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大运动时期，有不少原本籍籍无名的干部，借助着局势突然提拔到一个重要位置，军队中有，地方上也有，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比如说山东的王效禹。
此人在运动开始前只是青岛市副市长，还被划成“右派”过，并不算核心人物。但他找准时机，挑动地方的乱，变成自己上升的跳板，因而一跃成为山东的一把手，甚至差点进入政治局。
然而，他只有添乱的本事，没有治理的能力，引得很多人不满。并且他除了想掌握济南军区外，还把手伸向南京军区，最终就遭到各方联手抵触，黯然下台、党籍被除。
总的来说，王效禹是一个破坏大过贡献的人，如今在山东的某些地区，仍能看到反对他的标语。不过就这样一个人，晚年的一句感叹却令人闻之五味杂陈。
王效禹是山东益都人，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加入革命队伍，属于“三八式”干部。山东是我党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极为重要的根据地，王效禹这个阶段干得还不错，在地方和二线军区都任职过，因成绩出色曾获上级表扬。
对他个人而言，此段经历无比重要，因为结识了三个后来大红大紫的人物：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王力、渤海区教育科长关锋、山东分局书记张宗可（大家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康生）。
张宗可不仅战争年代领导过山东，新中国成立后还是山东的首任省委书记，王效禹靠着这层关系，政治地位及职务都在不断提高，到50年代担任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党组书记。
不过在张宗可走后，王效禹狠狠栽了一个跟头。彼时“反右扩大化”，王效禹手下有几名干部被打成“右派”，他觉得事情不应这么快定性，就出言维护了部下。
结果他也遭到牵连，被发配到德州国棉一厂担任副厂长，直到1964年才平反。这段经历给王效禹造成了很大的触动，后来他也变得极“左”，很难说是不是源于此。
1966年，一场浩大的运动开始了，青岛也出现了“造派”，想要冲击市委夺权。而当地还有一批职工想保市委，思想不同的两方人马摆开架势，只差一个火星子就可以点燃。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为了稳定，亲至现场调解，在他的努力下，情况稍有好转。其他青岛市委的干部也都在尽可能平息事端，可时任青岛副市长的王效禹却公开支持“造派”夺权，等于又给添上一把火。
青岛的乱象被捅到了中央，上级在指示中点明：“那位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王效禹成了钦点的“革命干部”，也被山东一众“造派”拥为领导。
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破例让王效禹列席参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宗可在担任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而且张宗可的儿子张子石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老部下加上走亲属关系，王效禹得以进入中央其他首长们的眼界。
而王效禹也是看准时机，紧紧靠拢张宗可，算是获得了中央层面的政治依靠。
1967年1月，在张宗可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王效禹先后在青岛、济南“夺权”成功。3月省山东省革委会成立时，王效禹担任主任，不仅擅自关押山东前省委书记谭启龙，还将手伸向部队。
他鼓动一些“造派”去冲击济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多次跟他耐心交涉，却没得到很好的结果。
事情闹上去后，中央的张宗可等人支持王效禹，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迫于形势，发表声明及公开信，提出支持山东省革委会、支持王效禹的口号。
不久王效禹兼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获得山东的党政军大权。当时的他极度膨胀，大肆安插自己的亲信，时任67军军长的李水清回忆过：
“山东各地市已成为清一色“王氏天下”，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他，炙手可热，杨得志司令员非常看不惯他的飞扬跋扈，但为了运动内部团结，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工作中受到许多委屈。”
也是由于太过顺利，王效禹头脑难以冷静，还想去掌握江苏的权力。他多次调动山东枣庄、临沂等地的“造派”，去江苏徐州夺权，曾打跑过支持许世友批准的革委会组织，占领了徐州。
不过徐州毕竟属于江苏的管辖范围，“东道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这里还是很有威望的，因此两个省份的“造派”越搞越乱，闹出了流血事件。
眼看无法顺利“夺权”，中央小组的王力想到济南军区下辖的68军驻地就在徐州，便示意王效禹可以拿这方面来做文章。
1967年7月4日，王效禹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抵达徐州，名为视察68军，实则想挑乱局势。68军军长张轾秀、副军长吴怀才都是出自红四方面军，与许世友是老战友，历来也跟南京军区多有交流。
没想到王效禹就是利用这一点，攻击68军“脚踩两只船”，并鼓动当地“造派”喊口号：“南京部队滚出徐州城。”这可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气得够呛，只是王效禹及背后的人正当红，一时间也拿他没办法。
把两个大军区得罪透后，王效禹又回去折腾地方，1968年11月，山东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王效禹号召要重新“夺权”。次月，“文攻武卫”造反组织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另有多地开始冲击公安部门。
随即王效禹借助这股风，将省内40%的县、市革委会推翻或改组，换上了一批投靠他的人。党同伐异到这个地步，自然也有很多人对他不满，王效禹长了一张凹凸不平的脸，被山东人称为“王二麻子”，当时就有很多地方都刷出标语，要打倒“土皇帝”王二麻子。
而中央对王效禹这种严重影响到社会秩序、生产运输的做法也是心生厌恶，周总理等首长便准备处理他。1969年的九大，算是王效禹的最高光时刻，也是他猛然坠落的悬崖。
在拟定政治局委员名单时，王效禹也被列入其中。当时的候选人员主要有四类：一是上一届政治局没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二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三是文g小组成员；四是大军区、军兵种及中央机关、省市机关主要负责人。王效禹符合第四种情况，张宗可就提名了他。
当时一共有23个人列入了候选名单，王效禹的名字在第23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如果能迈过这一步，王效禹的地位将上升不止一个台阶，但是，最终他落选了。
据九大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邱会作后来回忆，他看过那份名单，王效禹的名字被划了一条线。因为这条线，评选阶段他就被刷了下去。
至于为什么王效禹会被划线，李水清将军说过，主要还是因为王掀起的“反复旧”导致派性组织武斗不止，社会混乱，部队介入地方被排挤，工作趋于瘫痪状态。
当时军区司令、政委对他的错误做法抵制，可他利用特殊身份，让人围攻军区主官，冲击不断机关和营房，造成流血事件。这种情况还不处理，那才是怪事。
名字被划掉，已经是中央的态度，众人听闻后，自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许世友就在预备会议的小组会上揪着王效禹的衣领怒喝。王效禹再也不复嚣张气焰。
九大结束后，王效禹就被留在北京学习。随即一系列动作又快又猛，1969年5月20日，中央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25日，中央发出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29日，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批判王效禹。此后王效禹虽还挂着职务，实际却已经靠边站。
联席会议结束，杨得志、袁升平来负责主持山东的工作。1970年4月，济南军区向上呈送王效禹的问题情况，建议撤销王效禹在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得到批准。到1971年3月，撤销王效禹省革委会主任，山东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改造。
1979年，王效禹被开除党籍，直到1985年才重获自由。这时他倒有些良心发现，不愿回乡，旁人问他原因，回道：“当年参加抗战，我带出去那么多家乡子弟，基本都牺牲了，我不忍心看那些烈士的家属。为什么我没有死，人家死了呢？”
最后这一问，或许也是他人生的感叹，如果牺牲在战场，他会是烈士，奈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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