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提雅的闷热是那种能把你整个人包裹起来的，像一块湿透的脏抹布捂在脸上。我沿着海滩边那条嘈杂的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脚底的凉鞋磨出了血泡，但我连停下来买个创可贴的力气都没有。
我已经在这座城市游荡了整整七天。每天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旧照片，操着磕磕巴巴的英语和翻译软件，逢人便问。换来的除了摇头，就是那种看疯子一样的眼神。
林浩失踪三年了。
三年前，他提着那个黑色的新秀丽行李箱，笑着在玄关亲了亲女儿的额头时对我说，这次外派泰国是个大工程，只要熬过这两年，回来就能提拔副总，到时候咱们就把学区房换了。
前半年，一切都很正常。每天晚上八点半的视频通话雷打不动，他会给我看工地的进度，抱怨泰国的冬阴功汤吃得他胃酸，甚至还能隔着屏幕辅导女儿做算术题。
后来他的电话开始变少，经常是我发了十几条微信，隔了一天他才回一句“在忙，刚看到”。视频通话更是几乎断绝，理由总是信号不好或者正在开会。
直到那个深夜，我收到他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对不起，别找我了，就当没我这个人，把房子卖了带孩子好好活。”
从那之后，电话变成了空号，微信再也没有回复。
我疯了一样联系他的公司，公司的人却告诉我，林浩在泰国涉嫌挪用了一笔巨额工程款，自己卷钱跑路了，公司也正在找他。那段时间我像个无头苍蝇，报了警，找了大使馆，甚至跑去他老家找公婆。公婆哭得比我还大声，周围的亲戚都在背后戳脊梁骨，说林浩肯定是拿着钱在国外找了年轻漂亮的女人，躲起来逍遥快活了。
我一点都不信。因为林浩是个连买包烟都要记账的男人，他有多爱这个家，我比谁都清楚。但他为什么凭空消失？这个问题像一根长满倒刺的针，扎在我心里整整三年，每呼吸一次都疼。
直到上个月，他以前的一个同事去泰国旅游，偷偷发给我一张模糊的照片，说在芭提雅的街头好像看到了林浩。就因为这一句话，我把女儿托付给我妈，请了年假，一个人飞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现实很快给了我一记闷棍，七天的盲目寻找，我的积蓄花得七七八八，希望也被这热带的暴雨冲刷得一干二净。
走到一家金碧辉煌的剧院门口时，突然下起了阵雨。豆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溅起一阵泥腥味。我实在走不动了，看着剧院售票处写着“Cabaret Show”（人妖歌舞表演），也没管票价多少，掏出泰铢买了一张，纯粹是为了进去躲雨儿。
剧院里冷气开得很足，甚至有些冻人。我找了个靠后的角落坐下，舞台上灯光璀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震得我胸腔发麻。那些表演者穿着极其华丽的羽毛和亮片长裙，身材高挑，妆容精致，在台上对口型唱着各国的流行歌曲。
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全是明天该去哪里找线索，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该放弃了。
“Hahaha——”
一阵巨大的哄笑声把我从思绪里拽了回来。我睁开眼，发现舞台上的灯光变成了一种滑稽的粉紫色。华丽的领舞退到了两边，舞台中央上来了一个穿着极其夸张、甚至有些粗制滥造的艳俗红裙的表演者。
那是一个专门负责扮丑搞笑的“丑角”，他戴着一顶皇冠，眼影重得像被人打肿了眼睛，嘴唇涂得大了一圈。他的身材比其他表演者都要魁梧一些，肩膀很宽，但动作却刻意扭捏作态，故意摔倒、翻滚，甚至去抱前排男观众的大腿，任由别人把爆米花撒在他身上。
观众席里爆发出阵阵夹杂着口哨声的大笑。我看着那个在地上打滚的滑稽身影，心里突然地升起一股悲哀。为了生活，人有时候真的要把尊严踩在脚底下。
就在他从地上爬起来，准备做下一个夸张动作时，舞台顶部的追光灯直直地打在他的身上。他为了躲避刺眼的灯光，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挡了一下眼睛。
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彻底停滞了。
那是极其平常的一个动作，但我却浑身触电般地僵在座位上。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道深紫色的疤痕。而林浩的手上也有那么一块疤痕，他告诉我那是他刚毕业时在车间实习，被机器压了一下留下的。
巧合吧？我死死盯着舞台，双手死死抠住座椅的扶手，指甲都快翻过来了。
他在台上继续滑稽地跳着，但因左脚的动作总是比右脚稍微慢半拍，落地时左肩会习惯性地微微下沉。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我看了那个背影十年，怎么可能认错？那是他大学打篮球伤了半月板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耳边的音乐声、观众的笑声仿佛全都被抽干了，只剩下一阵尖锐的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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