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小时候，父母一字不识，邻居和庄里的大人多数是一字不识，他们都是这么教育娃娃——
“农民是顶下贱的人。”
“当农民就是当驴呢，没完没了。”
“农民出外干活，城里人就像喊牲口一样喊农民。”
他们鼓励娃娃好好念书，最大的理由是长大不当农民，只要不当农民就是成功。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突然有一个不是农民的，绝对是光宗耀祖。
可是，学校里课本上写着“劳动光荣”，还要一遍遍地背诵“劳动光荣”。
我在懵懂的年龄，就有了一种观念“劳动光荣”是不包括农民，只是说城里人的。是啊，哪一个庄里某个人走关系变成工人，大家都是羡慕表情，工人也劳动，可人家是“劳动光荣”。农民的劳动就是反义词——“劳动可耻”。
只是在村里，大人这么说，还可能无感，以为是农民糟蹋自己形象的玩笑话，可是，大人带着娃娃走一回乡上，走一回县城，娃娃才能深深体会到农民的卑微，以及被人歧视。
农民家的娃娃还是吃黑面馍，可是，乡上公家商店的售货员拿着白面馍馍大口吃。有一次，我就站在柜台外面，个子比柜台稍微高一点，眼巴巴瞅着一个售货员美美地吃白面馍，馋得流口水，可是售货员跺着脚，一只手还拍着柜台面，就像赶鸡一样赶我快滚。农民身上都是补丁摞补丁，售货员一身新衣服，完全是两个世界：公家人和不是公家人的农民。
我跟着大人下山去粮站交公粮，粮站的人是公家人，都穿着崭新衣服，穿着皮鞋，对农民态度蛮横啊，抓起小麦说是瘪，还不干，其实都是家里最好的粮，晒了几天的粮，可是他们吹胡子瞪眼睛，用脚踢着粮袋子，骂骂咧咧。我的父亲啊，就一遍遍地求绕，低三下四，说是下一回山不容易。父亲在我跟前是一个威严的大人，可在粮站的人跟前又是卑微得像一个小孩。还有的农民，双膝下跪在粮站人跟前，求着不要嫌弃，家里再没好粮了。
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在粮站人跟前啥不是，如果农民的劳动是光荣的，粮站的人应该是欢迎的，微笑的，可是，他们偏偏是凶狠的眼光，说明农民的劳动是可耻的。
我还跟着父亲去县城，父亲担着洋芋卖，我提着馍袋子，刚站定，穿制服的人在不远处就撕票，每个叫卖东西的人交2毛钱，可是，我们一分钱没有，父亲就挑起洋芋跑，我就后面跟着跑，放在另一个街边，没卖呢，撕票的制服人又追过来，父亲又是挑起扁担跑。身上穷得没2毛钱，父亲就挑着一百多斤的洋芋担子不停地兜圈圈，气喘吁吁，像做贼一样跑。
还有一次，我跟着父亲挑着粮食去县城卖，我亲眼所见，几个穿制服的人将一个山上农民的两筐苹果，两脚踩翻，苹果就在路畔滚啊滚，那个农民就哭着捡，满脸屈辱的泪水。
农民的劳动是光荣的话，他们怎么会用脚踩翻呢。
那时，庄里的大人都是言传身教娃娃：挨饿时候，按说农民种粮的最不该是最惨的，可粮食都被征走，种粮的却成了最挨饿的；公社时期，驻队干部天天轮流转着农民家吃白面，可是农民连粗粮没得吃；农民到公家的商店买东西，叫几声，售货员连一个眼皮不抬，还抱怨影响了他们打牌；公家的人老了有退休金，农民一分钱没有。一次，五爷说：“农民下贱得和（皮蜂）蚂蚁一样，这个人过来踩一脚，那个人过来踩一脚，任人用脚抹来抹去的。”
反正是我19岁进城打工前，还没听一个人说“劳动光荣”里面包括农民的劳动，真的，一个人没有。
所以，我第一次进城是一种怯怯的样子，一种甘愿进入城市最底层的心情，因为我是农民，背着“厚重的屈辱感”身份，只有城市的最底层才能接纳，并且做好了心理建设，任何公家人的羞辱都不当一回事，甚至反过来还要笑脸相迎。刚入城，我还以为所有城里人都是公家人呢。后来发现真正对农民工歧视最严重的是正式工人，其他城里人歧视倒不很严重。再后来，我又是新的心理建设，通过阅读如何让自己不仇富，不仇城里人。
我的父亲辈，将他们在公社时期遭受的饥饿、屈辱、惶恐统统凝结成“当农民可耻”的人生信条，一遍遍灌输给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现在灌输在孙辈身上显现，好多二十出头的农村娃娃宁可在城里抱砖和送外卖，也不回农村种地，他们骨子里都是“农民劳动不光荣”。如果没有城乡二元制，农民也可能是底层，但不会底层得那么深重，那么苦难。
现在大量农村人口流失，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几十年前对农民过分地榨取，以及“农民”标签的不光彩，现在在他们的孙辈身上剧烈反弹：曾经歧视多严重，现在逃离就多严重。
“农民”标签不光彩，“农民劳动”不光荣，这种观念至少在未来十年积重难返。
（作者：李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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