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蛋的母鸡，留着过年啊？"
婆婆把搪瓷碗往桌上一摔，半碗稀饭溅出来，热气腾腾地淌在油布桌面上。厨房里炖着的排骨汤咕嘟咕嘟冒着泡，那香味此刻闻着让我直犯恶心。
我攥着筷子的手在抖，指甲掐进掌心里，疼，但没有眼泪疼。
结婚三年了，这样的话我听了不下几十遍。刚开始还偷偷躲在被窝里哭，后来哭也哭累了，心上像结了一层茧子，硬邦邦的。
我叫秀芬，今年三十一，嫁到这个镇上的张家已经三年整。丈夫张建国在县城开货车跑运输，一个月回来三四趟。公公前年走了，家里就剩我跟婆婆刘桂兰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不是我不能生，是我不想生。
这话我跟谁都没说过。建国问起来，我就说"顺其自然吧"。婆婆逼得紧了，我就低着头不吭声。可心里那个念头像钉子一样扎在那儿——我不想让一个孩子来到这样的家里。
我爸是个酒鬼，妈在我六岁那年跑了，再没回来过。我是被奶奶拉扯大的，从小看够了大人们鸡飞狗跳的日子。我怕，怕自己也过不好，怕孩子跟着受罪。
这些话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口。
"你要是不能生，趁早说！建国还年轻，他张家不能断了香火！"婆婆的声音又尖又硬，像冬天刮过巷子的北风。
我放下筷子，站起来，转身回了房间。身后传来婆婆摔碗的声响和一连串骂骂咧咧的话，隔着一道门，字字清晰。
窗外飘着细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光秃秃的，去年秋天结了满树的果子，婆婆还高兴地说"多子多福"，拿眼睛直往我肚子上瞟。
手机亮了，建国发来消息："妈又说你了？别往心里去，她就那脾气。"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一个"嗯"。
第二天一早，婆婆不知从哪儿请回来一个神神叨叨的"仙婆"。
我还在厨房煮面条，就听见堂屋里烧纸的噼啪声和含混不清的念念有词。推门一看，婆婆跪在地上，面前摆着香炉、黄纸，还有一碗清水。那仙婆穿着件绛红色的褂子，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嘴里说着"送子娘娘""开枝散叶"之类的话。
满屋子纸灰飞扬，呛得我直咳嗽。
"桂兰姐，你这个儿媳妇八字太硬，得化解化解。"仙婆睁开眼，上下打量我，那眼神像在看一头待估价的牲口。
我浑身的血往头顶涌。三十一年了，我头一回觉得自己活得这么窝囊。
"不用化解，我身体好得很。"我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干巴巴的，却硬得像石头。
婆婆猛地站起来，手指头戳到我脸上："你身体好？好你咋不生？你就是存心的！"
"我就是不想生！"
这句话像一颗炮仗炸开了。婆婆愣住了，仙婆也愣住了，堂屋里只剩香灰簌簌落下的声音。
婆婆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嘴唇哆嗦了半天，憋出一句："你、你再说一遍？"
我没再说。转身回屋，拉上帘子，把自己缩在床角。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窗外有只麻雀落在石榴树枝头，叽叽喳喳叫了两声又飞走了。
当天晚上，建国打来电话，语气少见地沉重："秀芬，妈打电话哭了一下午，说你不想要孩子……这是真的？"
沉默。电话里能听见他那边货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是真的。"我说。
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电话。然后他说："那你跟我说说，为啥？"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把心里的话全倒了出来。说我妈怎么走的，说我爸喝醉了怎么砸东西，说奶奶怎么抱着我在冬天的灶台边上哭，说我从小就害怕"家"这个字。
"我不是不喜欢孩子，我是怕。我怕我给不了他一个好的家。你一个月才回来几天，你妈天天骂我，这个家连我自己都待不安稳，怎么让一个孩子安稳？"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响，建国在抽烟，他平时不怎么抽。
"秀芬，"他的声音有点哑，"这些你咋不早跟我说？"
"说了有用吗？你能不跑车了？你妈能不骂我了？"
又是一阵沉默。
三天后，建国破天荒地请了假回来。
他没先进屋，而是在院子里跟婆婆谈了整整两个小时。我躲在房里，隐约听见婆婆又哭又嚷，后来声音渐渐低下去。透过窗帘缝，我看见建国蹲在石榴树下抽烟，婆婆坐在小板凳上抹眼泪。
晚饭是建国做的，笨手笨脚地炒了个西红柿鸡蛋，咸得齁人。饭桌上婆婆没骂人，但也没说话，一顿饭吃得安安静静。
临睡前，建国坐在床边跟我说："我跟妈说了，生孩子的事不急，我也跟车队说了，下个月开始跑短途，能常回家。"
他搓了搓手，笨拙地接着说："你说得对，连你都过不安稳，孩子来了也遭罪。咱先把日子过好。"
我没说话，眼泪掉下来，落在枕巾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后来的日子，说不上翻天覆地，但确实不一样了。建国回家的次数多了，婆婆嘴上偶尔还会唠叨几句，但不再摔碗了。有一回她甚至悄悄塞给我一盒阿胶糕，嘟囔了一句"补补身子"，转身就走了。
我站在厨房里，看着那盒阿胶糕，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生不生孩子这件事，到现在也没个定论。但我心里那个硬邦邦的茧子，好像在一点点软下来。
院子里的石榴树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风一吹，轻轻地晃。
日子嘛，也许就像这棵树，急不得，得慢慢等它自己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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