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与产业层面的巨大飞跃，更是经济思想理论与全球权力格局的深刻重塑。历史经验清晰地表明：每一次技术范式的革新都会催生相应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重大变迁，进而带动国家间话语权与制度主导权的重新布局，体现为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围绕经济理论的解释和全球制度制定权的长期博弈。如果说19世纪世界经济秩序由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和帝国主义经济范式所塑造，20世纪由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导，那么21世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无疑正再次开启新经济范式和话语权的激烈争夺。
科技突破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制度话语体系决定影响力
拥有颠覆性科技虽然是国家争夺全球经济主导权的必要基础，但单纯依靠科技优势并不足以确保长期的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由经济实力向全球话语权的转化，关键在于能否在科技突破的同时形成配套的经济理论体系和制度安排，完成从技术领先到制度领导和思想感召的跨越。
从经济史的视角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经济理论和制度范式的深刻变革，而这种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往往决定了国际秩序和话语权的走向。以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交替为例，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除了依靠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借助自由贸易理论、金本位制等经济理念的全球推广，巩固了英国的制度优势和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然而，当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因思想保守和制度滞后而丧失理论创新活力时，其全球话语权迅速衰落。与之相对，美国的崛起过程则清晰展示了技术实力与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构建并重的重要性。20世纪初，美国凭借科技优势奠定了经济基础，但真正确保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却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等制度平台以及以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话语。这些经济理论不仅塑造了世界经济秩序，也成功地将美国的科技红利转化为长远的制度主导权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
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一个国家若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长期占据领导地位，仅凭科技领先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步推进经济理论的自主创新，以形成具备全球影响力和普遍解释力的话语体系。换言之，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赛道上能够跑多快，而以人工智能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体系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进方向以及能够走多远。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共同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向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持续性转换。
人工智能革命下的中美双重博弈：技术实力与理论话语之争
当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蓄势待发，中美两国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双方围绕核心技术、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等展开全方位的角逐。具体而言，美国在高端芯片、底层算法等核心技术领域占据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数据规模、场景应用和产业落地等方面更具优势。这场竞争虽然表面聚焦于技术、算法、算力与人才，但本质上更深层次地体现为经济思想理论创新与国际规则主导权的争夺。
美国正通过其盟友体系积极主导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以保持自身经济和制度范式优势。美国通过组建“技术联盟”，试图在数字领域延续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通过掌控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规则使中国等竞争对手长期处于产业链下游位置。同时，美国国内科技巨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干预舆论环境、左右政治选举等事件频发，加剧了美国社会对科技治理的质疑与不信任感，如果政府缺位于人工智能治理，那么话语权将落入极少数人手中。
与美国的自由放任或压制式治理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结构化、负责任的发展路径，不仅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还通过重大基础研究资助体系支撑理论创新与制度设计。人工智能与经济学交叉研究成为重点资助领域，从基础模型建设到政策机制研究，从市场治理到伦理约束，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科研布局。这种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和治理规则，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提供了“有章可循、有人负责”的制度保障，也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研究土壤。正是在这种政府主导、学术界参与、制度先行的体系下，中国的经济学界逐渐构建起以现代经济学为基础、兼具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经济学，彰显出在全球科技治理语境中的战略主动性和制度话语权。
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经济范式制高点：人工智能经济学的使命
当前，中国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已举足轻重，完全具备条件和能力提出既符合本国发展实践又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人工智能经济学理论范式，并在国际舆论和政策制定中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多领域协同创新与积极的国际推广，中国有望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浪潮中，赢得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主动和制度话语权。
我国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建设，特别要在以下几个关键研究领域快速发力。第一，提出适用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增长模型，突破传统的生产要素框架，将数据、算法与智能技术纳入生产函数，系统解释智能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制，从而引导各国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第二，要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重塑和收入结构变化的影响，形成应对劳动替代、新职业涌现和劳动者技能转型的理论与政策框架。尤其需要结合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研究如何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降低风险，为全球提供可借鉴的“中国经验”和制度方案。第三，聚焦如何合理协调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决策权力，明确角色的动态调整与相互学习机制，研究人机互动的节奏控制与认知负荷管理，特别是信任构建、责任划分和透明监督的经济机制设计，从而提升人机协作在复杂经济系统中的整体绩效与社会效益。第四，从自身在平台经济治理、数据资产确权与交易、数字金融监管、数据安全立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出发，总结提炼出既鼓励技术创新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制度经验与经济治理理论体系。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大型科技企业权力失控”等治理难题的背景下，中国的治理方案一旦理论化，将在国际层面具备重大参考价值。
最后，要真正实现人工智能经济学理论的国际引领，中国还需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和提升。理论成果要真正走向世界，不仅要“造好船”（即理论体系的自主创新），还要积极“出海航行”（国际传播与推广）。具体而言，中国需要系统性地培养一批熟悉国际话语体系、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积极发声的经济学家与政策专家，主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政策研讨和规则制定。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进一步加大对人工智能经济学成果的翻译和国际出版力度，积极推动理论成果进入全球主流智库、学术讲坛和国际媒体。此外，要善于借助数字媒体平台，生动讲述中国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精彩故事，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和“中国理念”的认知与认同。唯有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真正获得世界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接受，中国才能最终掌握人工智能时代新经济范式的话语权。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周慧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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