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25日，一架C-46运输机在广州天河机场滑行停稳，机舱跳下七名身着三种制服的军官，这就是后来颇受关注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第8小组。飞机的噪声尚未散去，四周早已布满荷枪实弹的宪兵，气氛紧绷得像琴弦。
美方代表米勒上校走在最前，他环顾四周，低声说了句“场面够大”。随行的中共代表方方少将没有回应，他更关心的是：张发奎究竟会怎样迎接这场“不请自来”的停战审判。
时间若往前拨半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播音认输时，广东罗浮山的东江纵队已枪管冒烟七年。那夜，不少十五六岁的“小鬼”围着篝火高喊“胜利啦”，司令员曾生却悄悄翻山抵达指挥部，他心里清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露头。
国民党并未给兄弟般的拥抱，8月11日起蒋介石连发三电：共产党武装“原地待命”，而中央军“积极推进”。言外之意，凡是解放区一寸都要收回。对于位处华南要冲、人数不足三万的东江纵队来说，这几乎等于判了死刑。
自10月起，广东北来的、第63军南下的、第64军西进的、新1军缅甸归来的，共计17个师五十余团，把整个珠江三角洲包成铁桶。张发奎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媒体夸口：“两个月肃清‘土匪’！”而他口中的“土匪”正是那支救过800多名文化界人士的抗日劲旅。
面对铺天盖地的兵力，广东区党委依照延安指示，将东江、珠江、南路等部队拆成几十股，隐入九连山、五指山与稔平、大鹏沿海。拳头打跳蚤的怪相由此出现：国民党地图上写着“歼”，真正得到的却是空城。
局面僵住后，蒋介石急需“舆论洗地”。于是他同意军调部南下，希望借米勒和停战条文，把自己装扮成和平使者，再调兵完毕后一举收网。可他没想到，中共也在暗中布子，准备让这出戏唱到山城。
第8小组入住沙面“西红楼”当晚，张发奎先下暗手，换走全部勤杂人员，换成情报科特务，谁也别想递条小纸片。偏偏他的副官处长左洪涛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党员，正大光明拿着“后勤总管”的令牌出入无阻，把情报源源送出。
2月初第一次小组会议火药味十足。国民党代表黄伟勤抢白：“广东只有匪患，无中共武装。”方方拍桌反击：“七年抗战换来这句话，未免太短记性。”米勒瞄了瞄双方，只得敲木槌让会议草草结束。
同一时间，东江前线炮声再起。广州行营密电各军：“长江以南不属停战范围，月底前肃清残匪。”密电很快躺在重庆红岩村。毛泽东看完摇头失笑：“空城计要在重庆唱，先让他们亮家底。”
14日，《新华日报》头版列出围攻部队番号与作战轴线，图文并茂；当天下午周恩来召集百余名中外记者，一字不漏念出电文。有人惊呼：“共军怎么连作战时间都知道？”舆论登时哗然。
17日至21日，尹林平两度现身曾家岩50号，向各国记者摊开东江纵队抗战战绩与国军进犯图，连英美传教士也作证：“就是这支部队救了我们。”压力一下子压到蒋介石头上。马歇尔代表警告：若广东再有大规模冲突，美方援华法案恐生变数。
进退失据之下，蒋介石被迫改口，允许“分批北撤”。3月底，双方在广州签署协议：东江纵队主力2400人北上，留粤人员全部发给复员证，行营承诺“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张发奎气得摔杯，却只能签字盖章。
东江纵队官兵登船北去那日，珠江口薄雾缭绕，国民党舰艇远远护送。码头的老百姓没敲锣，也没放炮，只是静静地目送。一位老人叹息：“打了倭寇又打同胞，世道真怪。”潮声把话吞掉，也把那场未遂的围歼埋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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