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达累斯萨拉姆机场跑道上加速时，约瑟夫把一样东西塞进我右掌。我没看，只觉一截粗粝的木头硌着皮肉，像块没削平的树杈。登机广播响第三遍，我才低头——是个巴掌大的黑木人，举着把歪斜的锄头，鼻子和眼睛糊成两团墨点，手指却雕得意外分明，指节绷着劲儿。

这玩意儿现在还在我书桌上，落过北京沙尘、广州梅雨、成都火锅的油星，搬家三次，纸箱都烂了，它还在。

六年前我踏进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地，脚上还沾着国内高铁站瓷砖缝里的灰。中字头的项目车一停，热风裹着柴油味扑脸，当地人蹲在铁皮棚子下看我们卸水泥。没人挥手，但眼睛亮得吓人。后来在安哥拉罗安达，我跟当地工头彼得蹲在未完工的桥墩边啃面包，他掰开我的午餐盒，指着里头蔫掉的青椒说：“你们中国人连菜叶子都舍不得扔？”我说不是舍不得，是食堂阿姨给的量就这么多。他笑得后槽牙都露出来，可第二天，他悄悄往我水壶里灌了半壶蜂蜜水。

坦桑尼亚那会儿最磨人。项目部租的板房墙皮总掉渣，晚上蚊子嗡嗡撞纱窗，约瑟夫开车送我回驻地，半路车胎爆了。他蹲在路边换胎，我摸黑打手电，光柱晃来晃去，照见他后脖颈的汗珠顺着脊椎沟往下淌。修完他不急着走，非拉我去路边摊喝啤酒。塑料凳子不稳，我刚坐定，他推开一瓶乌吉酒往我面前一蹾：“刘，你喝，喝完再说中国话。”我灌了一大口，辣得眼眶发酸——原来他们早把“中国人不会醉”当笑话讲了。

穆萨醉那次是在多多马的旧酒吧。他突然把空酒瓶倒扣在桌上，瓶底水渍慢慢洇开，像一小片海。“你们修的路，”他指着窗外，“灰的，直的，从机场通到中国城。可你们的脚印呢？我找过，找不到。”他顿了顿，又补一句，“你们连‘你好’都说不利索，怎么教我们说‘谢谢’？”

我张嘴想辩，舌尖抵着上颚停了三秒。是啊，六年，我学会的斯瓦希里语就三句：你好、谢谢、这饭真咸。

去年回北京，在南站地铁口撞见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正跟保安比划着问路。他手里拎的编织袋破了个口，露出半截黑木雕——跟约瑟夫给我的一模一样。我没敢上前认，只攥紧了包带。那木头的粗粝感，十年前就刻进我掌纹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