主免疫层面,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启示。尽管早期抗病毒治疗至关重要,但薛筌璘博士的研究提示,宿主免疫反应的调控同样关键。在重症病毒性感染病程进入中后期后,宿主的炎症反应可能出现失控,此时即便已清除病毒,失控的炎症反应仍会造成机体组织损伤。

在重症病毒性感染的临床诊疗中,我们既要积极开展抗病毒治疗,及时清除病毒、应对耐药风险;也要重视宿主免疫反应的调控,精准把握炎症干预的靶点与时机,避免过度炎症反应造成的病理损伤。唯有兼顾这两个维度,才能显著提升重症病毒性感染的诊疗成功率。

全球舞台上的中国声音:传承、合作与未来

《感染医线》:ESCMID Global是全球感染和微生物学领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学术会议之一,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丰硕的研究成果登上了最高学术舞台的同时,能否请各位分享一下你们参加本次大会的感受体会?

陈志辉博士:这次能来到慕尼黑参加ESCMID Global大会,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次会议不仅是我个人成果的展示平台,更让我感受到,这是一个让全球各地医生与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问题的舞台。能了解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如何思考、正在开展哪些工作,这对我们青年医生和研究者未来的启发价值非常大。

另一个深刻的感受是,中国的研究已经能够登上世界舞台,并成为学术传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的研究能被ESCMID这样的全球性会议接收,说明我们自主产出的第一手证据正在被各国学者阅读和接受。我非常感谢团队给予我这次外出学习、结识同行、了解前沿研究的机会,也期待未来能做出更具价值的研究,再次登上这个世界舞台,与全球学者分享。

薛筌璘博士: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大型学术会议。对我来说,能在这里见到许多以往只在文献中读到的领域内顶尖专家,此次能现场聆听他们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观察他们梳理研究逻辑、阐释研究对临床医生的价值,这对作为青年医生和博士的我而言大有裨益。

张怡博士:非常荣幸能跟随团队参加本次ESCMID会议。自2024年起,我便跟随各位教授参会,在每年的参与过程中,我也实现了从会议听会者到参与者的转变。在分享自身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一方面能清晰了解自身成果在国际上的定位,明确与国际同行的优势与差距;另一方面,与领域大咖面对面交流,以及在成果分享中与台下研究者深入探讨,让我深刻体会到优质研究想法如何转化为更具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个过程对我的学术成长至关重要。后续,我希望能在分子流行病学及病原微生态互作领域持续深耕,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并在真实世界中付诸实践。

孙彬煌博士:首先非常感谢团队带我参加本次ESCMID会议。参会期间,我参加了许多与自身研究方向紧密相关的会议环节,在聆听了欧洲、美国等地区学者的报告后,我深刻感受到,无论是国内的研究,还是我们团队的成果,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也让我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充满信心,将更加坚定地坚持下去。

艾静文教授:本次参会与以往相比有些不同。几年前我第一次参会时,还是跟着我的导师张文宏教授一起来;而现在,我们能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登上这个舞台。我能清晰感受到,作为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和华山医院感染科,正涌现出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医生和学生,他们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从各位的分享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研究都具备国际化视野,无论是陈志辉博士涉及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孙彬煌博士结合全球数据与国内数据开展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还是涵盖大数据分析、基础研究、流行病学研究的多元研究布局,都体现出我们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的年轻人具备了跨学科、多学科的思维,一代更比一代强,未来潜力巨大。

从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和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参会经历来看,中国的研究正逐渐成为感染病研究领域创新高地的引领者,国内已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感染病研究团队,中国在该领域的话语权正不断提升。未来参会,我们一方面会继续与国际同行保持密切交流,另一方面,更要从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立足临床痛点,结合多学科合作,产出中国数据、制定中国方案,最终反哺临床工作,这也是我们团队和中心未来几年的努力方向。

王森教授:非常高兴能与团队一同参加本次ESCMID 2026会议,也欣喜地看到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感染科的青年研究者们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并在本次大会上展示了我们的研究进展。非常感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和华山医院感染科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平台。ESCMID 2026是一场非常专业的学术会议,在感受浓厚专业氛围的同时,我们也了解了感染病领域近年来的新进展,收获颇丰。我们也注意到,尽管国外在该领域取得了诸多进步,但国内的研究水平已与国外相差无几。未来,我们希望团队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多中国声音,同时将会议上学到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借助我们的团队和平台推广到国内。例如,目前大家高度关注的RSV疫苗问题,国外已有较多研究和实践,我们希望将这些经验和技术引入国内,探索适合我国推广应用的方案,最终提升我国感染病诊疗与防控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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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 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上海市感染与免疫科技创新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委

《中华传染病杂志》总编辑

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 副主编

长期从事传染与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诊治与防控技术研究,聚焦传染病大流行准备与消除传染病流行的创新技术转化与临床新方案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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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静文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青年高层次人才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流行病研究部主任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咨询专家

国家卫健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组成员

上海市东方英才,启明星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等杂志编委

于Cell Host & Microbe, Cell Research 等期刊发表SCI 70余篇(共一或通讯),8篇论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 1篇论文入选ESI全球Top 1‰热点论文。成果为WHO和多篇专业指南引用。成果入选Cell Host& Microbe 年度最佳论文。主持并获得国家/省部级课题、人才计划9项。作为主要成员获中华医学会青年科学技术奖、上海科学技术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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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医学博士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后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办公室执行主任

上海市传染病与生物安全应急响应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临床病原微生物网络实验室副主任

复旦大学大健康信息研究中心PI

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病分会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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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怡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住院医师,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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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辉

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市重大传染病与生物安全研究院2023级内科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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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荃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24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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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心蕾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9级临床医学八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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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彬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024级临床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