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0日，汉口发来一份急电，说鄂中联防区出现不明动向。李先念放下手中茶碗，眉头轻蹙，旋即吩咐值班参谋：“把郭仁泰请到应城来。”语气不重，却透出紧迫。因为大家都清楚，郭仁泰与这片土地上的草根武装，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
要弄清这条线索，还得从1900年说起。那一年，郭仁泰出生在应城盐矿区，家里清贫，十三岁就挑着盐袋在矿道里奔走。粗粝的生活练就他一副好身板，也磨出了泼辣性子。盐丁们选头，最看重“义气”二字，他恰好擅长结交，又能说会道，于是二十来岁就被推举为汉留会的把头。
汉留会并非纯粹黑帮。矿工、船户、挑夫，十有八九混在里面，要糊口，也要自保。1938年10月，日军沿长江而上，应城失守在即。陶铸受命主持“汤池训练班”，需要一口气抓住上千散兵游勇，而郭仁泰正是那把钥匙。陶铸提出三个条件：抗日、护民、组班。郭仁泰拍拍胸脯答应下来，场面一片热血。可还没三天，就被国民党县政府抓了。
陶铸转身找来盐矿老板、商会会长联名出面，硬是把郭仁泰捞了出来。郭仁泰一向认“救命之恩”，当晚在矿棚里点了两盏马灯，低声说，“这账记下了。”兄弟们记得更牢，从此对共产党多了几分敬畏。
之后战局急转。应城陷落，日伪力量膨胀。郭仁泰在党小组协助下，拉起抗日游击大队，最初不过二三十条破枪，硬生生发展到近千人。可是弹药短缺，日伪诱降接踵而来。1939年春，伪鄂西保安司令杨青山送来一顶“副司令”乌纱帽。郭仁泰犹豫，再犹豫，终究被利益裹挟，带枪投敌。这一折腾，兄弟们心里掀起了波浪。
同年6月，李先念率新四军挺进鄂中。眼前这一股伪军既碍事又可惜，打吗？能打，可是打散容易，收编难。李先念细算利弊：汉留会底子是苦力，拿枪纯属自保；郭仁泰归了日伪，却没蹂躏百姓；更关键，他讲义气。陶铸点头，两人定下方略：不打，拉。于是，一封又一封秘密电文递到郭营里，讲抗日大义，也揭杨青山贪腐。9月，陶铸亲赴汉口小码头，与郭对面。对话很短——“错了就改？”“改！”几乎没多余字眼。
1940年初，郭仁泰举旗反正，全团编入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队，他任团长。从那天起，这支部队连夜拆掉伪军旧牌子，换上新四军番号。半年间，小团连打三仗，伏击日伪运输队，炸掉樊城至应城的公路桥。一时之间，汉江以北的乡民奔走传诵：“盐丁出身的郭团长，真翻了身！”
然而旧人情、旧枷锁并未断根。杨青山被鄂西行署痛骂“累赘”，可还有点兵权。他对郭仁泰既敬且恨，明里示好，暗里下绊。1949年初夏，国民党正溃退，他竟妄想利用汉留会残余发动暴动，扳回一局。于是阴沉沉地找到郭家老宅：“弟兄这么多年，你我无话不谈，再帮最后一次，保你富贵。”郭仁泰沉默良久，只回了一句：“过不了黄河，那钱我花不成。”
几天后，郭仁泰抵达应城招待所。李先念亲自设宴，席间人不多，门窗紧闭。菜刚上齐，他放下酒盅：“司令员，我要报告，杨青山打算策动叛乱。”话音落地，空气凝固。李先念抬眼，只说：“详细讲。”不到十分钟，一份简易口供写就。深夜，军管会派出便衣，沿途截住杨青山，将其带往汉口押解。
杨青山落网，鄂中再无大波折。随后几月，李先念率鄂豫边部队南下，和第二野战军在江西会师。郭仁泰的四十三团则奉命留守，应城盐矿长廊里依旧灯火闪烁，可日伪、土匪的影子已经退散。有人问他：“如果再来一次，会不会走岔路？”他摆手：“当年脑子糊涂，亏兄弟们没散。”
转眼新中国成立，郭仁泰年已49岁，头发花白。档案里对他的评语是“屡有反复，终知所向”。字不多，却把起伏写尽。至于那场应城小宴，没有邦交辞令，也没有豪言壮语，却改变了几百条性命的命运。事情过去很久，再回望，依稀还能闻到盐矿风吹来的潮味，混着那个年代的火药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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