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鱼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每逢佳节盛典，几乎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出现它的身影。而且鱼类寓意着富足安康、兴旺顺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因此深受大众喜爱。国人捕捞、食用鱼类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开启，堪称源远流长，深深融入了华夏文明的脉络之中。
近几来，国内鱼类产量持续下滑，就连我国第一大河——长江，也传来了令人揪心的消息：流域内的鱼类资源已濒临枯竭，昔日碧波中的鱼群踪迹难寻。
长江干流以宜昌为界划分上游，全长4522公里，流域面积广袤、水系纵横交错，如此庞大的水域，为何会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些曾经畅游江中的鱼儿，究竟都去了哪里？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某一年，长江江豚的数量仅剩下1012只，长江生态保护的推进速度，远远跟不上江豚自然繁殖的速度，种群延续面临严峻挑战。食物匮乏是制约江豚生存的核心因素，作为长江生物链的顶端物种，它们的生存状态，最先折射出长江鱼类数量急剧锐减的残酷现实。
其实在过去，长江水域水质澄澈，生态系统稳定有序，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鱼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活动的不断干预，长江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四大家鱼”的数量逐年递减，如今的天然捕捞量已不足9.8万吨，仅占全国淡水水产品总量的0.18%，占比微乎其微。
要知道，上世纪某一年，长江的天然捕捞量就达到了近42.8万吨，对比之下，如今能端上餐桌的长江野生鱼，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早已不复往日生机。
不仅如此，鱼类不仅数量在减少，品种也在不断缩减，许多珍稀鱼类已然销声匿迹。以前，人们常常能看到江豚探出江面呼吸换气的身影，如今却难觅其踪；中华鲟、鲥鱼、鳤鱼和鯮鱼等珍稀物种，也已经多年没有被渔民捕获的记录，大概率已濒临灭绝。
长久以来，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被称作我国的“四大家鱼”，它们曾经是长江流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鱼类，而如今，它们的种群数量却在持续萎缩，日渐稀少。不仅是四大家鱼，长江流域所有野生鱼类的种群数量都在逐年下降，目前的总量已不足六十年代的9.5%，衰退趋势十分明显。
草鱼体型修长秀丽，通体呈青黄色，起源于第三纪后期的上新世，主要栖息在平原地区的江河湖泊之中，分布范围极为广泛，核心分布区域包括长江、黑龙江、珠江等主要水系。
青鱼体型粗壮敦实，身体呈青灰色，分布范围遍及全球，在俄罗斯、古巴、日本、中国等国家均有分布，其中长江以南地区分布较为集中，长江以北地区则较为罕见，数量稀少。
鲢鱼，民间常称之为白鲢，体型呈纺锤状，身体主体为青灰色，在我国各地的淡水水域中均有分布。鲢鱼的饲养难度极低，生长速度快，患病概率小，产量居高不下，是我国淡水养殖产业中的重要品种。
鳙鱼则被民间亲切地称为胖头鱼，是我国特有的鱼类品种，经济价值极高。它的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对人类提升智商、增强记忆力以及延缓衰老，都有着十分显著的益处。
长江四大家鱼的锐减，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类的食材供应，更会破坏整个长江的生态平衡。长江生物链顶端的物种，会因为缺少食物而逐渐走向死亡，进而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
长江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的数量，是长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这些长江水生生物中的“天花板”，均以其他鱼类为食，长江鱼类数量的减少，直接威胁到它们的生存，若不及时干预，它们终将走向灭绝。
不被保护的基因库
曾经，长江鄱阳湖周边的渔民，对这片水域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渔民们偶尔能捕获到100多斤重的大鱼，而近些年，捕获到的最大鱼类也不过一二十斤；过去一次出海能捕捞四五百斤鱼，如今最多只能捕到四五斤，这样巨大的落差，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已形成。
过度捕捞与环境恶化，与长江渔业的衰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没有人类干预的自然状态下，长江江豚与饵料鱼之间会保持动态的平衡，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但近些年，受人类活动的严重干预，长江渔业的衰退趋势已无法逆转，形势愈发严峻。
不仅仅是江豚，长江流域其他珍稀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也在持续衰退。白鱀豚在多年前就已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中华鲟的数量也在逐年锐减，濒临消失；还有刀鱼，由于数量极度稀少，其市场价格曾被炒至8200多元一斤，成为“天价食材”的背后，是物种濒临灭绝的无奈。据不完全统计，长江目前有近82种鱼类属于受威胁物种，长江水生生物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生存形势岌岌可危。
鱼类的基因在人类的人工养殖过程中，也在不断退化。最早提出“禁渔十年”倡议的曹文宣院士，曾对此作出解释：“在人工养殖鱼类的过程中，必须定期投放野生鱼卵进行饲养繁殖，若我们不重视野生鱼类基因库的保护，未来终将面临无鱼可吃的困境。”
一旦野生四大家鱼彻底灭绝，人工养殖鱼类的基因会持续退化，最终，为了满足产量需求，人们可能会培育出“速成鱼”。这些速成鱼可能会出现肢体畸形、发育不全等问题，最终失去食用价值，彻底影响人类的食材供应。
据当地农业农村部监督管理办公室反馈，如今四大家鱼的资源产量已大不如前，鱼苗种苗的数量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下降了91%，产卵量也从1230亿尾降至不足9.8亿尾，衰退幅度令人震惊。
告急原因
正如前文所述，过度捕捞与环境恶化，是长江鱼类资源告急的两大核心原因，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因素共同加剧了这一危机。
首先是过度捕捞。目前来看，过度捕捞的现象不仅存在于长江干流，我国大部分长江支流及其他淡水水域，都存在过度捕捞的问题，导致许多水域的鱼类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出现“无鱼可捕”的尴尬局面。
据长江沿岸的老渔民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江流域的渔民开始普遍使用电网和“迷魂阵”等极端捕鱼方式。当时的渔船上，几乎都配备了电网设备，而且在与长江相连的静水沟壑、湖泊等区域，到处都布满了渔民设置的“迷魂阵”，对鱼类资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电网捕鱼属于“灭绝性”捕鱼方式，无论大鱼、小鱼，还是其他水生生物，只要处于电网覆盖范围内，都会被一网打尽，其中鱼苗和幼鱼的死亡率最高，直接切断了鱼类的繁衍之路。
而“迷魂阵”捕鱼，其破坏力不亚于电网，同样属于灭绝性捕鱼方法。“迷魂阵”的网眼极小，即便体型微小的鱼苗、幼鱼和虾米钻进去，也无法逃脱。当时渔民捕获的，几乎都是10厘米左右的小鱼苗，长期如此，鱼类根本没有机会长大繁殖，种群数量自然逐年递减。
其次是大坝的建设。长江流域已建成的水坝超过5.1万座，水坝的修建不仅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水温环境，还严重影响了鱼类的洄游和产卵，成为制约鱼类繁衍的重要因素。
四大家鱼在产卵、繁殖期间，都会进行长距离洄游，而且对水流速度、水温环境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需要特定的流速和水温刺激，才能顺利排卵。虽然大部分大坝都预留了鱼类洄游通道，但依然改变了长江原有的水情，给鱼类洄游带来了巨大阻碍，进而导致鱼类产卵数量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了种群的自然繁衍。
再则是长江废水的排放。据统计，某一年长江流域的废水排放总量超过302亿吨，这一水量相当于黄河水位最低、水量最少年份的总水量。这些未经妥善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严重破坏了长江的水生生态环境，导致水体污染指数大幅提升，水生生物的抵抗力下降，患病概率增加，常常出现种群大面积死亡的现象。
此外，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冰川加速消融，海平面不断上升，各类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也进一步增加了水生生物的生存难度。鱼类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繁衍难度大幅提升，繁殖速度也随之下降，多种因素叠加，让长江鱼类资源的处境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多方呼吁，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全力恢复四大家鱼及其他长江鱼类的种群数量，守护长江生态安全。
“十年禁渔”
农业农村部正式宣布：自某一年1月1日起，实行长达十年的长江禁渔计划，在禁渔期间，长江干流及其所有支流水域，全面禁止一切捕捞活动，为鱼类资源的恢复创造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事实上，在十年禁渔政策实施之前，我国也曾实行过为期三个月的季节性禁渔，但四大家鱼的繁殖和生长周期长达四年，短暂的三个月禁渔期，根本无法满足鱼类繁衍壮大的需求。因此，本次将禁渔期调整为十年，只有这样，才能让四大家鱼完成一代至二代的繁殖，亲鱼体型更大、产卵数量更多，从而实现种群数量的稳步恢复。
过去的三个月禁渔期，鱼类的生长速度远远跟不上渔民的捕捞速度，种群数量无法得到有效恢复，反而持续下滑。如今改为十年禁渔，彻底切断了过度捕捞对鱼类的伤害，鱼类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繁衍后代，种群衰退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前文提到，四大家鱼每年五六月份都会洄游产卵，且对水温和水流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刺激它们顺利产卵，科研人员和相关部门通过制造“人造洪峰”，模拟长江自然洪峰的水流和水温条件，满足鱼类产卵、繁殖的需求，大幅提升了四大家鱼的繁殖效率，加快了种群恢复的速度。
据悉，在某几年间，三峡水库共开展了13次“人造洪峰”作业，期间宜昌段四大家鱼的繁殖量超过31亿尾，为鱼类种群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人造洪峰的助力，人们还投放了三角柱体的新型人工鱼礁。这些人工鱼礁能够为刚孵化出来、尚未具备捕食能力的小鱼苗，提供安全的栖息和庇护环境，有效躲避天敌的伤害，大大提高了鱼苗的存活率，进一步推动了鱼类种群的恢复。
当然，要恢复长江鱼类种群数量，除了实行禁渔期保护，人工投放鱼苗也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某一年，长江流域共投放鱼苗约75万尾；次年，向嘉陵江流域投放鱼苗102万尾；在每年的“放鱼日”当天，仅长江干流就放流鱼苗1620多万尾，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补充鱼类种群数量，加速生态恢复。
“四大家鱼”基因库得以缓解
“十年禁渔”的倡议最早在某一年提出，后来转变为中央下达的重要政策，其推进决心和实施力度前所未有。长江流域人口密度极高，各类产业活动频繁，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产业布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也给禁渔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巨大挑战。
据悉，长江禁捕工作涉及超过10.2万条渔船和近30.5万渔民，对于常年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而言，渔业资源的恢复，对他们有着极大的诱惑，给禁渔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部分渔民受利益驱使，常常在半夜驾船偷捕，而且行动迅速，即便被执法人员发现，也会开足马力逃跑，给执法工作增加了诸多阻碍。
某一年7月，马鞍山地区顺利完成了渔民退捕工作，实现了长江重要水域全面禁捕的目标。如今，人们常常能看到江豚探出水面呼吸的身影，江豚数量的增多，直观地证明了禁渔政策已初见成效，长江生态正在逐步恢复。
自“十年禁渔”政策实施以来，长江江苏段共发现鱼类83种，相较于禁渔前增加了12种；在28个监测点中，有9个监测点监测到了江豚，检出率达到32.1%，较禁渔前增加了1.1倍；江豚的活动范围也从原来的长江南京段、泰州段，扩大到了镇江段和扬州段。此外，还发现了有着“水中大熊猫”美誉的达氏鳇，这一珍稀物种的出现，进一步印证了长江生态恢复的良好态势。
虽然十年禁渔已取得初步成效，但长江生态系统的恢复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长江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依然偏低，生态平衡的恢复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我们需要做的，是始终坚守禁渔政策，给长江水生动物留出更多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耐心等待长江生态重回往日生机。
结语
长江水域的生态系统庞大而复杂，水生生物种类繁多，它们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守护长江鱼类，保护这一珍贵的水生基因库，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无论是任何物种的灭绝，还是基因的消失，都会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保护世界濒危生物，守护生态平衡，我们一直在路上。“十年禁渔”虽然只是守护长江生态的一个开始，但绝对不会是结束，它承载着人类对长江生态恢复的期盼，也彰显着我们守护自然的决心。
曾经的长江，“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碧波荡漾、鱼群欢跃，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年禁渔，看似是对鱼类资源的保护，其背后更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与警醒，是对未来发展的深谋远虑。但愿这份坚守能守护好长江的“基因库”，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看到长江鸢飞鱼跃、江豚欢腾的美好场景，让这条母亲河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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