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签完结婚证，我攥着那个红本本，手心全是汗。
新婚妻子刘翠花挽着我的胳膊，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跟民政局门口的人说："我们登记啦！"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可心里头堵得慌，像吞了一团棉花。
我叫老周，今年五十六，在镇上开了二十多年的五金店。前妻秀兰走的时候，才刚过完年，胰腺癌，从查出来到人没了，拢共不到三个月。
秀兰走后那几个月，我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店也不想开，饭也懒得做，每天就坐在堂屋里发呆。儿子在深圳上班，打电话回来总是说："爸，你一个人我不放心，要不找个伴吧。"
我嘴上骂他没良心，他妈才走几天就张罗这事。可到了晚上，屋里静得能听见老鼠啃墙角的声音，灶台冰凉，桌上落灰，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形单影只"。
刘翠花是隔壁村老李头介绍的，比我小四岁，离异，有个闺女嫁到了县城。第一次见面在老李头家里，她穿了一件枣红色的外套，头发烫得整整齐齐，说话爽利，笑声亮堂堂的。
"老周啊，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这个人不矫情，过日子就图个踏实。"她端着茶杯，眼神直直地看着我。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秀兰在的时候，从来都是轻声细语的，像三月的细雨，润物无声。翠花这大嗓门，倒像是夏天的雷阵雨，噼里啪啦就来了。
但日子总得过下去。认识不到两个月，我们就领了证。
我没想到的是，噩梦才刚刚开始。
"活人跟死人争什么位置？"她一边擦柜子，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摆在这儿我瘆得慌。"
我张了张嘴，到底没说出话来。那张遗像是秀兰五十岁生日时照的，穿着我给她买的碎花裙子，笑得温柔。我趁翠花不注意，悄悄把遗像收进了卧室的抽屉里。
翠花搬进来后，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她嫌秀兰种的月季碍事，一锄头刨了；嫌我用了二十年的旧沙发"寒碜"，非要换新的；连厨房里秀兰腌的那坛子酸豆角，都被她倒进了泡沫箱里扔了。
"都馊了还留着，你想吃坏肚子？"
那坛酸豆角是秀兰走之前腌的最后一坛，我一直没舍得打开。
可这些我都忍了。真正让我心寒的，是翠花对钱的态度。
结婚第二个月，她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我的存款。有天晚上洗完脚，她靠在床头"不经意"地说："老周，五金店一年能挣多少？你那个存折是不是该加上我的名字了？"
我支支吾吾没接话。她脸一沉："咱都是夫妻了，你还防着我？"
第三个月，翠花的闺女带着女婿来了。小两口在县城开饭馆，说是资金周转不开，想借八万块。翠花在饭桌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老周，都是一家人了，你帮衬帮衬。"
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八万块，说借，可这才认识几个月的继女，借出去还能要回来吗？我找了个借口推脱了。
当天晚上，翠花摔了碗。
"我嫁给你图什么？你以为我稀罕伺候你这个老头子？"
锅碗摔在地砖上的碎裂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我坐在院子里抽闷烟，烟雾呛得眼睛发酸。月光白惨惨地照着院子，秀兰种的月季早没了，只剩几个翻过的土坑，像伤疤一样。
第五个月，我偷偷打开抽屉看秀兰的遗像，发现照片不见了。翻遍了整个卧室都没找到。
我问翠花，她正嗑着瓜子看手机，头也没抬："哦，那个啊，我收拾屋子顺手扔了，一张旧照片留着干啥？"
那一刻，我浑身的血像被冻住了。
我没有发火，只是默默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凉白开。水从喉咙灌下去，凉到了心底。
秀兰生前最后那几天，拉着我的手，手指头细得像干柴棒子。她说："老周，我走了以后，你别一个人扛着，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她咳得厉害，眼泪顺着眼角往枕头上淌。
我那时候哭得不成样子，说："你别说这些，你会好的。"
她没好。
而我找的这个人，也不是她说的那种"知冷知热"的人。
第六个月，我终于下了决心。那天翠花又因为钱的事跟我吵了一架，我坐在五金店的柜台后面，盯着货架上的扳手、螺丝钉发了半天呆。然后掏出手机，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儿子，爸想离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儿子说："爸，你想好了就行，我支持你。"
办离婚那天，翠花倒也没怎么闹，但提了条件——要十万块"青春损失费"。我咬咬牙，给了五万，就当买个教训。
签完字出来，天灰蒙蒙的，飘着点小雨。我一个人走在街上，路过花店的时候，鬼使神差地买了一束月季。
回到家，我把月季栽在了院子里秀兰以前种花的位置。土是湿的，带着雨后的腥味。我蹲在地上拍实了泥巴，忽然就哭了。
不是因为后悔再婚，是因为终于明白——有些人走了，留下的那个窟窿，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填上的。
后来我去照相馆重新洗了一张秀兰的照片，还是那张碎花裙子的。擦干净相框，端端正正地摆回了堂屋的柜子上。
日子还是得一个人过。但院子里的月季，来年应该就能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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