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的一个傍晚，成都凤凰山机场的跑道灯刚刚亮起。顾玉平正带队进行实弹课目，副司令员韦杰骑着吉普驶到场边，隔着风沙高声招呼：“小顾，马上收队，周总理在昆明点你名，立刻出发！”一句话，把这位老红军的思绪拉回二十多年前的雪山草地。
顾玉平愣住了。他此刻是成都军区航空兵某团的副政委，作训日程排得满满当当，谁也没料到总理会在归国途中突然想见自己。来不及多问，他换下演习背心，抓起呢子军大衣，坐上了去机场的吉普。夜风刮过耳边，他暗自琢磨：这么多年没通信，总理为何此时召见？
飞机落地昆明，灯火映得机舱明亮。远处的舷梯下，周恩来身着灰色中山装，神情略显倦色，却依旧精神矍铄。见顾玉平疾步而来，总理先是一笑，“小顾，你可来了”，随即伸手相握。顾玉平立正敬礼，心里一热，却被总理轻轻按住肩膀：“别那么多规矩，咱们是老同志。”短短半小时，谈的是家常、是工作，也是那段谁都难忘的岁月。分别时，邓颖超递过一个信封，“孩子多，要用钱的地方不少，别推辞。”
昏黄灯光里，顾玉平的记忆如潮水涌起。1933年，他在瑞金入伍，比起十七八岁的新兵，二十出头的他已算“老大哥”。可武器攥在手里，却始终轮不到上前线，常被同乡取笑。直到出发长征前夕，他被调到时任总政委的周恩来身边当警卫，这才如愿拿起三八大盖，心里着实欢喜。
行军的苦，比枪林弹雨更磨人。翻越夹金山，夜行至“老虎洞”，顾玉平困得眼皮直打架，没顾上盯紧坐骑，结果马失前蹄，周恩来摔进荆棘，好在被灌木拦住才没坠下崖。回到营地，顾玉平自责得直抹眼泪。周恩来却半开玩笑：“摔一跤也好，提神。”毛泽东闻讯送来担架，周恩来执意不躺，直到脚踝肿得无法行走才勉强就范。那一夜，顾玉平跪在篝火边，发誓再不让首长有丝毫闪失。
长征进行到湘桂交界，突然接到调令。康克清笑吟吟地对他说：“小顾，邓大姐身体不好，你去照顾她，敢不敢接？”顾玉平脸一红，还是啪地敬了个礼。自此，他跟着邓颖超行进。挑担、抬担架、劈柴、煮饭，全包。邓大姐偏爱面食，见到他从老乡那里换回一撮玉米面，高兴得像孩子，连夜和面摊饼，分给大家。
恶劣的山路加上连日饥饿，顾玉平患了严重肠胃炎，不时掉队。邓颖超把仅有的仁丹、酊剂塞给他，还托医生打针，硬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最难的一次是在夹金山口，顾玉平因高山反应倒在雪地里。邓颖超脱下围巾裹住他的脖子，低声叮嘱：“撑住，到了前面再说。”这些细节，他终生难忘。
1936年底，队伍在保安休整。警卫班所剩无几，周恩来舍不得再放人，可顾玉平眼巴巴望着前线，一连几天围着邓颖超磨嘴皮子。周恩来拗不过，批准了他的请战。临别那晚，邓颖超拉着他的手：“等革命成功，我们还会见面的。”顾玉平背着步枪，一路转战陕北、中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经多次生死，终于活到了胜利的那天。
1950年代，他调入成都，先后在川西军区、成都军区任职。与周总理、邓大姐的联系却因战事、整编和保密规定中断。直到1960年4月，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地方代表的他再次踏进人民大会堂。邓颖超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扶着桌角站起，声音有些发颤：“你还活着？”两人握手良久，泪湿眼眶。会后，邓大姐带他上长安街看夜灯，车窗外霓虹闪动，她轻声说：“二十多年，真不容易。要好好活着。”那天，她把随身用的钢笔和腕表塞进他衣袋：“留个纪念吧。”
正因那次相聚，周恩来此后凡途经西南，常问一句“顾玉平可好”。1962年的深夜召见，只是总理念人旧情的自然流露。顾玉平返蓉后，按照嘱托，把一家八口合影寄往中南海，却忘了在背面写名字。没多久，邓颖超派秘书来信：“孩子叫什么？一并告诉，省得我叫错。”细腻如昔。
1969年，他奉命进京参加接见大会。会议因故推迟，他干脆拎着土特产去看望邓大姐，再次与周总理短暂寒暄。电话铃声匆匆划断谈话，二人挥手告别。谁料这竟成永诀。1976年1月，噩耗传来，顾玉平在江西老家怅然久立，未能赶赴吊唁，遗憾终生。
离休后，他把对革命领袖的感激化作笔下与讲坛上的火焰。赣南、沪上、闽西，一次次报告会，一群群孩子。1200多场演讲，二十余万听众，反复讲述长征路上的干粮袋、草鞋、马灯——讲述一位普通警卫员在风雪间学到的忠诚与担当。1996年，长征胜利60周年，他接待“重走长征路”团队数十批，屋里屋外挤满人，他却说：“只要有人愿意听，我的嗓子不累。”
文章《邓大姐扶我过雪山》刊出时，他已八十多岁。老花镜挡不住澎湃的记忆，那些碎雪、那声“撑住”一古脑倾泻在纸面。他还把自己珍藏的担架木杆、破棉衣借给博物馆，配合展览，让更多青年看见前辈的脚印。
2005年3月12日，瑞金春雨微凉。顾玉平静静离世，享年94岁。遗物里，仍装着那只三十年前邓颖超送的手表，表盖磨花，秒针却稳稳跳动，仿佛在提醒后来人：路还长，脚步不能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