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时年38岁的他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之后，他率领全村58名劳动力，以坚韧不拔之毅力，一镐一镐地开垦山坡，将高低错落的坡地改造为整齐的梯田。历经四年的不懈努力，成功建成300亩梯田，使得粮食产量实现了六倍的显著增长。
1963年夏季，太行山区遭遇特大洪水灾害，凶猛的山洪冲毁了大寨村七成的梯田以及众多房屋。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省里计划拨款拨粮以助力大寨村进行灾后重建。然而，陈永贵秉持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婉拒了国家的援助，表示大寨村要依靠自身力量完成重建。
在他的带领下，大寨村村民齐心协力，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了房屋修缮工作。不仅如此，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0万斤，还向国家上交了12万斤粮食，这一产量较灾前更为可观。
此事经传播后，新华社对此进行了专题通讯报道。陈永贵也凭借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大寨村的辉煌成就，从一名普通的山村支部书记一跃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知名人物。
1964年，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农业学大寨”运动。陈永贵受邀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介绍经验，他操着带有昔阳特色的口音，详细讲述了大寨村治山治水的有效办法。
之后他的职务一步步升，1967年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昔阳县委书记，1969年当选中央委员，1973年进入中央政治局。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同时还兼着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晋中地委书记、昔阳县委书记、大寨大队支部委员，一共五个职务。
当副总理那几年，陈永贵提出按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劳动的安排。他没领国家工资，吃大寨的粮票，挣大寨的工分，只靠中央和省里给的一点补贴过日子。开会时茶水费自己付，家里来客人也不让公家报销。
他一直保持农民习惯，蹲着端粗瓷碗喝小米糊糊，去市场买菜碰到优惠也坚持付钱。回大寨劳动时，他照样拿镐头下地，基层调研时走村看田，亲手摸土壤，问产量细节。这些做法让他在中央和基层之间来回跑，实打实干农业的事。
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这一年他66岁。从高位退下来后，他住进北京木樨地的一套公寓。秘书还是按老习惯每天给他念文件和材料，让他了解外面情况。
他识字不多，长期靠秘书帮忙读东西。退休后他继续关心国家农业发展，有一次秘书念到涉及大寨过去做法的内容时，他情绪激动，对秘书发脾气。
事后他身体不舒服，气色越来越差。消息传到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和陈永贵共事多年，知道他身体底子已经不行，就专门交代秘书，以后这类文件不要再送给陈永贵看。这个安排主要是为了让他身体好一些，避免再因为这些事影响健康。
退下来后，陈永贵觉得日子空闲，就给中央写信，说不想继续享受副总理待遇，希望安排一份农业相关的工作。1983年，组织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每周他去农场一次，司机还是以前的汤占兴，车换成伏尔加。
他抵达农场之后，年长的职工尊称他为陈大哥，年轻的则亲切地唤他永贵大叔。他主动与大家交流田间农事，仔细查看庄稼的生长态势，针对种植与灌溉事宜提出专业建议。他积极参与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按时缴纳党费，始终以一名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农场职工们深感他为人随和可亲。有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人请他帮忙处理一些琐碎小事，他都一一记在心上，下次再来时总会带上相关物品。
这样每周前往一次农场的安排，使他重新与土地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让他的生活有了坚实的依托与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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