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日凌晨,人民大会堂的夜灯还亮着,值班电话忽然急促地响起。接线员把耳机捂得紧紧的,只听一连串“906厂”“G-1107”“丢失”几个关键词,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数千公里外的西南深山,一件重量不到五公斤的金属容器不翼而飞,惊动的却是中南海的最高首脑。事情要从三天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失踪”说起。
云贵川交界处的906厂向来戒备森严,厂区三道岗,一天三次签到,连送菜的卡车都得卸轮检查。当日上午,总装车间刚把代号G-1107的“能量转换裂变容器”递交试压室。试压室本应四人值守,可赶上“十六条学习班”,两名操作员被抽走,只剩班长郦福林和操作员何家声。不到半小时,两人先后离岗,一个去厕所,一个打饭,回来一开保险箱——空了。
厂保卫部立刻封锁现场。门锁完好无痕,保险柜钥匙只此一把;再加总装车间的进出记录,嫌疑被缩至五人。郦福林与何家声有多人作证,很快出列;两名学习班学员也在课堂名单里。有意思的是,剩下的宋鲁川身份最“干净”——老红军、一级伤残,还是周恩来在延安时的勤务兵。可流程推演后,线索竟全部指向他。
当晚,调查小组把宋鲁川叫去询问。“昨天下午三点到三点半,你在哪里?”审查员放缓声调。宋鲁川抬头,脸色铁青,只丢下一句:“查吧,我没人证。”独臂的袖管随之抖了抖,再无多言。隔离审查由此开始。
第二天傍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劳动模范代表。906厂代表黄松被领到总理面前时,心中惴惴。周恩来问起:“厂里老宋还好么?”黄松硬着头皮把失窃案和宋鲁川被扣押的事原原本本报上。总理眉头一皱,不再多语。夜里九点,他直接拨通公安部电话:“原子弹部件丢了,这可不是一般案件,派最强班子立刻南下,每天向我报告!”
由部里调集的专家与侦察骨干连夜飞抵云贵高原。他们复核材料后发现,宋鲁川缺乏明显动机:工资稳定,政治面目清白,且左臂截肢后干不了细活,单凭身体就很难搬运二十多斤的保险箱部件。反而那份“揭发信”值得关注——落款宋小川,却字迹端正、用词工整,明显超出一个智力受损青年的水平。专案组断定信件是有人操纵。
此时宋小川失踪。三天搜山,警犬在卧虎冈灌木丛里发现尸体——口鼻被布团塞住,死亡时间正是部件失窃当晚。消息传进看守室,宋鲁川呆坐半晌,肩膀狠狠一颤,眼里却没有泪,只有血丝。侦察员问他怀疑谁,他低声报了个名字:“邵古滨。”
邵古滨是厂里年轻电工,与宋小川常一起上山打猎。被带到专案组后,一个照面就垮了。“是鲍远昌让我干的!”他交代:那天傍晚,保卫干事鲍远昌让他把宋小川哄去山上“捡土鸡蛋”,途中他借口取水离开,回来人已没了呼吸。
线索转到鲍远昌。翻阅最初口供,专案组惊讶地发现,他在排查表里居然没留下任何“时间空档”。这么“完美”的不在场说明,恰恰暴露作伪。办案人员即刻去家中布控,却扑了空。全国通缉随之启动。
10月3日清晨,南京大学保卫处报来消息:一名“转学新生”身份可疑。警方赶到宿舍,缴获假证件、变装工具及装在帆布包里的G-1107。面对铁证,鲍远昌彻底崩溃。短暂对峙后,他把全部过程和盘托出——
五年前,鲍随部队到福建沿海驻训,结识当地船主谢某。谢某长期走私,急需“高端货”。鲍转业进906厂后,两人一直暗通信息。1966年8月,鲍得知厂里即将完工一批核心部件,便悄悄复制钥匙。失窃当晚,他利用职务便利,把守门记录改写为“正常巡逻”,趁试压室空档进入保险柜,再塞进特制背包离厂。为嫁祸,他诱导智障的宋小川写“揭发信”,随后又指使邵古滨杀人灭口。鲍计划先潜往香港,再走水路交货,哪料半途落网。
案子搞清后,专案组赶夜电向北京汇报。周恩来只问一句:“部件找到了没有?”得知完璧归赵,他沉默良久,叮嘱:“案卷存档,所有自作主张嫁祸之人,依法处理,也替老宋平反。”
906厂随即召开公判大会。邵古滨因从犯、配合调查,被判十五年;谢某在福建落网,依走私、间谍罪并罚;主犯鲍远昌被判死刑,枪决于云岭刑场。会上,宋鲁川站在人群最后,神色木然。宣判结束,他拄着拐杖缓缓离席,路过那台曾经守了一辈子的老食堂蒸车,一阵热汽扑面,眼眶终究红了。
案卷最后一页记录:G-1107完好入库,数据零误差。专案组留下一句话——“制度严密,还需人心可靠”。这句话后来被刻在906厂警示墙,提醒每一个出入人员:防特防贼,更要防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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