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大嫂难产一尸两命,送葬遇瞎眼老道,他:不对三个,全力阻拦

一九七一年的腊月十七,我大嫂没了。

那天从早上开始就阴沉沉的,北风像刀子似的往人骨头缝里钻。我蹲在灶房门口剁猪草,一刀一刀地剁,刀刃磕在冻硬的白菜帮子上,发出哑闷的响声。我哥蹲在我旁边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被风吹散,露出他一张青灰的脸。他已经两天没怎么吃东西了,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像被人用勺子挖走了眼睛里的光。

屋里忽然传出一声尖叫。

那声音不是寻常生孩子的那种疼法——是那种从嗓子眼里硬撕出来的、变了调的惨叫,像一只被夹子夹住腿的兔子。我哥手上的烟头掉在地上,他猛地站起来,膝盖撞翻了砧板,猪草撒了一地。我跟着他往里屋跑,跑到门口被接生婆推了出来。接生婆姓孙,五十多岁,十里八乡的孩子有一半是她接的生,手上沾的血比杀猪的还多。但那天她的脸白得像张纸,额头上全是汗,声音发抖:“你家媳妇……生不下来,腿先出来的。”

我哥两条腿一软,扑通就跪在了地上。

后面的几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屋里断断续续地传出我大嫂的声音,从尖叫变成呻吟,从呻吟变成气若游丝的喘息。我娘跪在堂屋的菩萨像前磕头,额头磕在青砖地上,咚咚咚,每一下都像是敲在我心上。我爹蹲在大门口,一双粗糙的手捂着脸,肩膀不停地抖。

天快黑的时候,屋里忽然安静了。

那种安静比任何声音都可怕——不是生完了的那种安静,是一切都结束了的那种安静。紧接着,孙婆婆颤巍巍地推开门,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嘴唇哆嗦着说了一句话。

“大人小孩……都没保住。”

我哥当场就晕过去了。

这个年,彻底没法过了。

大嫂是个好人。她嫁到我们家四年,没跟任何人红过脸。她做饭的手艺好,蒸的馍馍又白又软,连我爹那么挑剔的人都夸。她对我这个十七岁的小姑子也好,冬天冷的时候,她会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我被子上,自己裹着一床薄被冻得直哆嗦。她肚子里怀的是我们老陈家的头一个孙子,我爹连名字都想好了——男孩就叫陈援朝,女孩就叫陈腊梅,生在腊月嘛。

现在这些名字都用不上了。

按照我们那儿的规矩,难产死的女人属于“横死”,不能在家里停灵,第二天就得下葬。我爹红着眼睛找了村里的几个后生,连夜去后山挖了坑。棺材是临时从邻村一个老木匠那儿赊来的,老木匠听说是这种事,摆了摆手说先拉走吧,钱不急。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送葬的队伍就出发了。

说是队伍,其实就是四个人抬着棺材,我哥拄着一根竹竿走在最前面——他站都站不稳,但按规矩必须由孝子扶棺。我扶着我娘跟在后面,我哥的几个发小抬棺,还有几个本家的亲戚帮忙拿铁锹和纸钱。我爹没来,他坐在堂屋的门槛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整个人像一截被雷劈过的老树桩,一动不动。

棺材是合葬的——大嫂抱着那个没来得及睁眼的孩子,一起躺在那口薄皮棺材里。抬棺的人说,棺材比正常的要沉,因为装着两个人。但实际上那棺材薄得能看见木纹,抬起来轻飘飘的,说“沉”不过是因为心里沉罢了。

北风呜呜地吹,有人在前头撒纸钱,黄色的纸钱被风卷起来,在半空中打着旋,又落在路边的枯草上。我娘一路走一路哭,嗓子早就哑了,发出来的声音像风吹过破锣。我扶着她,自己的眼泪也在脸上冻成了冰碴子。

走到村口老槐树下的时候,一个人忽然拦住了路。

那人穿着一件破得不能再破的灰布棉袍,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头发花白,乱糟糟地披在肩上,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最吓人的是那双眼睛——眼睛是睁着的,但眼珠上蒙着一层白翳,一看就是个瞎子。

他就站在路中间,拄着一根歪歪扭扭的枣木棍,像一截枯树桩突然从地里长了出来。

“让一让,让一让,”走在最前面的本家二叔挥手赶他,“没看见送葬的吗?”

瞎子纹丝不动,反而往前迈了一步。他歪着头,像是在听什么——听风的声音?听棺材的声音?还是听别的什么?

“站住。”他忽然开口了,声音像砂纸磨过铁皮,沙哑而刺耳,“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人?”

二叔不耐烦了,上去就要推他:“一个要饭的,别挡道——”

“我问你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人!”瞎子猛地提高了声音,那声音在空旷的野地里炸开,把所有人都镇住了。

我哥抬起空洞的眼睛看了瞎子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二叔替他答了:“我家侄媳妇,难产走的。大师,您行行好让个道,别误了下葬的时辰。”

瞎子听了,沉默了几秒。然后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对着空气慢慢地比划了几下——那动作像是在数什么东西,又像是在拨动一根看不见的算盘。他的嘴唇翕动着,念念有词,但听不清在说什么。

忽然间,他的脸色大变。

从刚才的平静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惊骇,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他猛地抬起那根枣木棍,横在棺材前面,厉声道:“不对!这棺材不能埋!棺材里的人头不对——里面不是一大一小,是三个!”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扔进了人群里。

抬棺的四个人同时打了个哆嗦,棺材差点脱手。我娘“嗷”的一声就瘫在了地上。我哥猛地转过头,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瞎子,嘴唇哆嗦着说:“你……你说什么?”

“我说,这棺材里有三个。”瞎子一字一顿,“一大,和两小。”

“不可能!”二叔先反应过来,声音都变了调,“我家侄媳妇怀的是一个,孙婆婆亲手接的生,就怀了一个!哪来的两个?”

瞎子没有回答,而是把枣木棍往地上一顿,盘腿就坐在了棺材前面。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地上,然后又掏出一张黄纸,用手指在上面比划了几下。他的嘴唇飞快地翕动着,像是在念咒,又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对话。

所有人都安静了。北风呼啸着吹过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是有很多人在哭。我跪在我娘身边,牙齿不受控制地打战,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吓的。

忽然,瞎子停下了动作,把那张黄纸举到空中。

纸自己烧起来了。

不是从边缘开始烧的,是从正中间——一个黑色的焦点突然出现,然后火焰以那个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像一个看不见的烟头正在烫穿这张纸。在那个年代,火柴都是金贵东西,没人看见瞎子点过火,也没有火星,纸就这么凭空烧了。

所有人都往后退了一步。抬棺的几个后生脸都吓白了,有一个直接把杠子搁在了地上。

瞎子把烧着的黄纸举过头顶,火焰照亮了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和刚才完全不同——不再是沙哑刺耳,而是一种苍老的、缓慢的、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下面的,把门关上。这个不进。”

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但那个语气——就好像他面前真的站着什么东西,正在试图推开一扇看不见的门,而他正在呵斥那个东西退回去。我后背的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

黄纸烧尽了,灰烬被风卷起来,飘向棺材的方向。瞎子缓缓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面向我哥站的方向。他虽然看不见,但那双被白翳覆盖的眼睛却精准地“盯”着我哥的脸。

“你家娘子走的时候,是不是还带了一个?”

我哥浑身一震,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脸色从青灰变成了煞白,嘴唇剧烈地抖动起来,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她……她前两天跟我说,肚子比怀老大的时候大得多,有时候能感觉到两个地方同时在动……还跟我开玩笑,说万一是一对儿就好了……”他的声音忽然哽住了,眼泪从干涸的眼眶里涌了出来,“我当她是随口说说的——”

“她没随口说。”瞎子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她肚子里是俩。一个出来了,一个还憋在里头,没出得来。”

空气凝固了。

我娘瘫在地上,浑身抽搐着发出一声长长的嚎哭。那哭声不像人的声音,像一头受伤的母狼在旷野里哀嚎。我哥直直地站着,像一个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的木偶,眼泪无声地淌了满脸。

我跪在冰冷的土地上,忽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大嫂肚子里不是一个孩子,是两个。也就是说,她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了。而那个还没来得及被任何人知道的孩子,连一声哭都没有发出过,就跟着妈妈一起被装进了这口薄皮棺材。

“所以,不是什么邪门歪道。”瞎子把枣木棍在地上顿了顿,“你家媳妇遭了大罪,这口气卡在心里出不来。你们得把该认的认了,该哭的哭了,她才能安心走。要不然,你们把她抬到山上埋了,她的魂也会留在这儿,永远走不脱。”

二叔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红着眼睛转过身,对着几个抬棺的后生喊:“快!快去多拿些纸钱!还有黄纸!多拿几叠!”然后又对着我爹的方向喊,“三哥——三哥你来——你大儿媳妇怀的是双胞胎——”

整个村子都被惊动了。越来越多的人从家里跑出来,有的挎着篮子往这边跑,有的提着一串纸钱,有的抱着一捆黄表纸送到棺材前。

我爹被两个人架着来了。这个硬了一辈子的老农民,走到棺材前头的时候,两条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他没有哭出声,但眼泪沿着脸上的沟壑纵横地淌,滴在身前的冻土上,很快被寒风吹干了。他颤巍巍地伸出手,摸了摸棺材板,嘴唇翕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闺女……爹对不住你……爹不知道是俩……爹连名字都只起了一个……”

我娘也从地上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扑到棺材上,死死抓着棺材板,指甲都抠进木头缝里了:“我的儿啊——我的孙啊——奶奶不知道你们是俩啊——奶奶连一件衣裳都没给你们准备——”

哭声在原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寒风像刀片一样割着我的脸。我忽然想起大嫂走的前一天下午,她挺着大肚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我坐在她旁边纳鞋底,她忽然抓住我的手,按在她的肚子上。

“小妹你摸摸,”她的眼睛亮亮的,脸上有一种奇异的光,“这孩子劲儿可大了,动得跟打架似的。有时候我觉得——”她停顿了一下,笑了笑,没说下去。

“你觉得什么?”我问她。

“没什么,”她摸了摸肚子,脸上那个笑容淡淡的,“等生下来你就知道了。”

她没说完的话,我现在知道了。

有时候她觉得,动得跟打架似的,不是一个人能踢出来的。

送葬的队伍重新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这次没有人急着赶路,每个人都走得很慢,很沉。棺材里的名字从一个变成了两个——没人知道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但我爹跪在老槐树下,当着所有人的面,又起了名字。

“老大叫援朝,老二……就叫爱朝吧。”

瞎子在我们出发前就走了。他拄着那根歪歪扭扭的枣木棍,沿着村道慢慢地往山外走。我追上去,把怀里揣着的两个馍馍塞进他手里。他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忽然笑了一下。

“你是个好娃。”他说。

“大师,”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你刚才说的那句‘下面的,把门关上,这个不进’……是在跟谁说话?”

瞎子沉默了一会儿。北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跟想多带一个走的。”他淡淡地说,然后转过身,拄着棍子走了。破棉袍的下摆被风吹起来,在灰蒙蒙的天底下,他像一个行走的影子,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我站在寒风里,望着他消失的方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让我浑身发冷的念头。

如果送葬的路上没有遇到他,如果那口薄皮棺材就那么埋进了后山的土里,大嫂会不会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带走的是两个?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知道,我们其实失去了三个?

四十年后,我六十七岁,头发全白了。

我带着孙女回老家上坟。后山那片老坟地已经被平整过了,但大哥大嫂的坟还在,青石碑上并排刻着他们的名字。我蹲在坟前烧纸,孙女在旁边帮我递纸钱,忽然指着旁边两个小小的土包问我:“奶奶,那是谁呀?”

“那是你大奶奶的两个孩子,”我说,“一个叫援朝,一个叫爱朝。”

“他们去哪了?”

“他们跟你大奶奶一起,去了很远的地方。”

孙女歪着头想了想,又问:“那他们见到大奶奶了吗?”

我把最后一张纸钱放进火里,看着它被火焰舔舐、卷曲、化成黑色的灰蝶被热风托起来,飞向灰蒙蒙的天空。

“见到了,”我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