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羊城，万商云集。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火热举办，新能源、智能装备、轻工精品等“广货”畅销世界，生动续写广州作为近两千年贸易之都的开放传奇。
广东人为什么“天生会做生意”？广东外贸为何千年来长盛不衰？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到明清一口通商重镇，从十三行到当代广交会，广东的外贸基因绵延千年。近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明清社会经济史、澳门史、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开拓者黄启臣接受南都专访，以实证为基，向记者深度解码广东千年商贸根脉。
黄启臣在家中接受南都专访。
七十年治学生涯，黄启臣教授的研究始终紧扣国家主权、全球贸易与粤港澳大湾区历史叙事，为“一带一路”、当代中国开放发展提供厚重史学土壤。日前，他的权威著作《澳门通史：从远古至2019年》葡萄牙文版正式出版，并成功行销葡萄牙及南美洲多个国家，以学术话语让世界读懂澳门、读懂大湾区、读懂中国。
七十年中大治学路：从明清经济史起步，奠定实证史学风范
说到黄启臣教授，就不得不提他与中山大学长达七十年的深厚情缘。1938年1月，黄启臣出生于广东灵山县（现属广西），祖籍广州，18岁踏入中大校园，至今88岁高龄，已在中山大学度过整整七十年；本科四年、研究生四年，再追随导师深造三年，累计在中大求学11年，后留校任教。在这漫长的求学路上，他师从明清经济史泰斗梁方仲先生。梁方仲先生出身经济系，先祖梁经国为广州十三行“天宝行”创立者，家学渊源与学术视野天然贯通广东商贸传统。在梁先生悉心指导下，黄启臣系统夯实经济史研究功底，确立以实证为核心的治学路径。
受傅斯年史料学思想深刻影响，黄启臣一生坚守“史料为本、无证不信”的学术准则。他的研究广泛吸纳正史、政书、地方志、历史档案、碑刻、族谱、笔记、家书、外文文献等多元史料，尤其重视原始档案考证，每一项论断都有扎实史料支撑，拒绝空泛议论。研究生期间，他以《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为题完成学位论文，后扩展出版为《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这部著作不仅成为他评聘教授的代表作，更历经数十年检验，至今仍是明清经济史领域的经典之作。
1968年，黄启臣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扎根中大、深耕史学。从青年学子到史学大家，他始终坚守教学与研究一线，把毕生精力献给历史学专业，用七十年光阴践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风骨，其严谨态度与扎实功底，垂范后辈学人。
拓荒澳门史研究：以铁证正本清源，推翻“澳门割让”说
1982年的一次家宴，开启了黄启臣与澳门史的半生缘分。时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金应熙在家中宴请学生，并郑重嘱托黄启臣撰写一部澳门史。彼时黄启臣专攻明清经济史，对澳门史几乎一无所知，内心充满顾虑。金应熙先生一语破的：明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核心是海外贸易与中外文化交流，本质就是经济史，与他的研究高度相通。他未曾想到，这次“从命”，竟是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拓荒，更是为后来1999年澳门回归提前布局的重磅献礼。
从此，黄启臣踏上澳门史研究之路。他走遍澳门、香港及内地数十座图书馆，穷尽原始资料，1991年出版国内最早的《澳门港史资料汇编》，填补资料空白；此后陆续推出《澳门宗教》《澳门历史》；1999年澳门回归之际，献上中国第一部《澳门通史》，成为回归献礼扛鼎之作；2019年回归20周年，又推出增订版《澳门通史：从远古至2019年》，篇幅从65万字扩充至80余万字，重达一公斤，堪称澳门史研究的百科全书。截至目前，他已发表澳门史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7部，成为中国澳门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
《澳门通史：从远古至2019年》
《澳门通史》葡萄牙文版
这部厚重的《澳门通史》斩获两项国家级大奖：2021年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23年获第八届中国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并获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资助翻译为葡萄牙文、英文。葡文版由葡萄牙卡棉荷（Caminho）出版社出版，并成功行销葡萄牙及南美洲多国，让澳门历史真相走向世界；英文版预计2026年底面世，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
黄启臣澳门研究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是以一手档案彻底推翻“澳门割让”说。长期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误称澳门是明清政府“赠予”和“割让”给葡萄牙的领土。为正本清源，1992年他亲赴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在海量文献中找到35份珍贵地租档案，时间跨度从康熙三十二年至光绪十二年（1693—1886年），完整记录香山县政府每年向澳葡催缴515两地租银，由政府收租银后出具的收据。在无智能手机的年代，他用胶片相机逐一拍摄，将关键证据带回国内，印在《澳门通史》书中，作为澳门是租借给葡萄牙，不是割让给葡萄牙的铁证。
据此，黄启臣在《澳门通史》中提出颠扑不破的核心论断：第一，澳门绝非明清政府赠予或割让之地，而是中国租借给葡萄牙人居住、经商的中转港口；第二，中国自始至终拥有澳门完整领土主权；第三，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葡萄牙骗取澳门的“永驻管理权”，但管理不等于割让；第四，条约明确载明“未经大清国首肯，葡国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从法理上锁定中国主权。
他明确指出，历史上澳门始终是中国领土，主权属于中国，只是被租赁使用，租赁长达四百余年，后期葡方拒交租税，但主权归属从未改变。这一结论彻底纠正学界中不少人长期认为澳门是割让给葡萄牙的谬误，为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提供坚实历史基因。
海丝两千载：广东何以成为中国外贸“起点与中心”
目光转向更广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1992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和平方舟”抵达广州，黄启臣应邀参会，发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与发展》一文，提出核心观点：世界古代同时存在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始发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船队从徐闻、合浦港出海开启官方远洋贸易，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始发港与长期第一大港。黄启臣主编和参与编写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均主张古代有“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论点早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数十年，后又与2013年国家战略高度契合，成为“一带一路”的历史土壤。
顺着这条历史脉络，黄启臣以大量史实证实：明清时期广东经济实力已超越江南五府，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省份；广州是世界贸易中心市场，澳门是国际转运港，中外商人汇聚十三行，形成覆盖亚、欧、非、美的全球性贸易网络。
他进一步阐释道：“一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从某种程度上主要是写在广东和广州的记录上。直到今天，广州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大港。”黄启臣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书·地理志》里就有记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统一岭南以后派了黄门译使等一班人马，带黄金杂缯（丝绸）从首都西安沿汉水南下，经长江、湘江、灵渠，直到珠江，最后到广东的徐闻、合浦（现在属广西），开辟了一条从广东西南部港口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两晋南北朝时（265-589年），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日南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隋、唐、宋历朝政府实行“开怀纳戎，张袖延敌”的开放贸易政策，使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根据地理学家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一书记述，唐代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两条：一条是通往日本；另一条是通往波斯湾的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港）。后者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全航程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为14000公里，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广州（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进地位。从此，广州成为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经久不衰。“这样的港口在世界各国为数不多，在中国是独一无二。”黄启臣说。
不仅如此，据元人陈大震于大德年间（1297-1307年）所撰的《南海志》一书记载，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占元代全国外贸“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的64%，很多货物都集散于广州，史称：“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广州）。”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Odoric）于1322年（至治二年）到广州旅游时记录下所看到的情景：“该城有数量极庞大的船只，以至于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市的船只多。”
在长期深耕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中，黄启臣历经六十余年考证，还提出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学术论断：明清时期（14—19世纪 4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经济国家。数据显示，直到1820年，中国GDP仍占世界总量的32.24%，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长期领跑全球。
他强调，这一观点并非虚论，而是建立在大量史料与数据支撑之上的严谨结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历史依据。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落后”，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余年间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居于世界经济最发达地位。这一重要判断，是黄启臣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长期探索得出的原创性成果。
解码广东商贸基因：重商善商的传统，成就千年开放高地
探究广东商贸长盛不衰的深层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广州拥有优越的地理优势，广州人（包括广东省人）则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烈的重商意识。这里处于依山面水的自然地理环境，面向南海。《山海经》记载，“番禺始为舟”；《南越志》说“越王造大舟”。这说明广东人很早就造船打鱼经商。到了西汉，番禺已经成为大商业都会，“商贾者多取富焉”。而且当时民间已有“欲拔贫，诣徐闻”的谚语。
在长期的经商中，广东社会形成了浓烈的重商文化意识，交换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重利思想潮流冲击着中原农业文化的“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动摇儒家文化“君子谋道不谋利”的教条，形成了“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的观念，选择“以商致富”的道路。就连广东的地方官也受到广东人商业意识的熏陶，而提出重商的主张和政策，如明代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上书，大谈特谈通商贸易可以“足供御用”“悉充军饷”，“救济广西”和“民可自肥”的四大好处；总兵俞大猷也说，开放对外贸易“可行于广东，……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
这种官民重商意识驱动下，到了明末清初，形成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至明清时期广东已形成“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帮”三大地域商人集团，省城广州在清末就有100万人口了。清代广州十三行怡和行行商伍秉鉴是19世纪前期世界首富，1834年拥资2600万两墨西哥银元，相当于今天约5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首富仅700万两银元。“银钱堆满十三行”正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黄启臣教授深刻指出：“广东的繁荣不靠自然资源禀赋，靠的是重商善商、开放包容的商贸基因。”从汉武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到唐宋市舶司通商，再到明清一口通商独揽全球贸易，广东始终以商立省、以贸兴邦。
这种千年传承的开放精神，为改革开放后广东GDP连续44年全国第一的现实埋下历史伏笔，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扎实的历史土壤。回望两千余年的海上贸易长卷，正是这股深植于岭南沃土、代代相传的商贸基因，让广东在每一个历史关口都能乘风破浪、向海而生。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 周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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