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主动撤离。此后一年多的转战岁月中，中央机关分成了三个部分：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与敌军周旋。
以叶剑英、李维汉为首的中央后委东渡黄河，进驻晋西北；而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人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则肩负着为中央寻找新驻地的重任，一路向东，最终来到了河北。
中央工委的驻地选择，事关全国解放战争指挥中枢的安全与效率，绝非小事。当时，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延安过于偏西，已不适合指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战争，必须东移。
至于东移到何处，曾有过几种方案：一是河北承德，便于争夺东北；二是苏北淮阴，可直接与蒋介石争夺江南。然而战局瞬息万变，这些设想很快便被形势变化所否定。
1947年5月初，朱德等人抵达河北平山县的封城村，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会面。当朱德询问哪里适合驻扎时，聂荣臻几乎不假思索地推荐了平山县。
聂荣臻的推荐是有充分理由的。平山县地理位置极佳，东南距石家庄仅四十余公里，西倚太行山脉，地势西高东低，巍峨的山脉形成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一块深植于人民的红色沃土。抗战时期，平山县子弟踊跃参军，仅成建制编入八路军的就有两个团，屡立战功，被聂荣臻亲切地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他还常以“平山就是晋察冀的乌克兰”来形容此地——乌克兰是苏联的大粮仓，而平山境内有滹沱河穿境而过，土地肥沃，稻麦两熟，素有“滹沱百害，惟富平山”之美誉。群众基础好，物资供应足，地理条件优越，平山县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址。
然而，意向归意向，最终落地的地点却并非平山县城，而是建屏县境内的一个叫做西柏坡的小村庄。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关键原因在于安全考量。当时的战争形势尚未明朗，国民党军队仍时有袭扰。如果直接将中央工委设在平山县城，目标过大，极易暴露，一旦遭遇突袭，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必须寻找一个隐蔽性好、便于警卫的村庄。也就是说，问题从“选哪个县”细化成了“选哪个村”。
5月10日，聂荣臻指派熟悉当地情况的处长余光文，陪同朱德的秘书潘开文和卫士长齐明臣，带着地图开始在平山县境内实地考察。同时，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与平山县相邻的建屏县。
这里需要对建屏县稍作说明。建屏县是一个以烈士命名的行政区域。1940年，为纪念1938年病逝的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设立了建屏县。
此后区划几经调整，到1945年后，在平山县西界邻近太行山的山区，又设置了一个建屏县（史称“西建屏”，1958年撤销并入平山县）。这个建屏县地处山区，更为偏僻隐蔽。
潘开文一行在平山县境内反复寻找，始终未能找到理想的地点。不是地形不够隐蔽，就是水源不足，或者交通不便。于是，他们转向了建屏县境内。一路考察下来，多次摇头，直到走进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几个人眼前豁然一亮。
西柏坡地方狭小，藏在山坳之中，从外面很难发现，极易于隐蔽。村子背山向阳，地势高出周围，视野开阔，阳气充足，居住条件也好。滹沱河从村前流过，取水方便。
更难得的是，虽然隐蔽，但并非与世隔绝，周边有道路连通，便于与各方联络。潘开文等人当天晚上便留宿在西柏坡，将所见所闻详细记录在案。
朱老总和聂荣臻反复讨论后，一致认为西柏坡具备中央驻地所需的全部条件：隐蔽安全、交通便利、物资有保障、群众基础好。可以说，这是一个“大隐隐于市”的绝妙所在。就这样，中央工委最终定址于建屏县西柏坡。
此后，中央后委也迁了过来。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抵达西柏坡。这个小山村由此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短短十个月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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