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炸丸子。
油锅滋滋响着,手机在围裙口袋里震了三下,我没接。等第四下响起来,我擦了手,划开屏幕,是老公张建军打来的。
"妈摔了,股骨骨折,在县医院,你能来一趟不?"
他语气急促,背景里夹杂着医院走廊嘈杂的脚步声和广播叫号声。
我愣了两秒,嘴角不自觉地抿紧了。
说实话,听到婆婆住院,我心里第一个念头不是心疼,而是——又要我伺候了。
我叫刘秀芳,今年四十七,嫁进张家二十三年。二十三年里,我和婆婆赵桂兰之间的关系,说好听点叫"相敬如宾",说难听点,就是两个女人隔着一层纱布过日子——表面干净,底下全是没愈合的伤口。
婆婆是个要强的人。当年我进门第二天,她就拿着扫帚站在院子里指挥我:"秀芳,咱家灶台不兴放隔夜碗,你记住了。"那语气,不像跟儿媳妇说话,倒像给新来的员工培训。
我生女儿那年,她站在产房外头,听说是个丫头,扭头就走了。月子里没来看过我一回,倒是逢人就念叨:"建军命里缺个儿子。"
这些事,我都记着。不是记仇,是有些话像钉子,扎进肉里拔出来,孔还在。
可现在她躺在医院里,张建军在工地上走不开,小姑子远嫁兰州,指望不上。
电话那头,老公沉默了几秒,又补了一句:"秀芳,我知道你跟妈……但她就你一个能靠的人了。"
我关了灶火,油锅里的丸子浮在面上,金黄金黄的,没人捞。
我换了件外套,出了门。
县医院的住院楼老旧,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饭菜混在一起的闷味儿。我拎着保温桶走进骨科病房的时候,婆婆正侧躺在床上,头发散乱地贴在枕头上,脸色灰白。
她七十三了。
我上次见她还是中秋节,她在老宅院子里剥花生,腰板挺直,声音洪亮,还嫌我买的月饼太甜。才两个月,人就像缩了一圈,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右腿打着石膏,露出肿胀发紫的脚趾。
她看见我,眼神闪了一下,又迅速移开了,盯着天花板,哑着嗓子说:"你来干啥,我又没叫你。"
我没搭腔,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拧开盖子,小米粥的热气冒上来。我用勺子搅了搅,吹凉了递过去。
她没接,眼眶却红了。
隔壁床的大姐探过头来:"哟,你闺女来啦?"
婆婆别过脸:"儿媳妇。"
那大姐嘴巴一张:"儿媳妇能来伺候,那是你有福气。"
婆婆没吭声。
我也没吭声。
头一天夜里最难熬。婆婆骨折的腿疼得整宿翻不了身,每隔一个小时就得帮她翻一次,还要拿热毛巾给她擦身子、接尿。我搬了把折叠椅坐在床边,眯一会儿就被她的呻吟声叫醒。
凌晨三点,她突然叫我名字。
"秀芳。"
我猛地睁开眼,以为出了什么事。
她咬着嘴唇,声音发颤:"我想上厕所……"
七十三岁的老太太,一辈子好强,连在儿子面前都不肯服软的人,此刻用几乎央求的语气跟我说想上厕所。我看见她攥着床单的手指,指节发白。
我没说话,把便盆塞到她身下,帮她调整姿势,转过身去,假装看窗外。外面黑漆漆的,只有路灯的光打在玻璃上,映出我模糊的影子。
她弄完了,小声说了句:"谢谢。"
这是嫁进张家二十三年,她第一次跟我说谢谢。
第三天下午,我正给她削苹果,她突然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你生丫头那年,我做得不对。"
削苹果的刀停在半空,一条果皮悬着没断。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声音又低又慢:"那时候脑子犟,觉得没孙子丢人。后来看咱家妞妞上大学,考了研究生,比村里哪个孙子都出息……我就晓得,是我糊涂。"
我鼻子突然一酸,把苹果削完,切成小块,插上牙签递给她。
"吃吧,别想那些了。"
她接过去,咬了一口,嚼得很慢。腮帮子瘪下去又鼓起来,像个老小孩。
第五天晚上,小姑子从兰州打来视频电话,在屏幕里哭得稀里哗啦:"妈,我不孝顺,我该回去的……"
婆婆倒比谁都平静:"别回来,机票贵。你嫂子在呢,照顾得好。"
挂了电话,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感激,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大概是一个倔了一辈子的老太太,终于愿意承认,这个她从来没夸过一句的儿媳妇,其实一直都在。
住院第八天,张建军赶回来了,胡子拉碴,工地上的灰还沾在衣领上。他看见婆婆气色好了许多,又看看我熬出来的黑眼圈,站在走廊里给我鞠了个躬。
我又好气又好笑:"一边去,鞠什么躬。"
出院那天,我扶婆婆上车。她坐稳后拉住我的手,那双手粗糙干瘦,骨节突出,像老树根。
她说:"秀芳,往后你要是嫌我烦,你就直接说,别憋着。"
我怔了一下,然后笑了:"行,那你也别憋着。咱娘俩把话说开了,比啥都强。"
车子发动了,她没松手。窗外冬天的阳光淡淡地照进来,照在两双握在一起的手上。
我不喜欢婆婆吗?可能是吧。可有些感情,不是喜欢不喜欢能说清的。二十三年,一个锅里搅勺子,一个屋檐下躲雨,血脉里流着同一个姓氏的牵绊——到最后,剩下的不是谁对谁错,是你病了,我还是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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