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陆建国站在院子里，脚底下是冻硬的黄泥，鞋帮上糊着一层白霜。他缩着脖子，说话时嘴里喷出一团一团白气，可那双眼睛一点不虚，死死盯着我大伯陆向阳，像在盯一头待宰的牛。
“这可是我冒着被抓的风险，给你家留的后代。”
我那年四岁，穿着一件不知道是谁穿剩下的棉袄，袖口长一截，棉花都跑出来了。我站在院角，鼻涕流到嘴边，冻得发硬。风一吹，脸生疼。我不太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只知道我妈站在陆建国后头，肚子挺得老大，手插在袖筒里，一眼也没看我。
她只盯着我大伯，急急地说：“大哥，这胎算命的说了，准是个男娃。现在查得紧，我们得出去躲一阵，家里实在顾不上大丫了。你们先养着，以后有出息了，也算给你们留个后。”
屋里哐当一声。
是大伯母王素琴把脸盆摔了。
她那嗓门穿透墙板：“谁稀罕？自个儿养不起，装什么好人？卖闺女还说得这么顺嘴，缺不缺德！”
陆建国脸一下就黑了，咬着牙忍了忍，又冲大伯挤出一脸笑：“大哥，你别听嫂子说气话。你跟嫂子结婚十年没个动静，这娃给了你们，以后就是你们的。八百块，不多。真不多。再说了，女娃好养活，长大了还能帮家里干活。”
我大伯一直没吭声。
他蹲下来看我。
那天风特别大，吹得他军大衣下摆啪啪打腿。他看了我一会儿，突然把大衣脱下来，整件裹到我身上。那件军大衣很沉，带着一股旧布、旱烟和汗味儿，还有一点太阳晒过后的暖。他把扣子一颗一颗扣上，只让我露出脑袋。
我鼻尖挨着粗糙的布料，闻着那股味儿，居然一下子不抖了。
然后他站起身，看向陆建国，声音低得发沉。
“这娃留下了。”
陆建国刚要咧嘴。
大伯接着说：“钱，我明天给你凑。但你记住，从今往后，她进了我陆向阳家的门，就不是你想拿来换钱就换钱的东西。谁要是再动这个念头，我跟谁拼命。”
院子里一下安静了。
只有风刮过柴垛的声音，呜呜地响。
我妈脸色有点难看，撇了撇嘴，小声嘟囔：“说得跟真闺女似的……”
大伯没理她。
他低头摸了摸我的脑袋，说：“往后你不叫大丫了。”
我抬头看他。
他想了想，说：“叫明月吧。亮堂。”
于是，从那天开始，我不再是陆建国家的大丫。
我是陆明月。
我在大伯家待下来的头几年，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怪。
有人说我命硬，克得亲爹妈不要我了。也有人背后笑，说陆向阳两口子自己生不出来，捡个赔钱货当宝，图什么。
我那时候小，但不傻。别人说什么，我都能听懂个七七八八。
所以我很勤快。
扫院子，抱柴火，喂鸡，剥蒜，洗菜，能伸手的活我都抢着干。不是因为多懂事，是我怕。我怕稍微懒一点，他们就会像当初那样，把我往外一推，说不要了。
大伯母嘴厉害，整天“赔钱货”“吃白饭的”挂在嘴边。可她骂归骂，天冷了会把我的棉裤塞到炕头焐热，开春了会把别人家孩子穿小的布鞋刷干净给我，书包里本子铅笔也没断过。
她做这些时从不说软话。
“愣着干什么？拿去用。再给我考个倒数，看我不抽你。”
“衣裳破了你不知道说啊？等着露肉给谁看？”
“吃！看啥看？白煮蛋还能给你下毒？”
我每次都低着头“嗯”一声。
其实心里热得很。
七岁那年冬至，出了一件事。
那天太阳没什么温度，河边结了一层薄冰，冰面像一块灰白色的玻璃。大伯母让我去洗冬衣，我拎着大木桶，拿着棒槌，冻得手指发木。
我正蹲在岸边搓大伯那件厚棉袄，后头传来一阵女人说话的声音。
“我家陆伟这棉鞋，里头可是羊绒，贵着呢。”
我一回头，看见了我亲妈。
她抱着一个裹得像红灯笼一样的小孩，站在河埂上，跟村里几个婆娘显摆。那是我弟弟，陆伟。白白胖胖，鼻尖红红的，一看就养得好。
她看见我，眼神从我身上滑过去，像没看见一样。
陆伟在她怀里挣来挣去，闹着要下地。她嫌烦，顺手把他放下了，自己扭头继续跟人说衣裳、说奶粉、说她男人在镇上认识谁谁谁。
小孩哪懂危险。
陆伟摇摇晃晃往冰面上跑。
我刚想张嘴，就听见“咔嚓”一声。
冰裂了。
他整个人一下栽进去，水花都没怎么大，只剩一团红影子在窟窿里扑腾。
“啊——陆伟！”
我妈尖叫了一声，人却钉在原地，脸白得像纸。
周围几个女人也慌了，喊的喊，跑的跑，谁都不敢下去。
我脑子里什么都没了。
棒槌一扔，直接跳了下去。
水冰得像刀子，一下扎进骨头缝里。我连叫都叫不出来，伸手就在水里乱摸。摸到一团厚棉袄，我死死揪住，拼命把陆伟往上托。他太沉了，浸了水更沉。我脚底打滑，膝盖撞在冰渣上，疼得发麻，嘴里全是腥甜味。
好不容易，岸上的人把他拽上去了。
我自己往岸上爬时，手指头已经没知觉了，湿棉袄贴在身上，风一吹，像立刻结了一层壳。
我刚站稳，一个巴掌就扇了过来。
啪。
特别脆。
我耳朵里嗡一声，半边脸火辣辣的。
“你这个黑心东西！”我妈抱着哇哇哭的陆伟，冲我骂，唾沫星子都喷我脸上，“你是不是见不得你弟弟好？你故意把他往冰上引的是不是？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我愣在那儿，冷得牙齿直打架，连“不是”都说不出来。
周围的人都傻了。
有人小声说：“明明是大丫救的……”
我妈一下炸了：“你们懂什么？她从小就心眼多！她就是嫉妒我生了儿子！”
就在这时，一个暖壶砸在地上。
砰的一声，热水冒着白汽，碎瓷片溅了一地。
“你放你娘的屁！”
大伯母冲过来，脸都气红了。她一把把我拽到身后，指着我妈鼻子就骂：“陆老二家的，你还是不是人？大丫要不跳下去，你儿子今天就没了！你不谢她也就算了，还打她？你怎么不先扇自己一耳光！”
我妈梗着脖子：“她是故意的！”
“故意个屁！”大伯母骂得更响，“你那两条腿是裱起来的？儿子掉下去你站岸上装死，她一个七岁孩子跳下去救人，你还敢往她头上扣屎盆子？你再碰她一下试试！”
她把自己棉袄脱下来，一把裹住我。棉袄里全是灶火和皂角味儿，暖得我眼泪一下就掉了。
回家后，她把我按在火盆边，动作粗得很，三两下扒了我湿衣裳，拿布给我擦身子。嘴里还是骂。
“你是不是傻？那家人跟你有啥关系？值当你拿命去换？”
她骂完，又进厨房给我端了一大碗糖水。
碗底卧着两个白水蛋。
我捧着碗，手抖得厉害。
她蹲下给我搓脚，搓得我又疼又暖，眼圈红红的，嘴上还不饶人：“哭什么哭，吃。以后离那一家子远点。他们骨头缝里都冒凉气，捂不热。”
我吸了吸鼻子，小声说：“伯母……”
她一瞪眼：“叫妈也没见你少块肉。”
我怔了怔，没叫出口。
可那天之后，我心里那根绷得死紧的弦，松了点。
我十岁那年，大伯母怀孕了。
这事在村里像平地炸雷。
因为大家都认定了，大伯这辈子不会有自己的孩子。连我亲妈都常挂在嘴边，说什么“绝户命”。结果偏偏就在这时候，大伯母肚子大了。
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村口那几个纳鞋底的婆娘看见我，神情都挺怪。
“哟，状元苗子回来了。”
“以后可得更勤快了，不然等人家有了亲儿子，哪还轮得到你。”
“就是。抱来的终归是抱来的。”
我手里攥着“三好学生”的奖状，脚步一下慢了。
等我进院子的时候，大伯母正坐在门口缝一件小毛衫。那毛线是嫩黄色的，她低头缝着，脸上有种我没见过的软。
隔壁王婶靠在门框上，故意提高嗓门：“素琴啊，不是我说，你现在也有亲生的了，这大丫以后怎么安置？总不能一直养吧。女娃大了，吃闲饭不说，还占个地方。”
我站在院门口，心一下沉到底。
这时候，我亲妈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笑得又亲又假。
“嫂子，我正想跟你说这事。隔壁村瘸子张家条件不差，听说打听好几回了。大丫送过去当童养媳，能给三千块彩礼。你看，多合算。你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大丫留着说到底是个累赘。”
我脑子嗡一声。
三千块。
我那时候都知道，三千块能买头好牛，能翻修半间房。
我下意识去看大伯母。
她脸色一点点沉下去，手里的剪刀啪一下拍在笸箩里，转身抄起扫帚就往我亲妈身上打。
“滚！你给我滚！”
她气得发抖，扫帚抽在我亲妈腿上，发出闷闷的声响。
“你当谁都跟你一样，眼里只有钱？卖完一个还想卖第二个？大丫是我陆家的孩子，轮得到你来给她找下家？”
我亲妈抱着头往外窜，一边窜一边骂：“装什么善人！等你儿子生下来，看你还留不留她！”
晚上我在灶房烧火，火星噼啪响。我盯着灶膛里那点红，越看越难受。
大伯母进来了，在我旁边坐下，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搭到我手背上。
她手很粗，带着针线磨出来的硬茧。
“大丫，白天那些话，别往心里去。”
我没抬头。
她叹了口气：“你大伯今天去乡里问过了。你这过继的事，当初手续不全。现在查户口，得补交超生罚款，不然以后你上学、考试、办证，都麻烦。”
我心里一紧，问：“得交多少？”
“三千。”
我呼吸都停了一下。
灶火映得她脸忽明忽暗。她说得很平静：“你大伯打算把牛卖了，再去砖厂背砖。家里紧点，总能凑出来。钱交上，你户口就稳稳落在咱家，谁也别想把你领走。”
我看着灶火，眼泪啪嗒掉了进去，嗤一声灭了个火星。
“三千……太多了。”我说。
“多也得交。”她说，“你以为我们留你，是图你白干活？”
她顿了顿，又低声补了一句。
“你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他们想卖就卖，想要就要的物件。”
那一晚，我第一次扑进她怀里哭。
哭得特别凶，鼻涕眼泪全蹭她身上。
她嫌弃得不行，一边推我一边拍我背：“行了行了，哭得跟狼嚎似的。让人听见还以为我揍你了。”
可是她没松手。
后来大伯真的把牛卖了。
我记得那天，牛被牵走的时候，在院子里挣了两下，鼻孔里喷着白气。大伯站在门口，手垂着，半天没动。那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也是春耕秋收的指望。
卖牛的钱还不够。
从那以后，大伯白天下地，晚上去镇上砖厂背砖。冬天背上总是汗湿，冷风一吹，衣服就结出一层盐霜。大伯母接了裁缝铺的零活，晚上油灯底下一针一针锁边，眼睛都熬红了。
再后来，陆小天出生了。
是个男孩。
村里那些人又开始等着看我笑话，等着看我什么时候被赶出去。可没有。
陆小天长得皱巴巴的，像只小猴子，哭声倒是响亮。我第一次抱他的时候，手都不敢使劲，怕把他捏坏了。他却睁着黑黝黝的眼睛，伸手抓住我一根手指，不松开。
那一下，说不上来。
就好像我心里那个一直漏风的地方，被什么东西轻轻堵上了。
他会走路以后，就成了我的小尾巴。
“姐，姐，姐——”
他总这么追着喊，口水挂在嘴边，跌跌撞撞跟我到处跑。我去割猪草，他跟着。我写作业，他趴在旁边画圈圈。我去学校，他站在门口哭，非得等我回家。
村里人看了都说：“这小子跟他姐真亲。”
大伯母嘴上骂：“亲个屁，他是懒，谁抱他他跟谁。”
可她笑得眼尾都是纹。
我也以为，日子会这样慢慢好起来。
直到我十八岁，高考出了分。
那天村长跑进院子，嗓门大得像打雷：“向阳！明月考上了！省城名校！全县状元！”
大伯当时正蹲着磨锄头，听见这话，磨石都掉了。他站起来，半天没说出整句，只一遍一遍问：“真的？真考上了？”
大伯母从灶房冲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眼睛一下就红了。
“办席。”她说，“必须办席。让全村都看看，我们大丫有多争气。”
她一口一个“我们大丫”。
我听着，鼻子发酸。
可喜事还没热乎一天，我亲爸妈就上门了。
我亲妈一进屋就哭，哭得惊天动地，好像这些年受委屈的是她。
“我的闺女啊，妈这些年天天惦记你。你考上大学，妈比谁都高兴。”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她那张脸，只觉得陌生。
陆建国站她后头，眼睛却一直往录取通知书上瞟。
哭了一阵，我亲妈总算切入正题。
“月儿啊，镇上老钱家知道吧？开厂子的，有钱得很。他家儿子看中你了，说你是状元，模样也周正。虽说腿脚差点意思，可人家愿意出十五万彩礼。十五万啊！你嫁过去，大学照样能读，还能帮家里一把，多好的事。”
屋里一下静了。
我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原来她不是来认女儿的。
她是来重新给我标价的。
大伯母当场炸了，抄起一把旧衣服就扔她脸上。那些所谓“给我带的贺礼”散了一地，都是陆伟穿剩下改过的旧褂子。
“十五万？你怎么不自己去嫁！”大伯母骂，“孩子读书读出来了，你们就闻着味儿来了？当初八百块卖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心疼？”
大伯也站起来了。
他没骂人，只说了一句：“滚。”
声音不高，但特别硬。
“明月是要去念书的。谁也别打她主意。”
他们被赶了出去，临走还在院门外叫：“我是她亲妈！她婚事我说了算！”
可这话，已经没人信了。
升学宴那天，村里热闹得像办喜事。
饭馆门口挂着红绸，大伯穿上那件压箱底的确良衬衫，见人就笑，笑得脸都发亮。以前那些背后说闲话的，这会儿都拎着鸡蛋白酒来套近乎。
“向阳，你命真好。”
“明月这娃以后得是大人物。”
“你们老陆家祖坟冒青烟了。”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没太大波澜。人情冷暖，我从小就见得够够的。
酒席刚开，外头突然一阵急刹车声。
我抬头，看见我亲妈挽着个男人闯进来，后头跟着陆建国和几个面色不善的汉子。那个男人腿有点瘸，肚子挺着，脖子上挂条金链子，手里拎着几个系红绸的礼盒。
他一进门就笑：“恭喜啊。今天双喜临门。状元配良缘，多好。”
我亲妈扯着嗓子喊：“都听好了！月儿跟老钱家的亲事定了，今天顺便让乡亲们做个见证！”
饭馆里的人全愣了。
大伯母腾地就站起来，手往桌底摸，估计是想掀桌。
我却先站了起来。
“谁定的？”我问。
我亲妈一梗脖子：“我定的。我是你妈。”
“你是哪门子妈？”
这话一出口，满屋子更静了。
我从怀里拿出一个旧布包，慢慢打开。里头是一本发黄的本子，边角都磨烂了。
这是大伯压在箱底十几年的账本。
也是我十六岁那年，在找户口本时无意翻出来的。
我一直没说。
因为我知道，有些事一旦摊开，就再也回不去了。
可那天，我不想忍了。
我把本子放到桌上，翻开第一页。
“1996年，腊月初八。收陆建国字据一张。陆大丫，换口粮款五十元，死当。”
我念出来的时候，嗓子有点发紧。
底下瞬间炸开了。
“死当？”
“拿孩子换口粮？”
“这也太……”
我亲妈脸一下白了，扑上来就要抢。我往后一退，大伯拦住了她。
我继续往后翻。
上面一笔笔记着，我的罚款三千是怎么凑的，牛卖了多少钱，大伯砖厂背砖一月挣多少，大伯母接手工一件几分钱。我每一年的学费、书本费、校服费，都在上头。甚至还有一条：明月发烧，夜里请赤脚医生，两块八。
我念不下去了。
这不是账。
这是他们拿命一点一点垒起来的日子。
我抬头看向我亲妈。
“你说你是我妈。那你知道我七岁那年差点冻死在河里吗？你知道我三年级学费是大伯卖鸡凑的吗？你知道我高二那年住校，妈一个月给我做几双鞋垫吗？”
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那瘸腿男人脸色也变了，往后退了一步。
可事情还没完。
我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夹着一张更旧的纸，纸边有暗褐色的印子，像血。上头是陆建国按的手印，还有一小块缝在夹层里的布，发黑发硬。
我看着那块布，手心都在冒汗。
其实我一直没完全想明白，大伯为什么非要把这张纸留着。
直到高考前那年，我听村里老人提起王大爷的事。
那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孤老头，无儿无女，死得不明不白。大家只说是气死的，没人细究。
可我记得。
我四岁那年，夜里醒过一回。月光很亮，我躲在草垛后头，看到陆建国拖着一头死猪，满手是血。他跟我妈说，反正王老头快死了，正好赖他下毒，五十块钱不用还，还能再讹点。
我那时不懂，只是怕，怕得浑身发抖。
后来大伯接我走那晚，陆建国逼他按“死当”字据时，大伯趁乱扯下了他袖口一块沾血的布。那块布，一直缝在字据夹层里。
我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那纸摊开。
“陆建国，”我说，“你真要跟我算亲情，那咱们就算到底。”
王大爷有个侄子，那天也在席上喝酒。听到这，脸色都变了。
我没把事情说得太细，只把我记得的几句说出来：赖账，死猪，血，诬陷。
饭馆里安静得吓人。
风从门口灌进来，吹得红绸一下一下摆。
陆建国额头全是汗，嘴唇直抖：“你胡说……小孩子乱记事……”
“我乱记，大伯也乱记？”我把字据举起来，“你敢不敢让派出所看看这上头写的东西？敢不敢让人问问王家人，当年那五十块钱是怎么没的？”
他不敢。
我看见他眼神散了。
那瘸腿的老钱家儿子脸色铁青，转身就走，连礼盒都不要了。亲妈想追，又不敢追，站在原地急得直跺脚。村里人看她的目光，从看热闹变成了赤裸裸的鄙夷。
王家那个叔当场抄起酒瓶子要冲上来，被人死死拦住。
场面乱成一锅粥。
我却突然很平静。
就像心里一根扎了太多年的刺，终于被硬生生拔出来。疼是疼，可疼完了，就是空。
那场升学宴后，陆建国家的名声彻底臭了。
村里原本就没多少人看得起他们，这下更是躲着走。老钱家的婚事黄了，陆伟原本谈的对象也散了。没多久，听说他在镇上跟人混，染上赌，欠了一屁股债。
我暑假没闲着，去了镇上厂子打零工。
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光靠“感激”没用。日子得靠钱撑着，靠能耐撑着。大伯的腰一天比一天弯，我不能再让他背砖了。
我挣的那点钱不多，最后跟老板商量，折了一辆二手电动三轮车。
把钥匙递给大伯时，他手都发抖。
“大丫，这太贵了。”他说。
“不贵。”我说，“你以后别去砖厂了。镇上早市有人要拉菜拉货，这个比你背砖强。”
大伯低着头，很久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抹了把脸，说：“我家明月真长大了。”
他眼眶是红的。
我去省城读大学那天，全家都送我。
陆小天帮我拎包，拎得歪歪扭扭，一路问：“姐，省城是不是楼比树还高？你以后会不会不要我了？”
我笑着敲他脑门：“你先把作业写明白再说。”
快到车站的时候，我亲妈突然从路边钻出来，手里拎着一袋煮红薯。
她瘦了很多，背都有点驼了。
“月儿。”她叫我，声音小得快听不见了，“车上吃这个，顶饿。”
我看着那袋红薯，闻到一股熟透了的甜气。
小时候，我其实很爱吃红薯。可她从没记得给我留过一个。
我摇摇头。
“你留着吧。”
她眼里一下就灰了。
“月儿，妈以前……”
“别说了。”我打断她，“我现在叫陆明月。我的家在陆向阳那儿。”
说完，我上了车。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从车窗往外看了一眼。她还站在原地，手里那袋红薯垂着，像垂着一截已经没什么用的念想。
大学四年，我过得紧巴巴。
省城什么都贵。食堂一个带肉菜要四五块，我常常只打一份素菜，再买俩馒头。宿舍冬天冷，我盖着薄被，脚怎么都暖不过来。可我不觉得委屈。
比起小时候那种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卖掉的慌，这些都不算什么。
我做家教，去图书馆整理书，周末发传单，寒暑假留校打工。最难的时候，鞋底都磨薄了，我还舍不得换。因为每次想花钱，我脑子里都会冒出大伯背着砖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样子，还有大伯母半夜在灯下卷炮筒，指头裂得出血还不歇。
大二那年，大伯给我打电话，说以前交的超生罚款退回来一部分。
他很高兴。
“正好一千五。”他说，“我把老屋房顶翻了，再给你隔出一个单间。等你放假回来，就有自己的屋。”
我在电话这头“嗯”着，眼泪却止不住。
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我这辈子最像家的地方，明明不是我出生的屋子，而是他们拼拼凑凑、补补漏漏，也要给我留出来的那一个朝南的小房间。
毕业以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
第一份像样的工资拿到手，我就把大伯和大伯母接来住了几天。那是他们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进商场，头一回住带电梯的楼房。
大伯站在光亮得能照出人影的地砖上，走路都小心翼翼。大伯母更夸张，看到商场里一件旗袍标价上千，连连摆手：“穿金子呢这么贵。”
我给大伯买了件西装，给大伯母买了件红色旗袍。
她嘴上骂我乱花钱，可进试衣间出来时，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她本来就长得不差，只是这些年被风吹日晒、锅灶油烟磨得没了颜色。那件旗袍一上身，她愣愣看着镜子，像忽然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
我看着她，叫了一声：“妈。”
她浑身一颤。
那一瞬间，她嘴唇都在抖，眼泪唰地流下来。
“哎。”她应，“妈在呢。”
这两个字，我其实欠了她很多年。
可她一点没跟我计较。
后来我工作稳定了，攒了些钱，按揭买了房。房本上，我写了大伯和大伯母的名字。
他们知道后，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慌。
“写我们名字干啥？”大伯说，“房是你辛苦挣的。”
我说：“没有你们，我连站在售楼处的资格都没有。这房，本来就有你们一半。”
其实不止一半。
如果真要算，那是全部。
陆小天也被我接到了城里读书。他比我想象的争气，不聪明得惊人，但特别肯学。夜里我加班回来，常常看见他伏在桌上打瞌睡，笔还攥在手里。
“姐，”他有一回忽然问我，“要是当年你没来我们家，你现在会在哪儿？”
我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也许早就嫁到了哪个不知道的村子。也许小学都读不完。也许真成了别人家灶台边一个沉默的女人，低着头，认命地过完一辈子。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
我只是抬手揉了揉他的头。
“睡觉去。”我说，“少想这些没用的。”
他走了，我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
窗外是省城的夜，楼群亮成一片，车灯像河。可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冬夜，军大衣上的旱烟味，还有我缩在里面，第一次觉得自己不会被风吹走。
后来又过了几年。
春节我带着他们回村祭祖。
车开进村口时，村里还是那些土路、低墙、老树，只是很多人都老了。我们路过陆建国家门口，那房子塌了一半，院里全是杂草，门板歪着。
我亲妈正提着猪食出来。
她老得我差点没认出来。头发白了，腰塌了，脸上的肉也松了。她看见我的车，先是愣，接着往前走了两步，像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停下了。
她看着车窗里的我，眼里有讨好，也有羞愧，还有一点我不太想承认的——后悔。
可后悔这种东西，太晚了。
我没有停车。
车轮压过碎石，发出沙沙声。
大伯坐在副驾上，看着窗外，忽然说：“月儿，要是有一天，他们真病得不行了……”
他没往下说。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就是这样的人。心太软，软到别人往他身上捅过刀，他还是会在雨天想起对方有没有带伞。
我握着方向盘，沉默了一会儿。
“爸，”我说，“我可以不恨他们。但我也回不去了。”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这就是我跟大伯最大的不同。
他总愿意给人留一点余地。
而我不行。
我能做到的，顶多是不落井下石。更多的，给不了。
除夕夜，我们在老屋吃年夜饭。
屋里暖烘烘的，炖肉香、炸丸子香、蒸馒头的麦香混在一起。窗纸被灯映得发黄，外头偶尔有鞭炮声，一炸，玻璃都跟着颤。
大伯端起酒杯，说了很多，又像什么都没说。
他说：“这辈子啊，没白活。”
大伯母嫌他矫情，嘴上骂：“少喝点，待会儿又咳。”可她眼睛也是红的。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到一个很现实，也很刺心的问题。
以后呢？
人会老，会病，会走。陆小天会长大，会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会在这座城市里继续往前奔，工作、婚姻，也许还有孩子。
一个家，真能靠爱一直稳稳地撑下去吗？
我不知道。
我甚至有时会害怕。怕自己拼命往上走，走着走着，又走成了某种新的亏欠。怕大伯母在城里住不惯，只是嘴上不说。怕陆小天把“出人头地”看得太重，压坏自己。也怕有一天，我真的站到了足够高的地方，却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放那些旧伤。
更怕的是，有些东西并不会因为日子好了就彻底过去。
比如我偶尔还是会梦见那个冰窟窿。梦见自己在水里扑腾，岸上站着一排模模糊糊的人脸，没有一个下来拉我。然后我惊醒，摸到枕边冷汗，半天缓不过来。
我也会在菜市场看见有人拎着红薯时，忽然想起车站前那个佝偻的女人。想起她到底有没有真心后悔。可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又会烦，烦自己为什么还要想。
有些结，是不会彻底解开的。
你能做的，只是学会和它待在一起。
那年正月初一，我一个人起得早，去了后山。
天还没全亮，山上的风刺脸，呼吸里全是冷气。远处村庄还在灰蓝色的雾里，偶尔有鸡叫，零零散散。田地结着薄霜，踩上去咯吱响。
我站在山坡上，看着东方一点点泛白。
太阳还没出来，月亮却还挂在天边，淡淡的，快要隐没了。那轮月，和我四岁那年从军大衣缝里仰头看见的，像得很。
我突然明白，大伯给我取“明月”这个名字，也许不是盼我多风光，多亮眼。
他可能只是希望，我能熬过黑。
太阳慢慢顶出来，先是一线金，接着铺开。雾散了一层，村子的轮廓露出来。旧的屋，新的路，塌掉的院墙，翻修过的屋顶，都是它。
我在风里站了很久。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大伯母发来的短信。她不会打很多字，磕磕绊绊就一句。
“回来吃饺子，凉了不好吃。”
我看着那行字，忽然笑了。
有风吹过，带着柴火和土的味道。
我转身往山下走。
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碎石硌脚。可我知道，走下去，会有人给我开门，会有热气腾腾的饺子，会有人嫌我穿得少，骂我不长记性。
至于身后那些没彻底埋掉的旧事，前头那些还没完全看清的日子，它们都在。
我不会假装它们不存在。
也不会再被它们拖回去。
快到院门口时，我又抬头看了一眼天。
月亮还没完全退干净，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两种光，挨得很近。谁也没彻底压过谁。
就像我的过去和现在。
就像有些人给过我伤，有些人给过我命。
到头来，谁都没法被一句话说透。
我推开院门，听见屋里锅盖掀开的声音，热汽一下冒出来。
大伯在喊：“明月，回来没？”
“回了。”我应了一声。
声音落下去的时候，我闻到了饺子馅里韭菜和肉的香，也闻到了很多年前那件旧军大衣上残留在记忆里的旱烟味。
一样都没散。
我站在门口，忽然觉得，这样就够了。
天亮了。
但月亮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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