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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央视新闻援引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拟将陆上、海上及航空自卫队各自的最高长官——幕僚长对应的将官等级改称为“大将”，其余将官统一为“中将”；将“一佐”改为“大佐”。
本应随同旧日本军队一同作古的“大佐”如今沉渣泛起，显然是在触动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最为敏感的历史记忆。
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摄/新华社记者贾浩成
大佐军衔起源于日本近代军事改革。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照搬军制，建立了征兵制并重建了军队内的等级秩序，大佐军衔由此产生。在外，大佐通常担任陆军联队级或海军舰队的参谋、指挥职务，能够直接调动3000多人规模的陆军军队；在内，大佐多在军令、军政系统中的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能够直接参与重大军事决策。至日本昭和时期，大佐多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少数精英陆军大佐出身陆军大学，经历了严格的选拔与精英式培养。因此，处于校级军官顶点的大佐是日军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而大佐军衔之所以臭名昭著，与大佐级军官在侵略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尤其以日本陆军最为突出。
据《军制纲领》（1875）制作（引自[日]户部良一《近代化的异化：日本陆军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纵观军国主义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这些大佐们在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渲染下，把策划侵略当作实现国家扩张和个人晋升的捷径，最终不仅给被侵略各国带去了深重的灾难，也将日本拖入了万劫不复的侵略战争。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大佐级军官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战后东京审判中被认定为高级战犯的众多日本高级军官，都曾在大佐军衔时期通过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因功受赏”，并迅速跻身军队高层，变本加厉地推动对外侵略。“大佐”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执行军事行动的中高层指挥官，更是积极策划对外侵略，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部震慑于总体战的威力，开始建设服务于长期总体战的国家总动员体系。长期存在于日本军队教育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同一切服务于军事需要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深度捆绑。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很早就将夺取中国资源视作实现“国防自给”、发动长期战争的重要目标，其代表人物是永田铁山。1921年在德国巴登巴登，尚在担任驻外武官的永田铁山同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约定回国后共同“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后来，当永田铁山晋升大佐、担任动员课课长，仍然没忘记当年的国家总动员战略。永田认为，总动员体系的关键在于保障战略物资的获取。他在《主要军需短缺资源与中国资源关系一览表》中提出必要时将中国“强行据为己有”以保证日本进行长期战争的需要。在永田的规划中，中国东北、华北与华中都是日本必须确保的资源产地。
在永田的煽动下，越来越多的同辈军官加入到日本军国主义队伍中。日军本就对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垂涎三尺，近代以来部署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力量也最多，叠加之下，中国东北地区无疑是大佐们实现野心的绝佳场所。为彻底控制中国东北，攫取利益，日本关东军策划了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该事件的主谋是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以河本大佐为首的关东军试图制造混乱趁机占领东北。事后，日本政府仅对河本做出行政处罚，无异于为陆军大佐们肆意谋划侵略战争大开绿灯，比如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是在关东军高级参谋任上策划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他当时的军衔正是大佐。板垣此前热衷于煽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事变中更是全面负责并直接指挥关东军的军事行动。随后，板垣与其重要同谋石原莞尔（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中佐军衔）等人提出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满蒙问题解决策案》。
负责业务执行的大佐们为配合关东军的行动，迅速拿出了准备多时的各项方案。时任作战课课长、大佐军衔的今村均身处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这一关键位置，参加陆军中央对满洲事变的处置行动。九一八事变后，陆军中央在不扩大方针、关东军既成事实和内部强硬派压力之间反复摇摆。掌握实务的课长级军官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使中央的约束不断失效。
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的活动中，无论是在东北负责军事行动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还是在中央扮演重要角色的永田等人，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晋升，永田进阶为少将军务局长，石原也晋升为作战课长进入陆军的权力核心，板垣此后更是一路做到陆军大臣。前人私自进行军事冒险未受惩处，反而获得奖赏与晋升，这刺激着接替他们职位的新一批大佐们采取的计划愈发激进。
柳条湖事件时的日本陆军中央。来源/[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了华北地区。日后的甲级战犯武藤章携其起草的《对北支那政策》就此登场。武藤章深受永田铁山影响，是统制派的资深成员。他所起草的《对北支那政策》力图分裂华北五省，施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其目的在于获取华北资源，变华北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形成由日本、东北与华北组成的经济圈，使其服务于日本未来的长期战争。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日军内部坚决主张趁机扩大战事，进行全面侵华，同样以大佐级军官为主。以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与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为首的局、课长虽然在级别上处于中层，但他们人数众多且在陆军要害部门掌握实权，使得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意见在陆军决策中枢形成了压倒性的多数。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身处作战一线的大佐更是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田岛彦太郎大佐在担任第41师团参谋长期间，在晋南、晋中地区执行三光政策，对敌后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后来调任至菲律宾期间，他不改残忍本性，纵容下属虐待、残杀战俘。战后他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1946年4月3日处刑。
铃木启久大佐在担任步兵第67联队长时，曾下令实施细菌战，并还多次在部队驻地设置慰安所，强掠众多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做慰安妇。其本人供述杀害了多达5470名中国人，烧毁和破坏中国房屋18229户。
然而，相较于亲自实施暴行的底层官兵，以及被盟军重点清算的高级将领，大佐作为中层将校，其战争罪责容易遭到忽视。除了如田岛彦太郎一般明确掌握其刻意纵容暴行相关证据，即便大佐们指挥的部队参与、实施了各种暴行，也难以对其本人进行定罪，譬如鹰森孝大佐，其所部步兵第68联队在入侵南京期间负责攻占通济门和武定门，随后参与了南京大屠杀。而鹰森孝却在战后并未受到追责。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主要部队之一第16师团，担任其参谋的中泽三夫也没有受到战争罪行指控。但直接参与一线作战的大佐们往往以服从命令、执行任务为借口，为自己的战争罪行开脱。可以说，位于军队系统的中层大佐们是将“无责任”化借口推脱的最为彻底的群体。
这些陆军大佐们无一不是经历了从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系统培养。然而恰恰是这伙所谓的“精英”军人，最终却成为发动侵略战争、实施殖民统治、组织大屠杀的战犯。一批批大佐为实现这一目标愈发不择手段，不惜一次次挑起事端、发动战争。
今天是要将大佐、大将放出笼，那么明天呢？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4月30日的发言所指出的，日本恢复二战时的军衔称谓“是在制度与认知层面搞突破，也是在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他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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