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0日清晨，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江苏省东海县安峰山一带，四周弥漫着冬日清晨特有的浓重寒意。
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八师联合地方反动武装共计约5000人，从东西两个方向对安峰山地区形成了严密的钳形包围圈。
而此时，在这片弹丸之地上聚集的，竟有从山东解放区奉命南下返回淮海区坚持斗争的2500多名中共干部、民兵和家属。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缺乏足够的武装护送，携带的武器大多是短枪，队伍中还有不少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
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即将拉开帷幕。
事实上，这本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当地坚持斗争的潼北工委书记李铁民已经通过侦察得知敌人正在向安峰山一带合围，并亲自带人紧急通知聚集在安峰山的南下干部队伍立即向颜集方向转移。
可这个本来应该引起重视的情报，却被人为的忽视了。
一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统治集团彻底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就此拉开帷幕。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解除我军对南京、上海的威胁，集中了31个旅的兵力，分三个集团向苏中、淮南、淮北发起猛烈进攻，矛头直指苏皖解放区的中心城市淮阴和淮安。
国民党当局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占领整个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野战军主力或者迫使其北撤山东，从而迅速结束长江以北的苏皖战事。
随后，国民党军队又利用津浦路、运河线和通榆线集中兵力进攻山东解放区，企图一举解决整个华东战局。
1946年10月间，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先后侵占了涟水和沭阳，面对严峻形势，淮海区大批干部及部分家属共计三千余人，不得不陆续暂时北撤到山东解放区。
不过，因为撤离的比较匆忙，在这批北撤的人员当中，有不少干部本来应该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根本不该撤离，如今却也跟着一起撤到了山东。
这样一来，山东一下子多出了数万名脱产人员。
特别是后来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也撤到了山东，老百姓的负担被大大加重了。
华中野战军来到山东是要打仗的，淮海区过来的这三千多名干部和家属一时之间根本无法安置，因为当时山东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打开，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干部。
陈毅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十分着急，立即指示时任淮海区地委副书记的吴觉，让他妥善把这三千多人处理好。
这其中家属中的老弱妇孺要送到山东后方安置，而剩下的2500多名干部队伍则必须经过整顿之后，设法护送南下，回到淮海区去坚持斗争。
根据这一指示，吴觉设立了淮海区驻鲁前方办事处，委派淮海区民兵副司令罗清渠担任主任，专门负责这两千五百余名干部南下的具体问题。
1947年1月底，吴觉在山东忙完自己的工作，准备返回淮海区之前，专门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地区银行行长卢钝根亲自送给罗清渠。
吴觉在信中明确限定了时间，要求罗清渠在二十天之内完成护送干部南下返回淮海区的任务。
罗清渠在接到吴觉的亲笔信之后，没有立即开会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而是跑去医院看望自己的妻女，这一走就是好几天。
这么一来也导致了这批干部南下的时间推迟。
当时，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打了一仗，消灭了起义之后又投靠敌人的郝鹏举部。战斗结束之后，第二纵队返回了原驻地。
如果罗清渠当时在岗的话，完全可以请求第二纵队顺路护送干部南下。有华东野战军正规部队的掩护，这些干部就能够安全地越过陇海铁路，顺利返回淮海区。
一个星期后，罗清渠才从医院回到前方办事处之后，这时候他才终于着急起来。
1947年2月13日晚上，罗清渠突然接到滨海军分区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陇海铁路南面的敌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当时，淮海区民兵司令部作战科长戴英俊也向罗清渠报告说：
“华东野战军的一个侦察大队正准备越过铁路前往华中地区执行任务，这个侦察大队的力量很强，光机枪就有二十多挺。”
罗清渠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大喜过望，认为正好可以借助这个侦察大队的强大火力，护送干部队伍安全地越过铁路南下。
按照常理来说，这样重要的情报，罗清渠应该亲自去核实，并且和对方取得联系，做好护送事项的沟通协调工作。
可罗清渠却轻信了戴英俊提供的这个情报，没有进行核实，就错误地判断当时是过铁路的最好时机。他当即直接写信给潼阳县干部队，命令他们悉数过路，又召集前方办事处总支委会议，研究决定各县干部趁此机会全部南下。
当天晚上，各县接到南下的通知之后都感到十分突然，因为很多事情根本来不及处理，纷纷向前方办事处领导提出应该统一领导的意见，但前方办事处没有接受。
各县迫于命令，只得连夜组织人员南下。
1947年2月14日上午，各县的干部队伍来到了大齐庄会合，这时候大家才惊讶地发现，护送他们过铁路的武装力量根本就不是之前说好的华东野战军侦察大队。
这支武装实际上是准备南下的淮南干部队，总共只有一百来人，携带的武器基本上都是短枪，根本无力承担护送两千五百多人过铁路的艰巨任务。
更糟糕的是，罗清渠事先也没有做过任何沟通，这支南下的淮南干部队这时候也不愿意承担这个护送任务。
毕竟人越多，越容易出纰漏，而且还是在缺乏武装力量护送的情形下。
可这时罗清渠也毫无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命令淮海区的干部队伍出发。
由于组织不够严密，也没有进行严格的纪律要求，两千五百多人的干部队伍分成了三批开拔，一路上人喊马叫、熙熙攘攘，整个南下行动完全暴露在了敌人的耳目之下。
可更要命的还在后面。
二
1947年2月18日，第一批南下的宿北县干部和六分区文工团共八百余人，在路北东海县武装交通队的护送下穿过了铁路，黄昏时分到达了安峰山附近停下来休息。
第二天凌晨，第二批南下的沭阳、灌云、东海和潼阳等县干部一千余人在东海县县大队一个排的护送下也到达了安峰山。
当时，正在安峰山地区坚持斗争的潼北工委书记李铁民，见这么多南下的干部聚集在一起，心里十分担忧，一旦遭遇敌情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铁民当即亲自带人出发去侦察敌情，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重大情况，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已经来到了万匹附近，有向安峰山一带合围的趋势。
李铁民紧急把这一重大敌情通知给了在安峰山聚集的南下干部队伍，并且要求他们立即动身离开安峰山，向颜集方向移动，以躲避危险。
可这些南下的干部队伍因为连日赶路，人员疲惫不堪，饥饿难耐，犹豫再三之后竟然没有听从李铁民的警告，当晚没有离开。
1947年2月20日凌晨，第三批南下的干部队伍也抵达了安峰山。
至此在安峰山聚集的干部队伍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余人。
天亮之后，国民党第二十八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将安峰山团团围住，并不断缩小包围圈，然后发起了猛烈进攻。
面对强敌的重重包围，罗清渠彻底慌了手脚，他放弃统一指挥，下令让大家分头突围。
可南下的干部们携带的基本上都是短枪，护送队伍虽然有一些长枪，但都是地方武装，兵力又少得可怜，分头突围之后队伍混乱不堪，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宿北县的一个武装连在安峰山东部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他们将大批敌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敌众我寡之下，这个武装连的干部战士们大部分都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了
沭阳县干部队由县长江剑农率领，先向青伊湖和滥泥洪方向突围没有成功，又转向北面拼死往外冲。
突围中江剑农亲自带领一个班在后面掩护大部队撤离，他高声喊道：
“同志们，拼死突围，不打不得出去！”
全体干部奋勇冲杀，边打边走，终于冲下了安峰山，冲出了山下敌人的包围圈，进入了平原地带。
为了尽快脱离敌占区，沭阳干部队沿途又驱走了牛山火车站的还乡团和青伊湖、滥洪一带的土顽武装，苦战了一天，终于突破重围进入游击区，到达了安全地带。
沭阳县干部队出发时共有二百多人，突围之后清点人数，仅剩下六十多人。
路南东海县干部队在组织部副部长赵立人的率领下，充分利用了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巧妙周旋，抓住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然后从敌人的空隙中钻出了包围圈，安全突围出去，损失较小。
在安峰地区一带坚持斗争的潼阳县潼北工委机关干部及县派出的武装人员，由县委书记兼工委书记李铁民率领警卫连，从安峰山东路沿着青伊湖畔向路南东海县境内突围，避开了敌人的大部队，顺利冲出了包围圈。
潼阳县潼北联防大队由敌工部长周镜涵带领，分散向北跳出了包围圈，在安峰山北面的曾庄和小高庄坚持了一天，击退了还乡团的多次进攻，第二天安全转移到了路北地区。
房山区区长陆延鸿和区大队大队长武可道带领区武装从兴谷向北，边打边撤，当天晚上也撤到了路北的彭宅。
住在二兴庄的潼北留守干部队八十余人，由县委组织科长舒永山率领，也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有顺利突围的，自然也就有突围失利的。
灌云县干部队、宣慰大队和涟水县南下干部队在突围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宣慰大队的领导人软弱无能，不能很好地组织人员投入战斗，反而要大家分散突围，有亲靠亲，有友投友，结果伤亡惨重。
潼阳县干部队在险情发生之后更是混乱不堪，各自逃命，副县长朱友群根本不照顾其他干部，独自一人骑马逃去，物资和文件大部分丢失，损失最为严重。
许多重要文件在这次事件中丢失，其中包括潼阳县公安局的重要文件，暴露了党的机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根据资料统计，在突围过程中共有二百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在遭遇敌人合击之后被俘的人员当中，又有二百多人惨遭敌人杀害。
多数被俘人员被关进了沭阳敌人据点的牢狱中，大多数同志虽然遭受了各种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直至最后牺牲。
不仅如此，事后国民党军队在安峰山地区展开了疯狂的搜捕，四处抓捕中共党员干部。
三
由于安峰山地区过去曾是我军的根据地，当地百姓都受过教育，他们不顾危险，隐蔽营救突围的干部战士，因为敌人搞的是突然袭击，地方还乡团还没有来得及配合行动，敌军对这一带人地生疏，所以群众的掩护措施大多都取得了效果。
根据资料统计，有三四百突围的干部战士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来幸免于难。
这其中也留下了不少感人的事迹。
安峰山郄庄村的贫苦农民郄绍棠，在1947年2月20日晚上发现有四名战士从安峰山战斗中突围出来，跑到了他的家里。
其中两名战士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粮票递给郄绍棠，说：
“我们是人民战士，这是粮票，请你帮我们弄点干粮。”
郄绍棠没有收粮票，他把四名战士带到离家不远的一片玉米秸围子里藏起来，叮嘱他们说：
“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出来。”
他回到家里煮了山芋，没多时几个敌人就来他家搜查，一个国民党军官见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便从锅里捞了几个山芋走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郄绍棠和邻居郄绍副一起，把这四名战士从小路送出了安峰地区。
安峰镇石埠村的贫苦农民徐胡氏，在1947年2月20日下午看到年仅十九岁的解放军伤员汪道生落入了国民党军队手中，被吊在村民徐高斗家门前的一棵杨槐树上。敌人用木棍专门抽打汪道生那条已经被子弹打断了的右腿，鲜血顺着腿流到了地上。
当时徐胡氏找到国民党军的连长，说愿意用家里的三石玉米换下汪道生。
她把粮食交给了国民党军的连长，汪道生被放了下来，刚被抬进屋里安顿好，国民党军又来把徐胡氏叫去逼问：
“你们这村子里还有哪些人是共产党员？”
徐胡氏回答说：
“没有！”
敌人不容分说便将徐胡氏吊在杨槐树上，挥棍便打。
徐胡氏大骂道：
“你们这样对待老百姓，叫你们****！”
徐胡氏后来被敌人打得昏死过去，因为遭毒打伤势太重，没有药物治疗而离开了人世。
安峰山事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这次事件之后，有些人产生了惧怕被敌人合击的心理，有些干部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被削弱了，使这一地区陷入敌手之后，增加了恢复原来局面的难度。
安峰山事件之后，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胁迫被俘人员叛变自首，收集我党工作中的失误和执行政策中的某些偏差，进行造谣攻击与污蔑，使我党在政治上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党史上，安峰山事件被认定为是第二次“皖南事变”。
陈毅得知安峰山事件的消息之后，十分愤怒，当即下令要追责到底，严惩对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员。
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发现，淮海区民兵副司令罗清渠对干部队伍的伤亡负有重大责任，华中第六地委对罗清渠作出了严肃处理，决定撤销其职务，并当众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其他九名犯错误的同志，分别被给予了撤销职务、警告或者记大过等处分。
1947年6月，中共华中第六地委专门作出了《安峰山事件总结》：
“在敌后的战争状态中，应反对麻痹，要时时刻刻研究敌情及掌握敌情变化，要有强烈的战斗观念，严密组织，使之适合战斗要求；在战场上应沉着果断，党员在灾难临头时应果断顽强坚决斗争；在战斗环境下，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时时刻刻为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着想，提高工作责任心，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党工作。这些都是用血换来的宝贵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安峰山老区的人民每年都会自发来到这里，祭奠在安峰山事件和安峰山阻击战中牺牲的英雄们。
1994年2月，中共东海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兴建安峰山烈士陵园。
1995年4月5日，雄伟的安峰山事件烈士纪念塔主体工程落成，李一氓为纪念塔题写了碑文。
1996年，东海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建成，张震将军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1998年4月，安峰山烈士陵园正式对外开放，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了陵园园名。
安峰山烈士陵园先后被命名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省优秀学校德育基地、省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省党员教育实境课堂示范点、省党史教育基地。
四百多名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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