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天，潮汕一带的山村里传来零星的枪声，又很快归于寂静。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已经传到韩江沿岸，地方伪军开始溃散，韩江纵队的战士却还在忙着收缴武器、接收伪军残部。很多战士只知道，自己这支几百人的队伍，是在敌占区里硬生生打出来的抗日武装，却未必清楚，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位带着越南口音的“李书记”。
这位“外乡人”，1912年生于西贡附近的隆安省芹德县，越南名字叫黎文班。到了潮汕，他改名“李碧山”，再后来，人们习惯叫他“李班”。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他待了整整12年，从中央苏区到韩江纵队，从工运干部到地委书记，角色不断转换。抗战胜利后又回到越南，成为中越高层之间往来频繁的一位“特使式人物”。
有意思的是，与他同为越南人的洪水（后名阮山），因为参加长征、在中国军队中任将，名字更为国内读者熟知。相比之下，李班的经历更隐蔽，带着典型的“地下党”和“联络人”色彩，却把中越两国革命者间那条不甚显眼的纽带，悄悄维系了几十年。
一、从西贡到瑞金：越南青年闯进中国苏区
1912年，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被割裂为东京（北圻）、安南（中圻）、交趾支那（南圻）三部分，西贡所在的南圻商业活跃、殖民气息浓，华侨众多。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李班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早逝，母亲靠娘家接济维持生活，外祖父是当地颇有势力的乡绅，这种出身，让他比许多同龄人有更多接触新思想的机会。
20年代末，越南民族主义与共产党运动交织发展，受中国大革命影响很深。一批年轻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反殖民理论，范文同等人组织学生运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李班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读中学时就被牵入反法学生运动中。1930年2月，他在西贡附近参加东洋共产党（即后来越南共产党前身）组织的活动，被发展为成员，开始接触系统的革命理论。
不过，当时越南的革命力量还很脆弱。1930年前后，法国殖民当局大规模镇压，许多地下组织被破坏。李班所在的组织也未能幸免，他本人在一次运动中遭逮捕。外祖父出面作保，他才得以保释出狱，但从此列入殖民当局的监视名单，继续活动已非常艰难。
1932年冬天，他悄悄离开堤岸（西贡附近华人聚居地），经香港辗转，来到与越南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中国汕头。那一年，他不过二十出头，在一家医务所做杂工，一边谋生，一边打听共产党组织的消息。当地华侨中有不少人同情越南的反殖民斗争，有党员在其中活动，通过这一层关系，他接触到了汕头的中共地下组织。
1933年初，经华侨党员介绍，组织决定把这位越南青年送往中央苏区学习。汕头到瑞金，既不是官道，也没有安全的公开路线，只能靠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线。一队游击队员护送他翻山越岭，穿过封锁线，走了许多天，才把他护送进了江西瑞金地区。
进入中央苏区后，李班被安排在当时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其间，他恢复党籍，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开始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苏区工作。由于精通法语，还被选为苏区机关里少有的法语教员，给一些负责外事、宣传的干部讲授外语，同时参与总工会系统的工作。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他作为代表参与会议，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层。在大会前后，他认识了同样来自越南、已经在中国参加革命多年的洪水。一个是从西贡来的青年工人，一个是十多岁就追随胡志明奔走的老资格，两人在异国他乡相遇，用越南话交流，也用汉语谈论革命前途，既亲切又有一种共同命运的认同感。
苏区的生活对这位越南青年而言，是一段密集而重要的锻炼期。他一面接受政治理论教育，一面参与组织工作，在工会、学校、宣传机关之间穿梭。这些经验，后来在潮汕地下党和韩江纵队的工作中，几乎全部派上了用场，也为他日后在越南主持经济和对外工作埋下伏笔。
二、与长征失之交臂：被俘、乞讨与重建组织
1934年秋，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长征的动员与挑选在苏区悄然展开。那时的李班，身体状况不算好，长期处于紧张工作与营养不良状态，又染上疟疾。就在红军开始大会师前往远方的时候，他病倒在福建一带，结果没能被列入长征队伍。
红军主力出发后，留在南方的干部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环境。根据当时的布置，一部分地方干部留守，开展游击战和秘密工作。李班所在的小队在转移途中，要渡过一条江河。他本就身患疟疾，体力不支，在冰冷的江水中突然发作，人一昏迷，被水冲到了岸边。等他被当地人发现时，已经浑身发冷，无法行动，也暴露了身份，很快被当局逮捕。
被关押在监狱里，他经历了一段身份不明、前途未卜的日子。1936年前后，南方爆发“两广事变”，地方军阀与南京中央之间的矛盾激化，广东、广西地区出现动荡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政治犯、普通刑事犯被释放或处理从宽，李班也在这股浪潮中获得机会。他出狱后已经身无分文，只能沿路乞讨，从福建往广东方向一点点挪动，最后在梅县附近再次遭到抓捕。
这一次，他遇到转机。狱中有人认出他是搞政治的“赤党”，而负责审问的一位地方人士恰好与黄近垣有交情。黄近垣是中共闽粤赣地区的重要干部，对潮梅地区党组织的情况非常了解。经过多方打听和保释担保，李班被放出，不久就被黄近垣接到家中。那时，他的双脚因长期行走和营养不良浮肿得厉害，黄近垣干脆把他背回家，安排食宿和治疗。
有意思的是，黄家与汕头一位名叫王辉的女性进步教师关系密切。李班在整理资料、介绍苏区经历时，常常到王辉家串门，两人在昏暗的油灯下谈论苏区的教育和工运工作。王辉后来被发展入党，成为潮汕地下党的一员。正是在这种家庭式的小圈子里，潮梅地区残存的党组织一点点恢复生机。
1936年冬，组织正式恢复李班的中共党籍，任命他为韩江工委书记，负责韩江一带的地下工作。为了便于活动，他取了“李碧山”这个化名，以“教员”“商人”等身份在各县之间来往，联络失散多年的党员，发展新的骨干。
在梅县，他结识了温氏家族。温家的几位兄弟中，有人已在地方党组织任职，有人则在学校教书。李班与温家三哥温盛湘等人共同策划建立抗日、救亡的骨干队伍。温家妹妹温碧珍是一名中学教师，思想进步，受兄长影响较深，也积极参与青年活动，后来被李班发展入党，成为其最亲密的战友和妻子。
这一阶段，从被俘、乞讨、再被捕，到重新回到组织内部，李班的人生道路几经波折。不得不说，南方复杂的政治局势，一度为他这样的人提供了“缝隙”，而他的坚持，使得潮汕一带的党组织没有彻底中断。韩江工委的重建，为日后抗战爆发后迅速动员群众、组织武装，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三、潮汕抗战与韩江纵队：敌后武装从零开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南地区的政治气氛也随之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传播到潮汕时，地方士绅、学生团体、工商业者，都在观望和试探。
在汕头，李班参与组织成立“青年救亡同志会”，通过演讲、刊物、夜校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这些公开的活动，表面上以爱国、救亡为旗号，背后则由中共闽粤赣省委进行统筹。1937年冬，他被调任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长，负责更大范围内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不久，党组织在龙岩召开会议，对潮汕一带的工作作出新的部署。1938年4月，李班正式担任“潮汕中心县委书记”，统筹潮州、汕头及周边县份的地下工作。当时南澳岛是防守闽粤沿海的重要据点，汕头港又是交通咽喉，日军沿海推进，随时可能发动攻占。
有一次，方方（时任闽西南、潮梅地区的重要负责人）在会议上语气沉重地说：“潮汕这块地方，迟早要打成前线。敌人来了，我们怎么办？靠的是早一天做好准备。”与会干部有人沉默，有人点头，大家心里明白，靠口号是挡不住日军登陆的。
1938年6月，南澳岛失守，日军打开闽粤沿海通道。1939年6月，汕头也相继陷落。汕头城内外满是敌军与伪军，原本短暂的抗日统一战线很快瓦解，许多公开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处在这种情势中，李班一方面继续以“教员”“商界人士”等身份活动，另一方面开始考虑武装斗争的具体路径。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南方成立“南方局”领导下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统筹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地下党工作。潮汕、韩江一带的党组织，也纳入南委的联系网络。李班被指定为闽粤赣一线的联络员，经常在潮梅、闽西之间秘密往返，传递指示，协调行动。
然而，1942年5月发生的“南委事件”，给这一体系带来严重打击。由于郭潜叛变等因素，南委机关遭到破坏，大批干部暴露甚至牺牲，南方地下党一度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南委事件对南方党组织的损失，在党史研究中被反复提及，这个时候，保持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十分关键。
在这种背景下，李班的角色显得格外重要。他既熟悉地方，又掌握上级意图，还懂得如何在敌伪情报网中穿梭。南委遭破坏后，他被明确要求担任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协调者，用尽可能隐蔽、分散的方式，维持潮梅、韩江一线的组织存在。很多决策、信息，是通过这种点对点的人际和秘密交通线传递下去的。
1944年秋天，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太平洋战场的日军节节败退，中国战场的敌后抗日武装行动逐渐增多。中央对南方游击根据地的要求，也从单纯保存力量，转为适时发动武装斗争。闽粤赣一带的领导机关，决定在潮梅地区建立一支地方武装，担负起华南敌后战场的任务。
在这一决策下，以韩江工委为核心，结合地方群众武装和游击队，开始着手组建一支纵队。1945年2月，“韩江纵队”成立，辖若干支队，总人数约300人左右，活动区域主要在韩江中下游、潮梅交界的山地和平原结合部。队伍规模不算大，却在敌后筑起一条抗日的锋线。
韩江纵队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日军和伪军，还有复杂的地方势力。队伍一方面袭扰敌军交通线、打击伪军据点，一方面发动群众，建立秘密交通站和供给点。在党史研究中，韩江纵队常与广东东江纵队并列提及，被视为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柱之一。不同的是，东江纵队以珠江三角洲和东江流域为舞台，韩江纵队则在潮汕平原与周围丘陵之间周旋。
在韩江纵队的组织和行动中，可以清晰看到李班在苏区和地下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强调党的领导，加强地方群众基础；保持队伍机动性，避免硬拼；兼顾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也正是通过这支队伍，他这个越南籍干部真正成为潮汕地区抗日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四、回到河内：从韩江纵队负责人到“中越特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亚洲战场的格局迅速变化。8月19日，越南“八月革命”在河内发起，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力量掌握政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消息传到潮梅地区，中共党组织一方面部署接收乡村政权，一方面开始考虑海外战友的去向。
与许多在中国长期战斗的外籍革命者一样，李班这时面临一个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还是回到越南。站在韩江纵队战士面前，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方领导干部；站在越南新的政权面前，他则是从外地回国的一名“老党员”，既有中国革命经验，又了解中越两国情况。
1946年夏天，经组织批准，他提出回越南参加建设的请求。离开前，潮汕地区的党组织为他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场面不算热烈，却很真诚，许多战友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光天化日下叫他的名字。有人问：“将来还有机会见面吗？”据当时在场的同志回忆，他沉默了一下，说了一句大意是“在共同的革命旗帜下，还会见面”的话，眼眶明显泛红。
这一年，他带着与温碧珍所生的大儿子回到越南。小女儿因为年幼，又考虑到环境变化，被留在中国由组织照顾。夫妻分离、母子长期两地，这种牺牲在当时并不少见，却给这个家庭留下了终身难弥的缺憾。
回到河内后，凭借在中共长期工作的经历和对华侨情况的熟悉，他被胡志明政权任命为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负责人，后任华侨司司长。当时越南境内有大量华侨，既是经济力量，又牵扯到对外关系，他的工作既要维护国家利益，也要尽量争取华侨支持，需要很大的平衡和技巧。
进入50年代初，中越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紧密。越南抗法战争进入关键阶段，越军在北越山区与法军激战，急需各方面的援助。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方希望能与北京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就在这种背景下，1950年初，胡志明派遣李班作为特使，携带亲笔信件赴华，请求建立正式联系并寻求支持。
这一趟出访，是李班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他以“越南政府代表”的身份抵达北京，拜会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传达胡志明的意向。越南方面希望中国能在军事顾问、物资装备、干部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中国方面则考虑到国际形势，经过审慎研究，最终作出决定：派遣以罗贵波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赴越，并通过多条渠道向越南提供援助。
1950年2月26日，罗贵波抵达越南，正式担任中国军事顾问团负责人，与武元甲等人合作。此后几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军事训练、战术指挥建议和物资支援，为越军从游击战转向较大规模的正规战提供了重要帮助。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是越南抗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其中就有中方提供的军事顾问意见和物资装备作为支撑，这已是公开的史实。
在这一过程中，李班并不是战场上的指挥员，而更接近于“通道”和“接口”的角色。他多次往返于河内与北京之间，既负责传递双方最高层的意向，也承担翻译、解释工作，让两国领导人能够更顺畅地交流。凭借在中国革命中打下的语言与政治基础，他逐渐成为中越两党高层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越南人中国通”。
战后，在越南北方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后，他陆续担任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越共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多次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协调经济、贸易、援建等事项。不得不说，他在中国那12年的革命经历，直接影响了他在越南政治、经济和外事领域的工作方式，也体现出中越革命者之间那种跨国互助的延续性。
五、风向骤变：亲苏路线、反华氛围下的个人命运
时间来到70年代，越南局势与整个地区的格局再度发生变化。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署，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1975年4月，越南实现南北统一，新的全国政权建立。在很多越南干部看来，这是几十年抗争的胜利时刻。
然而，统一后的越南在对外关系上逐渐向苏联一侧靠拢，中越之间因为多方面原因产生矛盾。公开的历史资料显示，70年代后期，越南国内出现明显的“反华”氛围，华侨和被认为“亲华”的干部面临政治压力。一些在抗战年代与中国有密切合作的人，逐步被边缘化。
1978年前后，中越关系迅速恶化，紧张不断升级。1979年初，中越边境武装冲突爆发，这一历史事件众所周知。就在这段时间里，长期主张加强中越合作、曾经一再往返于北京和河内之间的李班，显然被视为与新的路线不相容的人物。
1979年7月，黄文欢（曾任越南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出走国外，引发越南党内一场整肃。研究者普遍认为，从这一事件开始，所谓“亲华”、“主张改善中越关系”的一批人，被系统地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一些原来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被解职、降级，甚至遭到拘押审查。
在这一波政治风向转变中，李班及其家庭受到明显冲击。据回忆资料，家中成员被先后开除公职，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其妻温碧珍原本在中国就是坚定的中共党员，随夫回越后一直默默工作，到了晚年却因中越关系恶化而与丈夫一同承受压力。有人曾回忆她因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站立都很吃力，只能靠变卖家中旧物维持生活。
在更严厉的阶段，李班一度遭到逮捕、软禁。对于曾经在战争年代多次出任重要岗位、为中越联系奔走几十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反差。家庭成员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偷偷送去食物，有回忆提到，儿媳邓金娜冒险送去几块饼干，被看作一种难得的关照。关于这些细节，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人记忆色彩，但大体勾勒出当时他家生活的困顿状态。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越关系紧张的氛围下，他对于这种反转感到难以理解。有亲属回忆，他曾叹息，中国在越战时期提供过巨大帮助，如今两国之间却剑拔弩张，让人痛心。这样的感慨，在那个特定年代，注定难以公开说出口，却真实存在于许多经历过共同战斗的老战士心中。
长期的精神压力与物质匮乏，加之年事已高，李班的身体每况愈下。1981年9月30日，这位从西贡来到瑞金、再从韩江走到河内的越南共产党人，在越南病逝，享年69岁。去世时，他的政治地位已不复当年，更多只是家人眼中的“父亲”和少数老同志记忆里的“老李同志”。
1983年夏天，他与温碧珍在中国留下的小女儿一家，终于回到了中国，后来在广州、暨南大学系统找到了落脚之处。这个家庭跨越三十多年的分离，才在另一块土地上重新团聚。至于他在越南留下的经历和痕迹，则更需要通过档案和口述历史一点点发掘。
从1912年到1981年，李班的一生恰好横跨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瓦解、冷战对立等诸多重大历史节点。作为一名越南人，他在中国革命中坚持了12年，参与华南抗日敌后战场的开辟；作为一名中国革命“老战友”，他在回国之后又成为中越高层之间的联络人和特使式角色。在国家关系顺畅的年代，他的经历被视为中越友好合作的象征之一；而在风向逆转的时期，同样的经历却成了他和家人的负担。
站在史实层面看，这样的命运并不罕见，却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当个人的生命轨迹与国家关系、国际格局紧紧纠缠在一起时，个人的荣辱沉浮往往难以由个人意志决定。李班这一代跨国革命者，在自己的时代作出了选择，也在自己的时代承受了其后果。对后人来说，梳理这些经历，更多是为了把那段真实复杂的历史，看得更完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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