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贵州原省委副书记，兄弟姐妹全是乡下农民，一生清廉问心无愧|延安|政协原党组成员|毕节|省委副书记|秦天真|贵州

1993年3月19日，贵阳的春寒还没散尽，一位81岁的老人在平静中永远闭上了双眼。他走得很简朴，没有铺张的葬礼，没有喧嚣的排场，只有闻讯而来的贵州百姓，怀着满心悲痛自发前来送别，眼里噙着泪，嘴里反复念着他的名字，絮絮叨叨说着他为这片土地做的那些事。

这位老人，就是徐健生。一个从毕节农家走出来的革命者，一个在贵州深耕半个多世纪的老领导，用一生践行初心，用风骨诠释担当，把“为百姓做事”的信念，刻进了生命的每一寸肌理。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位曾身居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要职的省级领导，直到生命尽头，他的兄弟姐妹依然是毕节乡下地道的农民，从没借着他的权势沾过一丝光；很多人或许不了解，如今享誉全国、成了贵州文旅名片的百里杜鹃，最初是他顶着不少质疑，亲自钻进深山考察后，拍板定名并推动保护开发的；更鲜有人知晓，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毕节时，这个年轻的革命者冒着杀头风险，秘密组织裁缝铺赶制军服，奔走动员两千多名青年投身革命洪流。

1912年4月，徐健生出生在贵州毕节县哈郎冲（今毕节市七星关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本姓邱，名照，“徐健生”这个名字，是他投身革命后，为了坚守信仰、掩护身份取的，这一用，就是六十余年的革命征程。

放牛网图

童年的徐健生，聪慧又懂事，深知农家生活的难处。农忙时，他主动帮家里种地、放牛，替父母分担重担；农闲时，就捧着借来的书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刻苦攻读，不肯浪费半点光阴。靠着邻里接济和自身的韧劲，这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硬生生考上了当时贵州最好的中学——贵阳一中，这段求学路，也成了他人生轨迹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彼时，“九一八”事变的硝烟弥漫全国，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东北，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景象，深深刺痛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贵阳一中的校园里，挤满了热血青年，他们走出课堂、走上街头，游行演讲，高声呼喊“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空气中满是不甘沉沦、奋起抗争的气息。

初入校园的徐健生，原本只抱着简单的梦想——好好读书，将来学有所成，让家人摆脱贫困，过上安稳日子。可看着同学们眼中的悲愤与坚毅，听着街头百姓的哀嚎与期盼，他的心被狠狠刺痛了，一个念头反复在心里盘旋：“国家都要没了，个人的好日子又从何谈起？”

铭记九一八

就是从这时起，徐健生的思想开始转变。他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小理想，主动接触进步思想，偷偷找马列著作来读，积极参加学校的救国团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渐渐树立起“为国家、为百姓”的理想信念。

1934年，22岁的徐健生正值意气风发的年纪，这一年，也成了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转折之年。此前，中共地下党员林青、秦天真已在毕节建立了贵州第一个党支部，后来为方便开展工作，支部转移到了贵阳。

一次偶然的机会，徐健生通过秦天真结识了林青。两个心怀家国的年轻人，彻夜长谈，从国家命运聊到百姓疾苦，从马列主义聊到革命理想。林青的话，像一束微光，照亮了徐健生迷茫的内心，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那一刻，徐健生当即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为了解放贵州、解放全中国，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惜奉献一切。

林青

为了支持地下党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在贵阳忠烈街8号租用的寄宿房间，无偿提供给林青、秦天真当临时办公据点，自己则搬到学校集体宿舍，每天冒着被反动当局抓捕的风险，秘密传递情报、联络革命同志，在黑暗中默默守护着革命的火种。

这年8月，党组织根据徐健生的突出表现和坚定信念，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成了毕节党支部转移到贵阳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握着鲜红的党旗，徐健生热泪盈眶，在心里暗暗发誓：此生不渝，跟党走，为人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和危险，都绝不退缩、绝不背叛。不久后，他被任命为贵阳一中党支部书记，正式踏上了波澜壮阔的革命道路。

或许有人会问，当时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地下工作九死一生，一个22岁的青年，就不怕死吗？其实，徐健生也怕，他怕再也见不到亲人，怕完不成革命使命，但他更怕的，是看着百姓被压迫、被欺凌，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步步沉沦。

加入地下党后，徐健生的工作越来越危险，考验越来越多，可他的革命信念，却在一次次磨砺中愈发坚定。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召开了举世瞩目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林青同志向中央汇报贵州地下党工作后，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徐健生被任命为交通特派员，专门负责联络各地地下党组织，传递中央指示，搭建起地下党联络的“生命线”。

交通特派员是地下党工作中最危险的岗位之一，一旦身份暴露，不仅自己性命难保，整个贵州地下党组织都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可徐健生毫无惧色，他常常乔装成商人、学生，背着货箱、提着书包，辗转于贵阳、毕节、黔西等地。白天赶路，躲避反动军警盘查；晚上秘密联络同志，传达上级指示，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只睡三四个小时，却始终精神饱满，从未有过一丝懈怠。他用智慧和勇气，在反动势力的严密封锁下，架起了各地地下党联络的桥梁，为贵州地下革命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长途跋涉的红军将士急需地方党组织支援，物资补给、人员扩充都面临巨大困难。徐健生接到任务后，立刻连夜赶回毕节，召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召开紧急会议，明确分工，负责宣传革命思想、动员青年参军和筹集物资补给等工作。

当时，毕节反动势力猖獗，到处搜捕红军，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徐健生顶着巨大压力，挨家挨户走访，用真诚打动百姓，用信念感召青年，动员大家投身革命。

毕节的老人们，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件事。当时，徐健生找到当地最大的裁缝铺“庆泰昌”，耐心说服老板捐出家中布料，随后组织几十名缝纫工人，连夜赶制军服，解决红军将士衣物短缺的难题。为了加快进度，他自己也加入缝纫队伍，一针一线缝衣服，手上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哪怕伤口破裂、疼痛难忍，也不肯停下手中的活计。短短几天，他们就赶制出两百多套军服，及时送到红军将士手中，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有力物资支持。

更让人动容的是，在徐健生的真诚动员和感召下，毕节有两千多名青年主动报名参军，跟着红军踏上了革命道路。要知道，当时毕节总人口不过几十万，两千多名青年，相当于当地青壮年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百姓对红军的信任，是对革命理想的向往，更是徐健生用生命和真诚换来的成果。

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动员青年参军的过程中，徐健生曾多次面临生命危险，甚至差点遭到反动势力暗杀。1938年初，徐健生在毕节海子街区田坝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积极向百姓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大家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国民党得知后十分恐慌，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逮捕徐健生，彻底铲除这个“心腹大患”。当时，毕节保安大队队长杨砥中，是徐健生的至交，也是地下党外围朋友，他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不顾自身安危，立刻骑马飞奔到田坝桥，拉着徐健生就往城外跑，语气满是焦急：“健生，快走！国民党要抓你，再晚就来不及了！”

网图

徐健生看着手中尚未分发完的宣传资料，没有立刻动身。他知道，这些宣传资料是革命的火种，一旦落入反动势力手中，不仅会暴露地下党工作，还会让更多百姓失去了解革命思想的机会。他快速藏好宣传资料，仔细检查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才跟着杨砥中撤离。一路上，两人马不停蹄，避开反动军警巡逻盘查，历经艰险，终于安全转移。

后来，徐健生常常对身边人说：“没有杨砥中，就没有我后来的革命生涯，这份救命之恩，这份革命情谊，我记了一辈子。”

1938年8月，按照中共贵州省工委安排，徐健生要奔赴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提升自身革命素养和工作能力。离开毕节的那天，天还没亮，乡亲们就自发来到村口，有的拿鸡蛋，有的提干粮，紧紧拉着他的手，眼里满是不舍，反复叮嘱他注意安全，早日回来。

延安网图

徐健生看着眼前淳朴的乡亲们，眼里含着泪，郑重承诺：“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再也不受苦、不受累。”

奔赴延安的道路，漫长而艰险，战火纷飞，路途遥远，到处都是反动势力的封锁盘查。徐健生从贵阳出发，途经武汉，辗转千里，历经两个多月艰难跋涉，克服饥饿、寒冷、疾病等诸多困难，终于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眼前的一切让他深受震撼：没有华丽建筑，没有优越生活条件，只有简陋的窑洞、朴素的战士，还有空气中弥漫的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气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心怀革命理想，为了国家和百姓，默默奉献着一切。

延安网图

中央组织部安排徐健生到中央党校十九班学习，同时任命他为党支部书记，让他在学习的同时，负责支部各项工作。在延安的日子里，徐健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笔记、思考问题，常常学到深夜，从不间断。他的学习成绩十分突出，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对革命理论有着深刻理解，被评为党校“突出队员”，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认可。

在延安，徐健生不仅学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更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锤炼了革命意志。他参与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跟着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纺线，虽然每天累得腰酸背痛，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却始终充满干劲，从不抱怨。

有一次，他负责开垦一块荒地，土地坚硬，加上长时间劳作，手上皮肤磨破了，鲜血浸透了手套，可他只是简单包扎一下，第二天又继续投入开荒工作。他常说，革命年代，就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才能为革命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网图

后来，徐健生被调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担任第二班党支部组织委员、院党总支常委，之后又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他有幸与张闻天、范文澜、艾思齐等党内著名理论家共事，在他们的影响和指导下，徐健生的理论功底和工作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从一个热血青年，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稳重的革命领导者。

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长期间，徐健生负责组织全院学习和研究工作，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不搞形式主义，鼓励大家大胆发表见解，深入探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

有一次，一位年轻研究员因发表与主流观点不同的见解，遭到一些人批评质疑，情绪十分低落。徐健生得知后，主动找到他，耐心倾听想法，然后公开站出来为他说话：“革命需要不同的声音，只有大胆探讨、勇于创新，才能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在他的鼓励下，这位研究员更加坚定观点，深入开展研究，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1945年春，徐健生被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担任秘书长、社委委员兼党支部书记，与社长秦邦宪、总编辑陆定一一同共事。当时，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解放日报社作为党中央的喉舌，肩负着宣传党的主张、传达中央指示、鼓舞军民士气、揭露敌人阴谋的重要使命，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徐健生深知自己的责任，每天坚守岗位，一丝不苟，从稿件审核、修改润色，到排版印刷、分发传递，每一个环节都亲自把关，确保稿件准确及时，绝不允许出现一丝差错。

解放战争时期，徐健生被调到新华通讯总社担任秘书长，主要负责组织新华社的转移工作。从延安到太行山，再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最后进入北平，整个转移过程历时两年多，辗转千里，险象环生，随时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和封锁。

解放战争网图

党中央明确要求，转移过程中，广播不能中断，要及时准确传达党中央的声音，鼓舞全国军民斗志，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有力舆论支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徐健生和同志们一起，背着沉重的广播设备，白天隐蔽行军，躲避敌人空袭搜捕，晚上搭建临时广播台，加班加点工作，常常通宵达旦。

有一次，他们在转移途中突然遭遇敌人空袭，炸弹在身边爆炸，硝烟弥漫，碎石飞溅，情况十分危急。徐健生不顾个人安危，首先想到保护广播设备，他和同志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设备转移到安全地带，确保广播正常播出。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付出，党中央的声音始终没有中断，为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舆论支撑，鼓舞了无数军民奋勇前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城楼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的国歌响彻云霄，举国欢庆，万众沸腾。徐健生带领新华社的同志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新中国成立网图

看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听着全国人民的欢呼呐喊，徐健生热泪盈眶。他知道，多年的革命奋斗，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终于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换来了百姓的解放，他心中的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希望。

开国大典结束后，徐健生接到中央指示，调回贵州工作，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省政府秘书长，参与贵州的军事接管和新政权建设。这一刻，他终于兑现了当年离开毕节时对乡亲们的承诺——回到贵州，扎根贵州，为百姓做事，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可当时的贵州，刚刚经历战火洗礼，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国民党残渣余孽与土匪勾结作乱，社会治安混乱，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百姓生活困苦，缺衣少食，很多地方连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工业几乎空白，农业生产也十分落后。

剿匪网图

面对这样的烂摊子，徐健生没有退缩抱怨，他坚定地说：“革命年代，我们能克服枪林弹雨，能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现在进入建设年代，我们同样能克服困难，能让贵州变个样，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作为贵州省政府第一任秘书长，徐健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省政府办事机构，完善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选拔优秀革命干部，让省政府各项工作尽快步入正轨。他每天早早到办公室，很晚才回家，废寝忘食，兢兢业业，逐一梳理各项工作，制定详细规章制度，耐心指导身边工作人员，短短几个月，就让省政府工作走上正轨，为贵州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贵州土匪猖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清匪、镇反工作迫在眉睫。徐健生主动请缨，参与清匪、镇反工作，他深入土匪活动频繁的地区，走访百姓，了解土匪活动规律和藏身地点，结合实际制定详细清匪方案，亲自带领部队进山清匪。

剿匪网图

有一次，他带领部队在毕节山区清匪，连续奋战半个多月，吃住都在山里，衣服沾满泥土血迹，鞋子磨破，脚也起了血泡，可他始终坚守一线，与战士们并肩作战，最终肃清了当地土匪，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赢得了广泛爱戴和拥护。

清匪工作结束后，徐健生又马不停蹄投入土地改革工作。他深入农村，走访农户，与百姓促膝长谈，了解需求期盼，耐心宣传土改政策，帮助农民分得土地，让百姓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毕节哈郎冲，他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依然过着贫苦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心里十分难受。他亲自带领乡亲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教大家种植高产作物、传授农业技术，短短几年，家乡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们终于吃上饱饭，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很多人不知道，徐健生担任副省长期间，还做了一件影响贵州几十年发展的大事——统筹六盘水矿区建设，推动三线建设在贵州落地实施。1964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指示，明确“西南以贵州为重点，贵州以六盘水为重点”，六盘水矿区成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肩负着为国家提供能源支持、巩固国防的重要使命。

1965年8月5日，徐健生作为副省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六枝、水城两个矿区的行政区划和机构编制汇报，研究解决矿区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当时，矿区建设面临诸多难题：行政区划不明确，各项工作难以协调推进；机构编制不完善，工作人员短缺，效率低下；物资供应不足，交通不便，建筑材料难以运抵，很多工作无法开展。

徐健生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深入矿区实地考察，走遍每一个角落，与矿区负责人、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协商，最终确定了矿区行政区划和机构编制方案，同时积极协调上级部门，解决了物资供应、劳动力支援等难题。在他的统筹推动下，六枝、水城、盘县三个矿区人民政府先后成立，后来改为特区，实行企政合一试点模式，为六盘水矿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贵州煤炭工业快速发展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没有徐健生当年的辛勤付出和远见卓识，就没有今天的六盘水市，更没有贵州煤炭工业的蓬勃发展。

六盘水老照片

在贵州工作的几十年里，徐健生历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手握重权，却始终保持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私利，这一点，在贵州百姓中，无人不称道、无人不佩服。

他的兄弟姐妹，全是地道农民，直到他去世，都没有一官半职，始终在毕节乡下种地谋生，过着平凡生活。有这样一件事，至今仍被贵州百姓广为传颂。有一次，他的弟弟带着侄儿侄女，千里迢迢从毕节来到贵阳，想让他帮忙安排一份工作，摆脱农村贫苦生活。

可徐健生却严肃拒绝了，他语重心长地对弟弟说：“我是共产党的官，是为百姓做事的，不是为自己家人谋私利的。你们有手有脚，只要好好干活，勤劳肯干，一样能过上好日子，一样能摆脱贫困。”弟弟当时很不理解，觉得哥哥身居高位，帮自己安排一份工作不过是举手之劳，为什么这么“不近人情”，甚至有些生气。

右二

徐健生看着弟弟，耐心解释：“我们是农民出身，能有今天的日子不容易，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们机会。我要是利用职权为你们谋私利，就对不起党，对不起百姓，更对不起我们的父母，对不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听了这话，弟弟终于明白他的苦心，带着侄儿侄女回到毕节，靠自己的双手种地、打工，踏实肯干，最终过上了安稳日子。

1983年7月31日，徐健生96岁高龄的母亲不幸去世。当时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工作繁忙，手头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处理，可他还是毅然请假回家奔丧。他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驾驶员和一个秘书，没有通知当地政府，没有接受任何礼品，也没有搞任何迷信活动，简单朴素地办完母亲的丧事，就立刻返回贵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廉洁奉公的准则，也为身边工作人员树立了榜样。

徐健生常说：“人活得要像一棵树，一棵黄桷树，要活得挺拔，要坚守底线，要顶天立地。”这句话，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子孙后代的教诲，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勤俭节约，衣着朴素，吃粗茶淡饭，住普通住房，家里的家具都是旧的，甚至有些已经破损，却从来没有更换过，他把所有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贵州的建设和百姓的幸福生活中。

左四

除了廉洁奉公，徐健生还始终心系百姓，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贵州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百姓缺衣少食，很多人甚至面临饥饿威胁。

徐健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亲自深入灾区，走访农户，实地了解百姓生活情况，倾听诉求，组织干部群众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千方百计为百姓解决粮食、衣物等物资，帮助百姓渡过难关。为了从根本上改善百姓生活，徐健生牵头修建了红枫湖、阿哈水库、松柏山水库等一批大中型水库，解决了贵州多地的农业灌溉和百姓饮水问题，让百姓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困境；他积极推动建设一批中小型化肥厂，提高粮食产量，进一步保障了百姓的温饱；他还十分重视民生小事，亲自过问、解决贵阳市民的蔬菜供应、洗澡、早餐、乘车等问题，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更便利、更幸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处处体现着他对百姓的牵挂，体现着他“为百姓做事”的初心。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如今享誉全国的贵州百里杜鹃，最初是徐健生发现并定名的。1984年，时任贵州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徐健生，收到大方县文物员的推介，说当地有一片“黄坪十里杜鹃”，景色十分壮观，值得关注。

当时，很多人觉得，不过是一片杜鹃花，没必要花费太多精力关注，可徐健生却十分重视。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进山考察。那天，他冒着山路崎岖、路途艰险的风险，徒步走进大方县深山，当看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连绵百里，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壮观景象时，他深受震撼，当场拍板，将这片杜鹃花海命名为“百里杜鹃”，并积极推动当地政府进行保护和开发。

如今，百里杜鹃已经成为贵州的标志性文旅景点，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也带动了百姓增收致富，让更多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徐健生当年的远见卓识和辛勤付出，他用智慧，为贵州留下了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也为百姓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

徐健生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也经历过政治风波的磨难，却始终坚守着对党的信念，坚守着为百姓做事的初心。“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迫害，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被批斗、被关押，承受了无尽折磨，可他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百姓的牵挂，也从来没有减少过。

文革网图

在被关押期间，有人逼迫他承认“反革命”罪行，逼迫他诬陷其他革命同志，可他始终坚守原则，宁死不屈，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做事，我问心无愧，绝不会诬陷任何一位同志，也绝不会背叛党和人民。”哪怕遭受再多折磨，哪怕面临生命威胁，他也始终没有低头，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风骨和气节。

有一次，批斗他的人把他带到广场上，强迫他低头认罪，可他却挺直腰板，大声说道：“我没有罪，我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做事，我问心无愧！”他的坚定和不屈，让在场很多人深受震撼，也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在关押的地方，偷偷阅读马列著作，思考革命前途，坚信黑暗总会过去，光明总会到来，坚信党和人民一定会战胜困难，迎来美好的明天。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徐健生终于得到平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兼贵阳市委书记。此时的他，已经64岁，头发花白，身体也大不如前，历经磨难的他，却依然充满干劲，依然心系百姓，立刻投入到拨乱反正工作中。

他明确提出“凡搞错的，一定要平反”，亲自牵头，逐一梳理被错判、错批的案件，深入调查核实，为很多被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让他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恢复名誉。在他的推动下，贵阳市的拨乱反正工作有序开展，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各项工作慢慢步入正轨，百姓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

晚年的徐健生，依然没有停下为百姓做事的脚步，他十分重视贵州的党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他亲自撰写回忆文章，详细记录贵州地下党的革命历程，记录革命先烈的奋斗事迹，为贵州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让后人能够铭记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他关心青年干部成长，经常给青年干部讲课，传授工作经验和革命经历，鼓励他们继承和发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贵州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