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透，小区里静悄悄的，只有路灯发出昏黄的光。
"哗啦——"垃圾桶盖子被掀开的声响，在楼道间回荡。
七十二岁的周桂芬弓着腰，把半个身子探进绿色垃圾桶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熟练地翻找着。纸板归纸板，塑料瓶归塑料瓶，分得清清楚楚。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脚上蹬着一双裂了口的黑布鞋，背后拖着一辆嘎吱作响的小推车。
隔壁单元的张大姐推开窗户，忍不住跟老伴嘀咕："你说这周老太太到底图啥？她大儿子在城南有两套房，小儿子在城东还有一套门面房，光拆迁款当年就分了好几十万。咋还天天起早贪黑捡破烂？"
她老伴翻了个身，含含糊糊说："谁知道呢，老糊涂了吧。"
可周桂芬一点儿也不糊涂。她把捡来的东西码得整整齐齐，推着车往废品站走。初冬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她缩了缩脖子，脚步却不停。
废品站老刘头看见她就叹气："桂芬姐，你又来了。今天这些，顶多给你八块钱。"
"八块就八块。"周桂芬接过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小心翼翼叠好，塞进贴身的棉袄内兜里。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猛地停在废品站门口。车门一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冲下来，满脸怒气。
"妈！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您别再捡了！邻居都在笑话我们！"
周桂芬看了大儿子周建国一眼，没说话，低头推着空车就往回走。
周建国一把拽住车把："您到底要怎样？缺钱我给您，缺吃缺穿我给您买，您非要这样丢人现眼？"
老太太猛地甩开他的手，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声音沙哑却硬气："我丢谁的人了？我捡垃圾碍着谁了？"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
周建国站在原地，攥紧拳头，额头上青筋直跳。
周桂芬不是没有过好日子。
三十年前，老伴周德发在镇上开了家小五金店，生意红红火火。两个儿子，大儿子建国脑子活络，小儿子建民老实本分。一家人挤在三间瓦房里，虽然不算富裕，但锅里有肉，日子有奔头。
后来城镇改造，老房子拆迁，周家分了三套房，外加四十多万补偿款。老伴说："一人一套，剩下的钱咱老两口留着养老。"
谁也没想到，拆迁款到手不到两年，老伴突发脑溢血，走了。
办丧事那天，大儿媳妇李翠红在厨房里跟小儿媳妇陈芳嘀咕："爸的存折在哪儿呢？妈手里还攥着多少钱？"陈芳瞪了她一眼，没接话。但这颗种子，已经埋下了。
老伴走后第三个月，李翠红就提出让周桂芬把存折交出来，"放在您手里也不安全，不如我帮您管着。"
周桂芬没答应。
从那以后，李翠红的脸就变了。逢年过节桌上虽然多摆了副碗筷，但那碗筷总像是多余的。建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渐渐地也不怎么往老太太屋里去了。
小儿子建民倒是孝顺，可他三年前查出了尿毒症。
这才是周桂芬拼命捡垃圾的真正原因。
老伴留下的那点钱，她早就偷偷给建民交了两年的透析费。存折上的数字一天天往下掉，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不敢跟建国开口——不是怕儿子不给，是怕李翠红那张嘴。上次建民住院，李翠红当着一家人的面说："老二治病，凭啥花公中的钱？他自己那套房子卖了不就有了？"
那句话像钉子，钉在周桂芬心窝子里。
建民的房子，是他一家三口唯一的窝。周桂芬舍不得，更不忍心。
所以她选了另一条路——捡垃圾。一天八块、十块，一个月攒下两三百。她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她停不下来。每翻一个垃圾桶，她就觉得离儿子的下一次透析费又近了一点。
那天被建国撞见后，事情终于瞒不住了。
当天晚上，建国坐在母亲那间堆满废品的小屋里，看着墙角码得整整齐齐的纸板箱和矿泉水瓶，看着桌上那个掉了漆的铁盒子——里面装着一沓零钱，最大面额不过十块——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鼻子酸了。
"妈，建民的病……您怎么不告诉我？"
周桂芬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半天才开口："你媳妇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想你们两口子吵架。"
"那您就自己扛着？"建国嗓子发紧。
"我是当妈的。"周桂芬平静地说，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屋里安静了很久。窗外传来冬夜的风声，呜呜咽咽的。
第二天，建国把三套房的房产证摆在桌上，当着两个儿媳妇的面说："建民的病，全家一起扛。谁要是有意见，先过我这关。"
李翠红张了张嘴，看了看建国的眼神，到底没说出话来。
陈芳红着眼圈给婆婆端了碗热汤。周桂芬接过来，手抖得厉害，汤洒了一半在棉袄上。她没擦，低头喝了一口，咸的——分不清是汤的味道，还是眼泪的味道。
后来有人问周桂芬："现在还捡不捡了？"
老太太笑了笑，没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这辈子，没享过儿子多少福，也不想享。当妈的，能替孩子做一点，就做一点。等哪天做不动了，再说吧。"
她到底还是没完全停下来。每天早上，小区里依然能看到那个佝偻的身影。只不过推车旁边，有时候会多一个人——是建国，沉默地帮她整理纸板。
母子俩谁也不说话，小推车嘎吱嘎吱地响着，在晨光里慢慢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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