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能源结构以石油为基础。它是全球第一大产油国，能够实现能源自给。起步时相对落后，但已将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90％降至50％，并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能源结构日益多元。历史学家尼尔斯·吉尔曼将这场全球主导权之争概括为“石油国家”与“电力国家”的竞争。
美国拥有距离优势，两大洋为其阻挡了敌对强权。另一方则身处强敌环伺之中：陆上邻国拥有核武器，海上对手又与其竞争者结盟。
但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发动了三场大战，而另一方上一次参战还要追溯到1979年。有时候，顺境带来的不是教训，而是扭曲；反倒是困境更能让人学会应对。
美国依靠地缘政治手段维持霸权，包括制裁、轰炸和入侵。另一方则主要通过地缘经济手段推动发展，包括投资、贷款和贸易。两国都以自身利益为驱动，但相比之下，一方的强制色彩更浓。
美国是既有霸权，但近些年来，它也成了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制造者。另一方是挑战者，但它的长期战略需要稳定环境。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表现出修正主义倾向的，反而是主导性强国；而挑战现状的一方，看上去却更愿意维持现状。
在这个被颠倒过来的世界里，拉丁美洲该如何定位自己？当大国争夺主导地位时，其他国家通常有三种选择：结盟、抵抗，或者保持中立。在西半球，结盟意味着与美国合作；抵抗则意味着与其竞争对手联手，过去是苏联，如今是另一大国；中立则是在两边都做生意，但不与任何一方绑定。
每个国家如何选择，取决于自身偏好和资源。偏好关乎利益计算：每一种选择，能带来什么，又会失去什么？资源则在大国施加代价时发挥作用。
因此，冷战时期，美国推动他国政权更迭，苏联则支持针对敌对政府的游击起义。相比“胡萝卜”，大国手中的“棍棒”始终更多。
一个拉美国家能否对大国说“不”，取决于三个因素：体量、地理距离和内部凝聚力。体量至关重要。巴西、墨西哥和加拿大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具备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条件。大市场支撑大国家。
距离同样重要：离某个大国越近，回旋余地就越小。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选择空间有限，正如欧洲的乌克兰和亚洲的其他地区一样，因为美国施加损害的能力几乎是即时的。相比之下，巴西的腾挪空间更大。
最后，一个社会及其精英阶层的内部凝聚力，决定了它能否承受外部代价、避免内部背叛，从而提升国家自主性。
因此，对于那些体量更小、地理上更靠近美国、或内部更为分裂的国家来说，问题已不在于是否结盟，而在于如何结盟。执政者和外交官的能力，能够改善这种不可避免的依附关系所呈现的条件。
反过来说，如果能力不足，就无法把积极、审慎且经过谈判的结盟所可能带来的利益转化为现实。
在21世纪这个充满冲突与动荡的世界里，拉丁美洲仍是最稳定的地区之一。只要能够准确判断机会、妥善管理风险，未来留给这一区域的选择虽然有限，但仍比那些战火不断的地区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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