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15日，太湖西岸的夜风又冷又硬。农历已是九月末，芦苇在湖边簌簌作响，月光把水面切成碎银。吴县东桥镇外，一座早被村民视作“凶地”的破庵矗立在枯松之间。庵门残破，门楣上还挂着几片半脱的瓦，当风吹过，会发出空洞的颤声。此处白日罕有人至，夜里更显荒凉，正适合秘密接头。
汤文伯谨慎地贴着乱石墙行走。34岁的他，一身灰布长衫，脚底胶鞋几乎不带声响。作为苏西区武工队东桥小组成员，他见过不少险局，仍难忽视此刻的紧张。今晚是本月第二次取情报，约定的时刻是23点整。周志敏，也就是队里那位心思缜密的队长，在黄昏时分拍了拍汤文伯肩膀，只留下一句低沉叮嘱：“陆阿夯从不误点，盯准动静。”
时间一点点滑过去，23点25分，仍无人出现。汤文伯靠在庵外的老松旁，借月光看表，汗意却从后背渗出。陆阿夯，那个把家里当堡垒、在村口修了暗格的汉子，自1938年入党以来从未失约。若说耽搁，唯一的可能是事发途中，可敌情报告的重要程度让人不敢掉以轻心。
忽然，后门方向传来“当——当当，当——当当”两轮敲击。节奏与密押完全吻合。汤文伯垂在身侧的右手无声掐了个暗号，稍作调整，绕到庵后。庵影浓黑，伸手不见五指，他走不出两步，前头“刺啦”一声火柴亮了。火焰只如豆大，却在夜色里格外鲜明。
火柴火光闪灭，紧接着出现淡淡的烟味。汤文伯鼻翼一动，心里冷不丁抽紧——陆阿夯向来忌烟。半月前，武工队分烟，他曾把两包“天禄”推回去，憨笑着说：“屋里那口子闻见味儿，得跟我翻脸。”偏偏此刻，来人却点燃了一支纸烟，还故意在门口晃动火星。若是老陆，这神情动作肯定不像他。汤文伯当即止步，把身子藏向石佛座后，心跳如擂。
短暂思索，他判断：要么老陆失手被擒，要么有人冒名钓鱼。就在这时，草丛里传来压低的交谈声——“刘班长，再等等，那小子肯定来。”另一人答：“不急，他跑不了，他娘子还在镇署。”寥寥数语，把答案揭得干净。敌军果真掳了陆阿夯，还想连锅端。
汤文伯不及多想，猫腰撤向西北的田畔。月光被乌云吞没，他干脆贴地疾行，偶尔踢起枯枝，脆响如炸。背后脚步声随即炸开，粗口夹杂手电光束追来。此地阡陌纵横，夜露未干，奔跑极易失足。汤文伯索性放慢，小心向左切进一片矮竹林。枝叶划脸生疼，可这点痛算不得什么，生死关头，谁还挑剔身上多几道血痕？
赶来的敌兵在田埂上来回搜索。只是竹林茂密，手电光一点不穿透。带队的刘班长沉不住气，恨声道：“八成钻里头了，进去得有人挨枪子！”另一人抱怨：“回去怎交差？”刘冷笑：“说没见人就是，陈少不也只认口供。”风送来对话，汤文伯暗道一声“好险”，握紧了袖里那支驳壳枪。如果追兵执意搜林，他准备冒死放冷枪，然后泅水横渡太湖。
十几分钟后，脚步声渐次远去，田埂又归于寂静。汤文伯没有立刻起身，而是俯卧原地整整一刻钟，确认敌人确已撤离，方才一骨碌站起。月色再度露面，他辨准星光闪处的西塔庵轮廓，深深望了一眼。陆阿夯九成凶多吉少，自己必须把这情报带回去，让队里立刻转移其他交通线，否则更多人要陷入危局。
回程需经一条两里长的水巷，岸边杨柳垂下如鬼影。汤文伯踩在湿滑石板上，每一步都轻到极致。途中他不免回想陆阿夯平日的谨慎——传递文件时镰刀插在稻草里，刀口朝下作为暗记；被问路就装傻应付；逢集市聚众，也必定绕道。这样的人，终究还是败在家属被抓的软肋上。人性脆处，敌人一捏就碎，不由得心酸。
快到拂晓，远处鸡鸣传来。汤文伯绕到山脚小屋，用特定敲门节奏示警。门缝里先伸出一只五指分开的手，确认身份无误才放行。屋内油灯昏黄，周志敏倚在桌旁，军装襟上插了支钢笔，神情比夜色还紧。“情况？”他只问了两个字。
汤文伯递过抢来的假接头信袋，沙哑地回道：“有埋伏，陆阿夯被胁迫。交通线暴露，必须马上转移。”周志敏翻看信袋，冷笑：“信里全是空白，看来敌人只想守株待兔。”片刻沉思，他抬头命令：“马上分散通知各组，老办法，三角线路，天亮前撤离。”
天边渐泛鱼肚白。武工队员们分头消失在薄雾里，仿佛从未出现过。荒庵依旧耸立于枯松间，只是落满瓦砾的月台上多了几枚被踩碎的烟头——敌人没等来猎物，只留下自以为聪明的痕迹。多年以后，档案里写道：那一夜，因判断及时，苏西区地下交通网保全，百余名党员和家属转移无虞。至于汤文伯，他始终记得那缕突兀的烟味，也更加确信：在隐秘战线上，活下去，本身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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