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在英国：从牛津教授到Alpha世代中学生的经验|中学生|伦敦|古典学|牛津大学|翻译|英国

近年来，英国关于古典学的讨论往往围绕着危机展开。在大学经费收缩、学科边界模糊，以及社会对“有用性”的反复追问中，“古典学”也频频被置于大众的审视之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却又不断被重新定义的领域，它在当下的大学和社会中的位置是什么？又是谁在延续和实践这一传统？

在准备撰写关于“古典学在英国”的文章时，我意识到，自己既无法，也不打算提供一种“自上而下”的鸟瞰式概览。作为一名刚在英国结束博士生涯的学生，面前的学术之路还生死未卜。我深知自己无法为读者展现Mary Beard或Tim Whitmarsh高屋建瓴的看法，也明白自己对这个领域的理解更多来自日常经验。

因此，这篇文章选择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来呈现英国古典学的面貌。本文采访了四位在英国从事古典学学习与工作的同行——他们分别是：一位在本科阶段进入古典学、随后转向印度古典传统的学生；一位从事跨文化研究、试图重构古典学边界的青年学者；一位在英国大学任教近二十年的教授；以及一位在中学系统中推广古典学的教师。他们也许并不代表前沿的“英国古典学”，但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个体，构成了这一学科在当下的实际面貌。他们在访谈中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状态：人们如何进入古典学、如何在其中停留或转向，又如何在现实条件下继续与之共处。

他们也是我在求学过程中认识的同学、同事与朋友，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他们的支持和热心回答是我最大的动力，在此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一、从语言课开始

QC：来自北京，在伦敦某大学古典学系读本科，后转向梵语和印度古典文学。

阿里斯托芬的《蛙》代表了QC同学对喜剧的兴趣，从希腊罗马到印度

几年前，QC从美国的一所中学来到伦敦攻读古典学学位。与许多英国本土学生不同，他在中学阶段从未接触过古希腊语或拉丁语。本科入学后，他需在第一年先学习其中一门语言，并在第二年开始学习另一门，经过三年本科，至少有一门语言已接受了完整的三年系统学习。“其实现在中学接触古典语言的机会很少，”他说，“英国本地学生也不多。真有这类机会的，一般都去卷牛剑的入学考试了。”相比之下，一些来自欧洲的学生往往已有多年语言基础，可以直接进入进阶课程。因此，语言能力出现明显的分层：在同一班级中，可能既有初学者，也有几乎可以直接阅读文本的学生。

为了加强语言基础，他选择上暑校强化语言能力。“三个星期学完一年的内容，”他回忆道，“上完以后都不知道自己学了些什么。”在新学期的文本课上，还会有更严峻的挑战。每周一次两小时的课程，需要学生自行消化大量内容。

“每次课结束后，得花一两天时间把上节课翻译的内容大概理解完，感觉一整个学期都是在回溯上一节课的内容。我们读吕西阿斯演说辞，但我感觉学了语法之后其实根本没法直接读文本。文本里遇到的东西好像又特别不一样。但到了第二学期读米南德的《古怪人》(Dyskolos)，我慢慢地就跟上了，哪怕一次翻译50行也可以。”他经历的“从跟不上到逐渐进入”的过程，正是古典语言训练过程中，最真实与常见的节奏。

但古典学对QC来说，并不只是一门语言。他喜欢逛旧书店，现在也经常在各地的二手书店搜罗一些与古典学有关的书。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那些曾被使用过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材。在书页之间，能看到前一代读者留下的痕迹：抄写的单词、随手的涂鸦，甚至是战争年代的回响——有一本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上面画满了正在投掷炸弹的飞机。

“也许当时的希腊语课堂确实常常被空袭警报打断。有些小孩的涂鸦画得特别好，你快速翻页的时候，那些画上的动作会连贯到一起，动起来，甚至可以看到飞机转弯。我觉得这些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过去的学生其实和现在也没什么不一样，课堂上的走神和创造力都是相通的。”

受访人收藏的课本涂鸦

在伦敦这个文化与政治中心生活久了，他开始意识到古典传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学之前不这么觉得，但是古典学就像传销组织一样，进去了之后就发现“安利”无处不在。”城市中的新古典建筑、街头雕塑中各种古希腊罗马的神、火车站附近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都在不断提醒他，这些传统是英国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只存在于泛黄的书页和沉寂的展柜中。

这种对古典文化的追慕往往伴随着某种看似荒诞的浪漫。QC在采访过程中，分享了他所在的古典系楼下的“罗马浴场”的故事。这座17世纪建的澡堂，长期以来被附会成罗马遗迹。这种附会本身便是古典传统在伦敦的一个注脚。古典系的Michael Trapp教授借此发起了一个项目，专门将错就错地展出这个“罗马浴场”。他还与先锋艺术家合作，在这个空间中增加了一些音乐装置，以增强参观者的沉浸感。很多古典学家并非坚守故纸堆的老学究，类似Classics Now的项目，也与当代艺术家保持密切合作，包括为学校大楼上的古典雕塑穿上现代的衣服。这种“制造伪遗迹”的行为和反叛的姿态，让QC觉得，学校和英国社会眼中的希腊罗马传统不仅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流动的、充满幽默感的生命力。

本科毕业后，QC转向了梵语与印度古典文学。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次“转行”。“从方法上来说，我觉得两门学科区别不大，主要是换了一门语言、一些文本，并不是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很多早期的东方学家同时也是古典学家。我一开始就挺想搞印度的，也觉得有了古典学的经历之后再看古典以外的世界还挺有意思的，不管是近东还是印度。”

这种“跨文化”的转向，也来自他对学科边界的警惕。“如果只研究一小块领域，会变得很狭隘。”他回忆起本科一门古代史课程中，老师试图加入中国和印度的内容，却因缺乏背景而显得不够扎实。“我们的课上没几个亚洲学生，所以听不出来。但我坐在那里，就觉得很不对劲。增加这些多元内容是好的，但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多做了解。”这样的尝试让他意识到，跨文化研究不仅是扩展视野，也意味着责任。

二、跨文化古典学：从象牙塔尖寻找“丝绸之路”

Cynthia Liu现任牛津大学古典系讲师，研究兴趣集中在古希腊罗马诗歌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对话。目前，她是美国罗马学院的奖学金访问学者，在驻院期间的研究课题从耶稣会传教士的文献探讨希腊罗马与中国诗歌的互动和经典化模式。2023年，她创立了“雅努斯计划”（Janus Project），致力于在不同文化和传统中审视古希腊和拉丁语言与文本，尤其关注西方经典在东亚世界的接受与传播。她以研讨会、读书会和学术会议的形式集结了许多在全球视野下关注古典学的师生。

Cynthia Liu

Cynthia目前的研究源自一次偶然的电话聊天。那天，她正和母亲通话，不知怎么聊到了《诗经》。挂电话后，她随手点开维基百科页面，在最底部看到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竟然包括拉丁文。这让她非常惊讶，于是开始探究到底是谁把中文翻译成了拉丁文，目的又是什么。由此，她逐渐找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研究问题——希腊—罗马古代世界与东亚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与关联。这一看似“边缘”的问题，很快发展成一个更大的研究方向。几乎在同一时间，她的同事CharisJo也在思考中国与朝鲜新儒学的问题。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将各自的兴趣汇聚成一个项目。2023年，她们决定申请经费，建立一个跨文化研究网络——Janus Project。项目由Cynthia担任首席研究员，Charis为共同研究员，并最终获得牛津大学资助。

与传统古典学研究相比，这样的项目在学科内部并不算主流。Cynthia也坦言，来自古典学领域本身的支持“并不算多”，但支持者往往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相比之下，更多的回应来自其他学科：历史学、宗教学、早期现代研究以及现代语言研究等。

在她看来，这或许正是跨学科项目的基础——它们往往需要在不同院系之间，甚至跨越机构与国界，重新搭建合作的结构。这种结构也塑造了一种新的学术经验。她至今记得Janus Project第一届会议的氛围：研究相似问题的人第一次线下相见，甚至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与旧友重逢。“那种感觉非常强烈，”她说，“你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立地在做这些问题。”对她而言，这种“共同体感”是项目中最有回报的部分。

Janus Project第一次年度学术会议的与会者合影

如果说Janus Project展现的是一种新的学术可能，那么Cynthia对英美古典学学科本身的观察，正揭示了这种新可能的潜力。Cynthia在美国与英国都接受过学术训练。在她看来，英国古典学整体上“更传统一些”，相较之下，对古典接受研究、比较路径以及“全球古典学”的关注仍然有限——尽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英国在新拉丁文学以及中世纪至早期现代古典传统研究方面，依然具有明显优势。但真正的困难，或许并不在学术机制，而在开展涉及不同经典传统与文明互动的研究项目时找到合适的方法。对于那些试图跨越不同文明与经典传统的研究者来说，最直接的挑战是如何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起同时有效的解释框架。Cynthia的学术训练完全来自希腊罗马古典学。这意味着在进入东亚文本与思想传统时，她面对的是一整套陌生的知识体系：“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被需要学习的海量新知识压倒。”但这种压力也带来了另一种体验——重新成为学生，以及由此产生的与其他学者的合作关系。她逐渐意识到，在跨文化研究中，“不懂”并不是缺陷，而是前提。因此，她给年轻学生的建议也显得异常直接：尽可能不要过早下论断，保持对学习与知识的饥渴，同时主动寻求合作。“在职业早期，不可能同时成为两个领域的专家，”她说，“所以你必须依赖别人——而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在她看来，正是这种建立在差异之上的合作，不仅使比较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成为可能，也使其变得更加扎实与犀利。

三、大学、市场，和“自己热爱的事”

Emmanuela Bakola是笔者的博士生导师。她已从教近20年，研究方向为古希腊文学，尤其关注喜剧残篇、埃斯库罗斯，以及古希腊的宇宙观和自然观。Emmanuela一向热情坦诚，读博期间，笔者曾得到她的很多中肯建议和鼓励，也很高兴能在这次访谈中，与她一起回顾和思考作为英国古典学从业者的工作经历。

Emmanuela Bakola

在华威大学任教的第十个年头，Emmanuela愈发觉得自己开始享受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工作：“如果你热爱你的工作，那感觉就像一直在度假——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当我问她，作为一名古典学者与大学教师，最让她满意的是什么时，她的回答也很简单：“世界上很少有工作，能让你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同时还能养活自己。”在她看来，学术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让人致富的行业。但回顾自己在UCL（伦敦大学学院）、King’s（伦敦国王学院）和华威近二十年的经历，她几乎没有参与过任何与自己兴趣完全无关的课程或项目。

除了研究本身，她也提到一种更日常的满足感：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她觉得自己被一群价值观相近的人所包围，“我们对政治、伦理、教育这些问题，看法大致相同”。她也没有回避学术界的另一面——“大家的自我意识都比较强”——但仍然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幸运的。真正的转变发生在近十年：“我现在更多把自己看作一名教育者，而不仅仅是研究者。”她逐渐在教学中建立起信心，也越来越意识到教学与研究之间并不是竞争关系。相反，在她任教的几所大学中，她都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带入课堂，“高质量的教学完全可以和高质量的研究并行”。

在与学生分享新知识的过程中，她感到一种“让自己保持年轻”的力量。“我现在快五十岁了，物质上不需要更多东西了，更重要的是一种个人的满足感——见证和参与别人的成长。”如果重新选择一次，她仍然会选择教书、选择现在的工作。

但这种满足感，与另一种现实始终并存。当话题转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时，她苦笑着承认：“就是很难平衡。”在学术界，工作的边界是模糊的。她描述自己的日常，是一种不断延续的状态：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工作时间很容易超过八小时。“昨天是星期天，我和六位中学老师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古典学教学。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我几乎没有见到孩子们。”

她知道这种状态“并不太正常”，但又很难完全改变。即便在所谓的休息日，她也会反复查看邮箱。“今天本来想休息，但我已经查了三次邮件，而且现在还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在‘平衡’这件事上我可能真的很失败吧。我的工作就意味着很多牺牲，但另一方面，这些‘牺牲’给我带来的都是很欣慰的感觉，比如跟你在采访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所以你看，这件事这算是工作还是不算呢？”

她也意识到，对年轻学者而言，这种张力可能更为严峻。如今学术界的不确定性更强，而在她更年轻、孩子尚小的阶段，这种压力同样存在——长时间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常常伴随着愧疚感。“当然，这不只是学术界的问题，”她说，“很多工作都是这样。”

在教学层面，她提到自己在华威的十年是进步最快的时期。她开设过三门课程：古希腊戏剧、古希腊神话，以及“古希腊文学与思想中的空间与地点”。其中，她认为后者最具原创性，是她最骄傲的一门课。这门课的开始与她当时正在构思的一本书有关，属于教研结合的典型经历。课程中包含了大量关于空间和环境的理论话题：宇宙与秩序（cosmos）、冥界（underworld）、图景建构（cartography）、回乡（homecoming）、边界性（liminality）等等。“当然，也包括有关风的问题——这个主题最后成了我最喜欢的博士生的论文题目！这些最后都在我的书里有所呈现，所以这门课对我个人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与其说这是一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课，不如说它更接近一种经验与概念之间的往返。她特别强调，学生最感兴趣的，往往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这些概念如何与现实经验发生联系。这种从“物质世界”出发的理解方式，使课程更具吸引力。学生们在课程中不仅写论文，也制作动画和视频。这门课的选课人数也在逐年增加，Emmanuela正在考虑为其设置更多的学分。“最重要的是，这门课高度回应了学生们对世界的想象和经验。这与古典学在20世纪以来所处的位置和人们对它的看法很有关系。这个世界并不是在19、20世纪由一些坐在书房里、很少出门的白男老头学者想象出来的。有时候，对这个世界的实际体验往往被一些抽象的学术传统忽视。我们很多人原本是生活在与自然和土地非常亲近的环境中的。唯物主义和物质性(materiality)是比较新的话题，但我觉得它很重要，也往往能确证我们很多人的个人观察和生命体验。比如说风——它不只是你在文本里的读到的东西——我现在往外看去，树枝在摇晃，马上要下雨，这就是风。这是我的个人体验，而这种经验对研究同样重要。”

谈到学科环境的变化，她表示，最明显的是近年来系里引入了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这种更新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也直接影响了学生与潜在申请者的感受。“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快乐、也能有所收获的地方。”但她很快提到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大学教育的市场化。“我们越来越被要求把学生当作顾客，为他们提供‘性价比’。”在她看来，这种逻辑与大学原本的价值体系是冲突的。她希望自己首先是学生的教师与导师，而不是服务提供者。但现实中，大量时间被行政事务占据——填写表格、准备文件，这些工作和真正的教学关系不大。她承认，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总体而言弊大于利。“大学越来越像一个私人企业，而大学不应该是私人企业”。

古典系老师制作的反大学市场化和经费削减的宣传牌

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她的态度相对平静。人工智能确实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某种程度上，它是最高效的知识传递工具”。但她认为，这反而让教师的角色更加清晰：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想象力和共情能力。“古典学从来不只是知识本身，”她说，“它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我们从彼此身上学到的远不止是知识。”

而当话题回到更广泛的人文学科危机时，她提到经费减少、申请压力增加、行政负担加重，都在压缩她与学生相处的时间。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一种更普遍的怀疑，人们在不断重新思考古典学的存在与现实需求的相关性。“很多家长会说，凭什么送孩子去读古典学而不是生物学呢？”但在她看来，学生应该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而家长应当支持这种选择。至少在英国，人文教育仍然被认为可以培养跨领域适用的能力。她也提到，古典学毕业生的去向并不局限于学术界，法律、商业、教育等领域都有古典学出身的人才。

古典系2026年的剧目：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和《复仇神》。一年一度的华威希腊戏剧节是最受本科生和周边中学生欢迎的活动之一

Emmanuela也特别强调本科阶段的重要性。“我们的本科生，有些入学的时候还不满18岁，几乎还是孩子，还在成长的过程中。英国的本科学制也比较短，在这个从中学生到社会人的关键转型期，他们能自由地学习，大量地阅读，从古典学里得到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锻炼想象能力、学会了解自己、对世界上的事有敏锐的判断。这些能力并不是所有专业都能如此有效地提供的。”

采访到最后，笔者问Emmanuela，在目前英国古典学现状之下，如果她有根魔杖能改变一件事，她会改变什么？“钱——在现在的学术气候之下，我们最担忧的就是各方面对人文学科的支持在越来越少，政府层面在削减经费，个人层面，大家对人文学术的信念也在减弱，更多的人在考虑性价比。所以如果能改变一件事，那就是更多的经费支持吧，最终的希望当然是提高人文学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

四、公立学校与alpha世代

如果前面三位受访人提供的是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对古典学的看法，本文最后为大家带来的则是中学古典学教师Lorna和她的学生们与古典学的故事。Lorna任教的切尼中学（Cheney School）是牛津郡的一所公立学校，常年开设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古典文明课程，其完备程度在英国政府资助的公立中学中比较少见。笔者与她在邻里聚会上偶然相识，并了解到她与笔者的导师Emmanuela是博士期间的同窗。古典学界是个很小的圈子，那在高等教育界之外继续耕耘古典学是怎样的体验，而古典世界对alpha世代的英国中学生又意味着什么？

中学古典学教师Lorna

Cheney School坐落在牛津市南公园尽头的高坡上，从那里可以俯瞰牛津大学各个古老学院的塔尖和它们所代表的学术高墙。我在一个傍晚走进这所中学的校园，参加由Lorna主办的关于古代克里特文明、线形文字和破译密码有关的文化节。学生志愿者把像我这样的社会人员带入会场，忙碌地穿梭于不同的展厅，延迟回家的孩子们带着自己的家长和弟弟妹妹，在各个摊位前玩游戏、尝试拓印、破解谜语。很多”摊主”都是来自牛津和伦敦的大学教师和研究者，对他们而言，设计游戏、让孩子和公众感受自己的研究，是工作的重要部分。

由Lorna运营的Iris Project在去年11月举办的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文化节海报

对Lorna而言，这种活泼的推广方式是她职业生涯的重心。在牛津大学本科毕业并在伦敦大学学院（UCL）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创立了公益组织“Iris计划”(Iris Project)。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在公立学校推广古典学教学，因为公校很少开设相关科目，而她希望更多孩子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让她曾经受益匪浅的知识。

与许多私立学校不同，在Cheney School，尽管古典学的课程相对完备，但是拉丁语并不是必修课，Lorna也认为学生应该有选择权。虽然不是必修，但古典学相关的科目在每年都能吸引不少对古代世界和古典语言抱有认真和好奇的学生。目前，GCSE (英国中学16岁阶段考试)阶段约有20人学习拉丁语、4人学习古希腊语。到了A-level (大学入学考试)阶段，除了少数选择语言课的学生，还有5人选修了涵盖文化与文学、不含语言成分的“古典文明”课。Cheney的A-level课程甚至也吸引了校外的学生，他们会在放学后从附近一些没有开设古典学的中学赶来，参加这里的补习。

Lorna对教书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源于她自身的中学经历。六七岁时，她被一本关于希腊神话的插图打动，至今还记得书中关于米诺陶、美杜莎等神话人物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11岁时，她开始学习拉丁语，并很快爱上了这门语言的语法、语序和词汇。在大约14岁、读九年级时，她开始学习古希腊语。青春期的Lorna被《埃涅阿斯纪》中狄多的“情伤”深深打动，也在与《伊利亚特》的相遇中找到了她至今最喜欢的诗歌。

除了教师身份，Lorna也是三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创作与教学对她而言是紧密相关的体验。受奥维德《变形记》影响，她的第一部小说《鸟人》The Birder虚构了一个人们会通过“变形”转化为其他生物的平行牛津。第二部小说《采花者》The Flower Gatherers则受到克里特文明的启发，采用双主角的线索，让古代克里特女孩与现代研究者的命运彼此交织。课堂上讲授的史前文明和青铜文化是她的灵感来源，而她也习惯在教学中融入创意写作元素，试图向学生展示古典学从考古到文学的多重趣味。在Lorna看来，古典学绝非孤立的知识，那些情节与主题在今天依然能与年轻人产生共鸣。能与他们在想法的交换中共同成长，是她眼中最美好的事。

就在笔者修改这篇文章终稿的前一个周末，Lorna最新的小说《树精》Hamadryad出版了。这是一个融合了科幻、古罗马宗教和反乌托邦叙事的长篇故事，设想了一个未来世界，人类与树木在其中建立了生命绑定的关系。Lorna将新书发布会的地址选在牛津北郊Wytham森林的小木屋里，客人的孩子们在旁边的活动区试着自己印年轮、给各种形状的木片设计花纹和颜色。窗外的树影和阳光参与着古典学者、中学老师和植物学家们的畅谈。

在笔者发给Cheney学生的问卷中，有一道题询问他们最想与哪位古代的历史或神话人物见面吃饭。这些孩子们五花八门的回答反映了他们心目中古典世界的样子，以及古典遗产的当代接受为他们造成的影响。有些人的愿望非常犀利，指向古典文学中留给人无数想象空间的问题。一位孩子写道：“我想见到遇见埃涅阿斯之前的狄多，问问她在迦太基的生活是怎样的。”

另一个孩子则回答道：“我想见到基尔克，因为她虽然身处孤独的小岛，却对自然世界和魔法了解得如此之多。她是不死的神，活了很多年，一定见证了许多世代和事件。她应该也能告诉我，神是如何经历时间的。只是希望她不要给我下药，或者把我变成什么别的动物。”近来以希腊神话为灵感的小说创作大为流行，也显然对中学生接触并爱上古典学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