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被推到选举席位时，王国藩把粗糙的双手在衣角蹭了蹭，小声嘀咕：“俺一个种地的，也能坐这儿？”坐在旁边的河北代表笑着压低声音回了一句，“靠劳动立功，天经地义！”当晚，九大产生的170名中央委员名单里，他名列其中。掌声盖过了心跳，王国藩却在脑子里闪过西铺村那口常年缺水的老井——他忘不了自己是农民。
把镜头往回拉20年，1949年，遵化县长峪山西铺村还是个穷到连驴都养不起的地方。行走在山沟，只要风大一点，土坯房就撒下一层灰。土地改革结束后，村里分到的地薄得发白，种一茬高粱连种子钱都回不来。就在外人认为“穷棒子”只能等救济的当口，1919年出生的王国藩站了出来。他当过雇农、挑过长工，1941年在抗日游击队里入了党，深知合作才有活路。
1952年10月的一晚，23户贫农聚在王家昏暗的油灯下。做不做社，众人犹豫。王国藩把破棉袄往上一拢，说：“大家合起来试试，散了肯定糊不上口。”就这样，河北第一批初级社——后来被戏称“穷棒子社”——诞生。启动资金全靠砍柴、打炭、挑到县城去卖，连那头只拥有四分之三使用权的驴都被人笑作“三条驴腿”，可一年下来，平均亩产翻了三倍。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批示：“他们的路子，值得全国看一看。”
195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南下调研途中特意绕道河北，现场询问互助合作细节。工作人员回忆，那天主席问得最细的是“分红怎么算”，王国藩回答：“记工分，不记脸面，干多分多。”一句朴素规则，得了满堂彩。同年春耕，农业部把“王国藩合作社”印成小册子发到各省，王国藩一跃成了全国劳动模范。
时间来到1957年2月，全国劳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王国藩拘谨地没敢抬头，主席却主动握手称他为“共和国建设的功臣”。此后，无论是农业部座谈、外宾参观，还是干部培训，王国藩几乎年年被请去“现身说法”。人们眼里，他是从黄土地里长出的“样板”，可他的日常仍旧简单：一件土布外套，袖口补丁摞补丁，住的还是西铺村那间低矮瓦房。
1966年4月，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到西铺村考察。午饭前，有人想把菜色提一档，被总理挡回去：“同群众一样。”几盘玉米饼、一碗咸菜汤，外宾吃得连连称奇。王国藩在旁边解说合作社经历，顺手把自家地窖里存的两袋红薯拿出来招待，场面亲切得像邻里拉家常。
高位不改本色，这是王国藩给外界最深的印象。九大、十大、十一大，他连续当选中央委员，却从不在北京置房，也不让组织给家里翻建新居。家人劝，他摆手：“屋不漏雨就行，把钱省下来给村里修路。”直到1995年，旧屋墙体倾斜到危险程度，他才同意见重新砌砖，屋里依旧木凳土炕。
1978年体制调整，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文件很短，没有批评也没有褒奖，只写明“回原籍劳动”。外界猜测颇多，他本人却背起铺盖卷就走，没向任何部门讨说法。多年后村民提起那天情景：迎接他的不是排场，而是尘土飞扬的山路和一副磨破的铁锹。一个多月后，他已经跟社员一起下地点种麦子，好像北京的荣光从未存在。
遗憾随之而来。凭借多年积累的渠道，他原本可以帮助西铺村引进机械、化肥乃至贷款。但地方领导担忧政策风向，不敢接招。资源闲置，村里发展机会溜走。晚年聊天时提到这事，王国藩语气平静，却总会停顿几秒。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要是那几年能把水渠修起来就好了。”这句话成了他心头的结，直到2005年7月30日病逝，也未能解开。
讣告发出时，很多年轻人已不熟悉这个名字，可西铺村的老人聚在祠堂，看着泛黄合影，长叹：“那样的干部，再难碰到了。”有人认为这评价过高，但在经历过缺粮岁月的土里人看来，王国藩用双手证明了合作与勤劳的价值，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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