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山东女劳模申请入党却被逮捕并处决，原因何在？|入党|军统|劳模|山东省|机械厂|档案

1957年12月的济南，北风很硬，机械厂的喇叭却天天响着表彰劳模的名字——劳有花。车间师傅常说：“这女人干活比小伙子都麻利。”谁也想不到，四个月后她会被一封来自上海的加急电报夺走一切。

劳有花的能耐是显眼的。厂里机器老旧，她随手改了输油管路，故障率降了一半；夜班工人头疼，她用随身针包扎了止痛点，立刻见效。人情世故也拿捏得准，黑板报写得像街头评书，连保卫科长都夸“有味道”。在那个缺少技术人才的年代，这样的女工就是明星。于是，工会把她推上劳模讲台，组织部门也递来入党志愿书。

表格发下来那天是1958年3月15日。按照规定，凡在上海工作三年以上的，要由上海公安机关盖章核实。多数人无此经历，只有劳有花默默把“1948—1950：上海××棉纱厂护士”填了进去。她握笔的手抖了一下，还是写上自己的真名。旁边同事打趣：“老劳，填个笔名不就完了？”她笑笑，说了句：“名字不能乱改。”这一句后来成了案卷中的关键口供。

4月2日深夜，济南公安厅宿舍灯火通明，上海方面的回复电报堆在桌上。值班员只用了一眼便叫醒局长：“劳有花，这个名字在1950年的陈毅暗杀案卷出现过。”卷宗迅速掉头复印，八年前那行手写体赫然在目：潜伏对象，山东籍，女，约1923年生。两份材料的出生地、年龄、姓氏完全吻合，唯有职业从“护士”变成了“工厂女工”。

翌日清晨，三名刑警携带拘捕证进入机械厂，保卫科被临时戒严。伙计们惊呆了：昨晚还在讲食堂改革的劳模，此刻被带上吉普车。不少老工人追到大门口，愣是没敢出声。有人小声嘀咕：“劳模还能被抓？邪了门。”

拘留审查在省公安厅东楼进行。卷宗记录，劳有花第一次讯问极冷静，只承认1940年任重庆国民政府陆军医院实习护士，否认与军统有任何关系。然而卷宗上的另一条材料很扎眼：1944年军统特训班副班长——刘全德指认。若无确凿物证，一般不会动死刑；偏偏上海案卷里还有一张密码电台监听抄件，上面显示“L”与“Q”曾以药材托运暗号互通行踪。两份档案交叉到一起，已经足以定性。

侦讯进入第二阶段时，劳有花开始动摇。笔录留下一段十七字自白：“当年只求活路，至今悔恨无及。”随后，她供述1949年5月接受毛人凤指令，利用在沪诊所身份收集陈毅市长的动向，暗杀行动失败后潜回山东。1951年，她先在济南某诊所寄居，后转到机械厂任医务员。之所以拼命挣劳模称号，意在“洗白”——积累政治资本，再伺机外逃。调查结果让审判委员会感到震惊：一个被授予劳模、差点成为共产党员的厂医，竟是潜伏八年的军统旧部。

5月2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三审合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劳有花因潜伏、收集要害部门情报、协助国民党残余组织策划暗杀，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6月10日凌晨，刑场设在济南东郊。行刑前，女看守递上纸笔，允许留下最后一句话。她写下“愿来世做良民”，没再多言。

消息传到机械厂，全体工人被临时集中学习《判决书摘要》。很多人直到此刻才知道，眼前那个热心的大姐竟是另一个身份。师傅老林摇着头，反复念叨：“人心隔肚皮。”

有意思的是，上海公安局长在事后汇报中提及一句细节：若劳有花当初直接弃用“劳”姓改别名，或许档案对不上号，调查会拖很久。但她坚持使用真名，最终把自己送上绝路。对这个意外的“疏忽”，办案人员至今没有统一解释。有人猜测，她对劳模称号太痴迷，想留下真实荣誉；也有人认为，她潜意识里早已倦于逃亡。

再追溯二十年。1937年冬，南京护士学校解散西迁，16岁的劳有花随队赴重庆。1941年，因医术出众，被军统招入机要卫生所。她擅长射击，三发子弹可连中靶心，被戴笠看中，进入特训班。战争年代的矛盾与动荡，让许多年轻人误入歧途。全面抗战中，她曾参与侦缉汉奸；然而抗战胜利后，她没有随履行使命而脱身，而是被野心裹挟，留在军统暗派系统。1948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她奉命“就地隐蔽”，身份从此双面。

纸终究包不住火。1950年春，军统大特务刘全德在上海被捕，自首时提供了三条线索，其中之一即“山东籍女护士劳有花”。旧上海人口庞杂，公安机关逐户清查仍未找出此人，加之档案室一次火灾烧失部分材料，线索被迫搁置。七年后，凭借“党员政审”的常规程序，那张早已泛黄的名单意外浮出水面。人算不如档案算，这话在公检法口中并非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