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末，太行山麓的夜风已带凉意，决死第七、八、九总队悄悄集合在沁河畔。阎锡山刚刚批准三支决死队合编为决死第三纵队，名义上壮大抗日力量，实则各打算盘。纵队长陈光斗、参谋长颜天民都是脱党分子，政委戎子和、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则坚持进步立场，自此一明一暗的力量角力便拉开帷幕。
不到半年，阎锡山忍不住动手。1938年5月，陈光斗被调回秋林“高升”，颜天民接任纵队长，晋绥军系统大批顽固派挤进指挥层。太原失守后，三纵队辗转南下，于晋东南建立以临汾、长治为核心的第五行政区，王子玉任副司令员。此时全纵队辖七、八、九总队和后续编入的保安九、十团、游击十、十一团及第32团，总兵力逼近九千人，声势一时无两。
有意思的是，表面上的庞大，却掩盖不了内部缝隙。1939年4月秋林会议，阎锡山为削权，干脆撤销纵队机关，改编为独立第三旅和第197旅。番号换了，部队仍沿用旧称。戎子和、董天知见招拆招，把力量布向各团，中坚看似稳固，可混入的两面派已在暗处磨刀。
决死七总队的故事最具戏剧性。该部源自1937年5月的国民兵教导第十团，招的多是晋中、晋南的青年教师。张济接任总队长后，一口一个“跟阎不跟蒋”，连董天知也说“这人可靠”。正因这层假面，吊起了许多人的戒心，也埋下日后叛乱的引线。
决死八总队组建时间同样是1937年末，由教导团抽调干部加上新招募的农家子弟拼起三大队。旧军官白英杰在秦岗一战表现凶猛，竟被后方摄制组拍进纪录片《华北地方是我们的》。片子公映，人人叫好，却没想到他日后调任他职，留下的孙瑞琨才是埋雷的人。
决死九总队则更复杂。团长赵世铃1938年春尚能与政工同步，朱德到队里讲话时还拍肩夸奖。可这一年冬天，他赴秋林受训回来，被阎锡山封为197旅旅长，态度立刻硬化。政治处换了几茬，地下党始终扎不下深根。郝廷珖空降政治处主任，刚想重建组织，就被赵世铃使绊子。冲突多次升级，拔枪对峙的场面在山谷里回荡，让基层战士心里直打鼓。
与此同时，游击十团、十一团以及保安九、十团在各县招兵、收编游击队，实力虽不如三个主力总队，却是决死三纵队与民众联系最紧的纽带。尤其雷震率领的游击十团，成份复杂却军纪严明，对阎系暗流始终保持警惕。
1939年冬，晋东南的天空突然压得更低。孙楚奉阎锡山之命潜入第三行署，背靠蒋介石五个嫡系军，公开策反旧军官。12月23日，孙瑞琨在沁水苗沟借“军人大会”拘押40余名政工干部，打响叛乱第一枪。两天后，独三旅旅部被李翔初连夜骗走，成建制倒戈。26日，张济故伎重演，骗至翼城的干部24人悉数被捕。27日，赵世铃在临汾召开“宣布令”，扬言：“跟着阎长官，才有前途。”大摇大摆叛出。短短五天，三纵队折了三个主力团。
也就在此刻，一句对话在夜色里传开——
“雷团长，走不走？”
“走！全团拔营，今夜不走，天亮就成俘虏。”
雷震把游击十团拉出了重围，穿山越岭与决死一纵队会合，硬是保全了完整建制。
纵队政治部和第五行政区机关在刘修堂、卢育桐的掩护下转移，但牛善斋却带着一营叛去。第32团主力赶到沁水寻找上级，只见空营冷灶，后经八路军344旅引导才归队。高平南部杨村一仗，他们与344旅联手，全歼独八旅13团，算是给晋西事变扳回一点颜面。
惨烈整肃随之而来。1940年初，三纵队余部集中：保安九、十团残部并为第七团，余能胜任团长；游击十一团并入第32团，称第八团；游击十团补入平顺独立营，称第九团。此时戎子和仍领纵队，董天知在百团大战牺牲后，政委一职由傅雨田、王一伦相继接棒。刘昌毅、郭本银、鲁瑞林等红四方面军干部陆续调入，让这支伤痕累累的部队重新焕火。
1942年，敌人大“扫荡”步步紧逼，三纵队只剩1700余人，副司令员郭国言战死。到1943年夏，全纵队最低谷时仅1270余人。试想一下，一个团级单位的兵力，要顶过去年的全纵队任务，压力可想而知。所幸太行山区的乡亲端来热水、缝补军衣，一条条补给小道让三纵队撑了下来。
战局转折在1944年。华北敌后力量回升，第七、第九团逐渐补满。抗战胜利前夕，两团扩编到三个营十一连。黄定基、程英林分任两团团长，张向善、郑其贵担任政委。兵员恢复，士气也随之抬头。
1945年12月，决死三纵队与汾东游击支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3旅，新番号“临汾旅”从此响起。这支队伍此后转战中原、渡江入川，最终成为人民解放军第60军179师。临汾旅的光环背后，是七年硝烟、三度整编、四度换帅的苦熬。了解这些细节，再看后来那面“攻坚劲旅”锦旗，就不会觉得它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段踩着血与汗砥砺前行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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