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刘墉，真的配称为“好官”吗？其实，他比“巨贪”和珅还可恨|乾隆|刘墉(清朝)|和珅|嘉庆|大学士

1799年正月，紫禁城的暖阁里炉火正旺，年逾花甲的嘉庆皇帝合上奏折，淡淡一句：“无人可用，也只好让刘墉顶着。”一句话点出了朝局尴尬，也为刘墉晚年仕途落下注脚。此时距乾隆去世不到十天，昔日“刘罗锅”依旧位列中枢，看似风光，内部却暗潮汹涌。

追溯到1719年，山东诸城一个书香门第诞生了刘墉。父亲刘统勋在乾隆元年升任首任军机大臣，这份显赫家世帮他省去太多台阶。1741年会试中式，他二十二岁就被点入翰林。对于普通士子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速度；对于刘墉，却不过是预设剧本的第一幕。

1759年，刘墉被派往江苏任学政。当时江南科场绅士云集，文字狱的阴影仍在。恰在此年，常州府监生曾燠被捕，其诗句触及“圣祖功业”，官场弥漫寒气。刘墉负责审理时，用“株连可广”四字上奏，很快几十名举子被牵连。乾隆批示“知政体”，表面嘉奖，实则看中他对工具理性的娴熟运用。刘墉借机累积声望，但寒门学子却因此前程尽毁。

1760年父丧归里，守制三年。等他于1763年复出，朝局早换新人。乾隆没有把他直接调回京师，而是让他回到江苏，理由冠冕：“熟悉地方教务，仍可胜任。”刘墉心知这意味着皇帝对他并未放心，却只能逆来顺受，再次踏上江南路。

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任学政时，刘墉从考卷中发现有人以“白虹贯日”影射官场，他抓住这条线索，制造了另一场波澜。乾隆虽未升级为大案，却让刘墉看见机会有限，于是开始筹划更大的动作。1778年，关涉两百余人的《八十七人诗案》爆发，刘墉被调入京城。这一调动让士林惶惶，也让他终获内阁席位。

按照旧档，1783年刘墉正式加封体仁阁大学士。表面上，舆论称他“清正”，原因很简单：他从不在朝堂争夺具体财政资源，更不屑与和珅抢夺产业。可惜，清廉并不等于仁政。刘墉施展的是“无为术”——遇事少签字、少表态，责任一律推诿。军机处的档案多次出现“刘某未发言”字样。翰林编修私下议论：“刘大人只爱烟管，不爱折子。”

1790年前后，国子监爆出考官收贿七十余案，主官正是刘墉。他以“自请降俸”摆出姿态，乾隆看在面子上，没有深追。更早的冀宁道亏空案，也是在他监临期间发生，亏白银三十万两，全赖“交通不便”归结为部下私弊。若换成寻常督臣，早已革职查办。刘墉却安然无恙，靠的正是“只讲程序、不谈成效”的极致圆滑。

与之对比，同朝的和珅行事高调。乾隆五十二年南巡，和珅拍胸脯保证“零动国帑”，行前一句“臣必盈余”让皇帝大喜。确实，和珅利用商税与摊派补足巡幸费用，甚至盈余四十万两进奉。乾隆因而默许其以权谋私——能办事、敢担责，这是皇帝最看重的“才干”。和珅的贪，赤裸而直接，朝野皆知；刘墉的懒，却像潮湿霉菌，悄悄侵蚀行政效率，却极难定罪。

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刚刚归天，朝中急需新人维稳。嘉庆却在众大臣名单上勾了半晌，才选刘墉暂摄阁务。随侍笔录记载，皇帝皱眉自语：“彼虽无大过，亦无寸长。”这句话并非气话，而是对刘墉几十年“无为而治”的最好概括。对国家来说，缺位的担责比直接贪墨更为致命。

试想一下，一位手握印玺的大学士，如果敢于担当，哪怕改革未必成功，也能留下可供继承的制度；而若只求自保，不肯触碰沉疴，上下官僚便有了天然借口，时间一长，全盘僵死。刘墉恰是后者。朝野讽之曰：“刘罗锅，锅底黑三寸。”许多百姓听信评书，以为那是“行走民间替天行道”的记号，历史卷宗却写明，那是懒政留下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