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只知道巴金是咱们国家公认的文坛泰斗,却少有人清楚他和胡乔木几十年的交往里,有过互相搭手的情分,也有过寸步不让的公开交锋,甚至还出过诺奖推荐的分歧。今天咱们聊的这段都是实打实的史实,没有瞎编的野史瓜,看完你肯定会有不少感慨。
1952年10月巴金从朝鲜前线回来没多久,就收到了中南海的邀请。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早就认可巴金办出版的本事,还特意在信里说,巴金办过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对中国文学事业有忘不了的贡献。胡乔木约巴金见面,除了聊新出版社的发展,还主动示意,希望巴金能争取入党。巴金也没端着,去了之后和胡乔木聊了很久。
后来两人位置都有了变动,见面往来也就多了起来。1980年胡乔木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巴金则在茅盾去世后,接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那年九月巴金去北京开会,抽空找了胡乔木,说的不是自己的私事,是俄国文学翻译家汝龙的房子被占了,连翻译工作都没法继续做了。胡乔木当时没当场给肯定答复,只说自己会过问这件事。
巴金一直记着汝龙的事,1981年又特意给胡乔木写信,希望这事能早日解决。当年12月胡乔木就给巴金回了信,说汝龙的房子问题,北京已经拿出了解决方案,还征得了汝龙本人的同意。到1982年秋天,在胡乔木的帮忙下,汝龙顺利搬进了北京西便门的两套两居室单元房,这事总算落了地。
帮人归帮人,俩人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那是谁都不肯让步。1981年12月胡乔木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当面谈了自己“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的观点。胡乔木听完当场就不满意,直接对着巴金反驳,大聊有为与有不为、治与不治的看法,俩人当场就杠上了,现场火药味特别浓。
散会后胡乔木还给巴金写信,连着批评带劝说,希望巴金能放弃“无为而治”的主张。巴金直接回了信,说咱们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就好。哪怕胡乔木当时是中央领导,巴金半分后退的意思都没有,该坚持的原则一点不松。
1985年巴金接受记者采访,还公开把自己的想法说得明明白白。他说一个好的领导,可以引导启发作家,但绝对不能指令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领导工作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也根本代替不了。看似说的是“无为”,其实是对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懂得调动作家自身的积极性,这话巴金说的一点不藏着。
两人的分歧到1982年,就闹出了那件让在场所有人都吃惊的事。胡乔木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等人聊天,提到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来征求中国作协的推荐意见,可以报艾青和沈从文,不要推荐巴金。这话一说出来,当场的人都愣住了。冯牧后来回忆,大家都是打心底敬重爱护巴老,胡乔木说这话,真的很难接受。
后来还有一次,全国政协要选一位文艺界人士当副主席,巴金被提名,又遭到了胡乔木的反对。最后还是上海的领导站出来给巴金说了公道话,巴金才顺利选上。这之后巴金长期生病,两人接触越来越少,彼此的态度也都慢慢平和了下来。
谁也没想到,晚年胡乔木对巴金,还有特别让人感慨的反转。1985年话剧《家》去日本演出,胡乔木特意写信给巴金祝贺演出成功。信里写的特别诚恳,说自己是真心替他高兴,不是客套礼貌,不用巴金费心回信。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胡乔木去世前的绝笔,居然和巴金有关。1992年9月27日,病危的胡乔木出现幻听,他以为从广播里听到,9月25日是巴金八十八岁的生日。他费劲让身边人拿来纸笔,歪歪扭扭写下“连日卧病,不可到沪,亲临致贺”,字都挤在一起重叠了,很难辨认。
他又让女儿胡木英按照自己的口述笔录,说这是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寿辰。其实巴金的生日是11月25日,胡木英抄完信,刚打算和父亲再商量确认,胡乔木已经不省人事了。转天胡乔木就去世了,这封没来得及发出去的贺信,成了他的绝笔。
胡乔木和巴金这段几十年的交往,放在现在看真的挺耐人寻味。两人没有什么私人恩怨,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坚持自己认为对的原则。他们有互相尊重帮助,也有立场不同的交锋,就是那个特殊年代中国文艺生态的一个缩影,真实又鲜活。
参考资料:人民网 胡乔木与巴金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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