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8日，曾任格力集团董事长的周乐伟，主动投案接受审查，牵出2019年格力电器416亿混改往事，也让董明珠与格力电器、格力集团的权责边界及利益格局再受关注。
周乐伟的任职路径是否符合规范？416亿混改背后，格力集团与格力电器拆分又藏着怎样考量？
很多人看到“格力”相关新闻，就会联想到董明珠执掌的家电巨头，却忽略格力集团与格力电器是完全独立的两家主体。
格力集团成立于1985年，由珠海市国资委持股90%、广东省财政厅持股10%，是妥妥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核心职能为产业投资与资本运作。
而格力电器1991年成立、1996年上市，早年确为格力集团核心子公司，彼时格力集团持股比例高达60%。
2012-2016年，董明珠同时担任格力电器与格力集团董事长，这是两家公司权责重叠的最后阶段。
2016年周乐伟接任格力集团董事长后，格力集团进一步弱化对格力电器的管控，2019年混改成为彻底分割的关键节点。
2024年格力集团营收仅70.48亿元，而格力电器营收高达1900亿元，体量差距达27倍之多，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为高瓴资本旗下珠海明骏，持股16.11%。
第二大股东，是经销商组成的青海互联网科技公司，持股7.83%，第三大股东为香港中央结算公司，持股3.93%。
格力集团仅为第四大股东，持股3.46%，仅为财务投资，无实际话语权；董明珠个人持股1.8%，为第六大股东。
这种股权分散格局，让格力电器成为无实控人的民营企业，而格力集团则成为失去核心资产的国企平台。
搞清楚两家公司的区别，才能避免将周乐伟与董明珠的权责混淆，也能看懂混改背后的资产划转逻辑。
周乐伟1970年出生的他，拥有经济学博士背景，职业生涯始于金融系统，早年任职建设银行珠海分行副行长，积累金融资本运作经验。
2005年起进入国企系统，担任珠海航展公司董事长，2013年兼任珠海市会议展览局局长、会展集团董事长。
2016年11月他接任董明珠的职位，出任格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重回商界执掌国企平台，这次任职也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在格力集团任职的8年间，他主导格力电器416亿混改，推动格力集团从实控人变为小股东。
2024年2月，周乐伟再次开启身份转换，从格力集团卸任后，2026年4月主动投案。
2019年的格力电器混改，是周乐伟任内最具影响力的事件，416.62亿元的交易金额，不仅创下当时国企混改纪录，更彻底改写了格力电器与珠海国资的命运。
混改的核心，是格力集团转让所持格力电器15%的股权，交易对手为高瓴资本旗下珠海明骏，转让单价46.17元/股，总价416.62亿元。
格力集团持股比例从18.22%降至3.22%，彻底失去对格力电器的控股权，珠海国资委也从实控人位置退出。
2019年4月格力电器公告混改计划后，共有25家意向投资方参与，包括厚朴资本、百度、淡马锡等知名机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仅剩高瓴资本与厚朴资本两家进入终极角逐。
高瓴资本凭借资本实力与产业运营思路胜出，其背后的资本大佬张磊，也通过此次交易成为格力电器的重要资本方。
这次混改采用高杠杆模式，珠海明骏的出资中，自有资金与银行贷款比例约1:1，杠杆率的设置也让此次交易备受市场关注。
混改完成后，格力电器的治理结构迎来重塑，从国资控股变为股权分散的公众公司。
董明珠作为核心管理层，话语权不再受格力集团的直接制约，反而因管理层稳定、企业经营向好，成为混改后的重要受益方。
而珠海国资拿到416亿资金后，开启多元化投资布局，试图摆脱对格力电器的依赖，但后续投资项目多遇波折。
这次表面是国有资本退出、民营资本入局，实则是国企改革背景下，地方国资、产业资本、管理层三方博弈，也为后续的国资运作埋下伏笔。
但从周乐伟的任职路径来看，身份转换的合规性、审批流程的严谨性，均存在值得推敲之处。
从行业影响来看，格力电器混改与周乐伟事件，为外界提供了重要警示。
国企混改的核心是优化治理、激发活力，而非简单的国资退出、资本接盘，需兼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企业长远发展与管理层激励的平衡。
需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细化跨界任职的审批流程、监督机制，明确工作人员身份转换后的权责边界，杜绝换马甲不换烂”的现象。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资本在规则内运作，才能从根源上防范政商“旋转门”腐败，保障国企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健康推进。
历史的教训反复印证，权力与资本的流转一旦脱离制度约束，终将偏离正轨，唯有筑牢规则防线、强化监督问责，才能让每一次改革都经得起时间与纪律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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