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搬来我家的第三个月，我在洗她换下来的棉袄时，口袋里只掉出几枚硬币。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上个礼拜，我亲手给她塞了五百块钱，让她平时买点零嘴、跟小区老太太们打打小牌。那钱我数着给的，五张红票子，她当时还嗔怪我："哎呀，我一个老太婆要啥钱。"可嘴上说着，手已经把钱叠好，塞进贴身的棉袄内兜里了。
那五百块，去哪了？
我叫王秀兰，今年四十七，在县城开了家早餐店，每天凌晨三点起来揉面、蒸包子。丈夫老刘跑长途货运，十天半月回来一趟。日子算不上富裕，但也过得去。去年冬天，父亲走了，母亲一个人守在乡下老屋，耳背得厉害，有天晚上摔了一跤，趴在院子里半个钟头才爬起来。弟弟在广州打工，顾不上。我跟老刘商量了一晚，第二天就把母亲接了过来。
母亲刚来时，精神头不错，每天帮我摘菜、扫地，还抢着去店里帮忙收碗。可我慢慢发现不对劲——她的钱，总在"丢"。
头一回，我以为是她自己忘了放哪儿。第二回，她说可能是掉在菜市场了。第三回，她干脆低着头不吭声，眼圈发红。
我数过了，前前后后，两个月不到，少了将近两千块。
我家就三口人加上母亲，儿子在外地读大学。这钱不可能是被偷的，我们这老小区，邻里之间门都不锁。
那钱到底去哪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枕边老刘打来电话，我随口提了一嘴。老刘沉默了几秒，忽然说："你妈不会是……脑子糊涂了吧？"
这句话像根针，扎在我心尖上。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开店，找了隔壁张婶帮忙顶一天。我决定悄悄跟着母亲。
母亲吃完早饭，换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外套，兜里揣了个小布包，慢悠悠出了门。我隔了几十米跟在后头。
深秋的风裹着桂花尾巴上最后一丝甜，小区里银杏叶铺了满地金黄。母亲走得很慢，左脚有点跛——那是去年摔的后遗症，她从不跟我提疼。
她没去菜市场，也没去小公园。她拐进了巷子尽头那条老街，在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停下来。
我躲在电线杆后头，心跳得咚咚响。
门开了，出来一个瘦小的女人，五十岁上下，头发枯黄，脸上带着那种长期操劳才有的灰败。她手里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男孩左腿上绑着支具，走路一拐一拐的。
母亲蹲下身，从布包里掏出两张百元钞票，塞进女人手里。女人拼命推让，母亲拉着她的手，说了句什么。我离得远，听不清，只看见那女人忽然红了眼眶，把钱紧紧攥在掌心里。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我没有上前，转身回了家。坐在厨房里发了好久的呆。
下午母亲回来，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削苹果。削到一半，我忍不住了："妈，巷子尽头那家人，你认识？"
母亲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半晌才开口："你跟着我了？"
我没说话。
母亲叹了口气，把事情说了。那女人叫周兰，丈夫两年前出了车祸没了，留下她跟患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儿子。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周兰在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两千出头，根本凑不够。母亲是在小区门口的药店碰见她的——周兰带孩子买止疼药，翻遍了口袋，差四块钱。母亲帮她垫了。
"后来我去她家看过一回，"母亲的声音低低的，"秀兰，你没见过那屋子。冬天没暖气，孩子盖的被子薄得能透光。"
"那你也不能把自己的钱都给人家啊！"我急了，"妈，你自己也要花钱的！"
"我花啥钱？"母亲抬起头看我，眼睛浑浊却亮着一点光，"我吃你的、住你的，又不打牌，又不买新衣裳。那钱放在我兜里就是几张纸，放到那孩子身上，兴许能让他好好走路。"
我张了张嘴，愣是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把仅有的一碗面条端到我跟弟弟面前，自己喝了碗面汤就说"吃饱了"。几十年过去了，她还是那个把所有好东西往别人碗里拨的人——只是现在，"别人"变成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和她的孩子。
第三天，我起了个大早，比平常多蒸了两屉包子。收摊后，我拎着一大袋热包子，跟母亲一起去了周兰家。
那房子比母亲描述的还破。墙皮剥落，水泥地坑坑洼洼，唯一像样的家具是张方桌，上面摆着孩子的作业本，字写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很认真。
孩子叫小宇，见到包子眼睛亮了，却先递给他妈："妈你先吃。"
我蹲下来摸他的头，指了指他腿上的支具："疼不疼？"
他摇头，笑了一下："习惯了。"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回家路上，我跟母亲说："妈，以后给周兰的钱，从我这儿出。你别再动自己的了。"母亲停下脚步看着我，嘴唇抖了抖，没说出"谢谢"，只是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她的手粗糙、干裂，像老树的皮，可那力道是热的。
后来，我在店里贴了张纸条，写着"小宇手术爱心筹"。来吃早点的街坊你十块我二十，三个月后竟然凑了一万多。加上母亲攒的、我垫的、弟弟从广州寄回来的，小宇终于住进了县医院。
手术那天，母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攥着那个旧布包，嘴里念念叨叨的——我凑近了才听清，她念的是："老头子，你看到了吧，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我转过头，眼泪砸在水磨石地面上，无声无息。
母亲的钱，从来没有"丢"。她只是把钱放到了一个她觉得更需要的地方。而我终于明白，善良这件事，从来不问穷富，不问年纪。它是我妈这辈子穿在身上最体面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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