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的风，吹白了坟头的草，却吹不散记忆里的模样。每次踏上那座山，我总会想起大学图书馆里，她抱着专业书朝我笑的样子——阳光落在她发梢，像镀了层金边，她说：“以后咱开个小律所，做百姓信得过的律师。”
那年我们都是穷学生，从千里之外的农村奔赴同一所大学。她是系里出了名的学霸，笔记永远记得工工整整，而我总爱借她的本子“抄近道”；我会省下半个月生活费，带她去校门口吃顿火锅，她却总把肉夹回我碗里，说“你长身体”。我们挤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规划未来：毕业就结婚，先攒钱在县城付个首付，然后一起考司法考试，圆她那个“做有良心的律师”的梦。农村出身的孩子，总觉得日子会像地里的庄稼，只要肯埋头苦干，就一定能结出甜果。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毕业前一个月，她去邻市参加招聘会，回程时遭遇了车祸。接到电话那天，我正在宿舍打包行李，准备带她回我家见父母。后来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雨，我抱着她的遗物坐在空荡的出租屋，她的司法考试笔记上，还留着我们一起勾画的重点，页脚写着“和他一起加油”。
她的家在山脚下的小村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唯一的女儿走后，两位老人一夜白头。第一次去看望他们，大娘拉着我的手哭到说不出话，大爷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袋杆抖得厉害。临走时，我把刚拿到的实习工资塞给他们，大娘却硬塞回来：“孩子，你也不容易，她在天上看着，知道你心里有她就够了。”
可我知道，不够。她生前总念叨家里的玉米地收成，说父母年纪大了，腰不好还总下地；她省吃俭用，想给家里换台新洗衣机，让母亲不用再在寒冬里手洗衣服。如今她不在了，这些牵挂，该由我来扛。
从那天起，每年清明和她的忌日，我都会翻山越岭去看她。在坟前放上一束她最爱的野雏菊，告诉她这一年我做了什么：通过司法考试时，我蹲在坟前哭了很久，像个考了满分的孩子；拿到律师执业证那天，我把证书复印件烧给她，“你看，我们离梦想又近了一步”。下山后，总会去看望她的父母，留下三千或五千块钱——不多，却是我能想到的、替她尽孝的方式。大爷总说“不用不用”，可我知道，这钱能让他们少种几分地，能让大娘去镇上买件新衣裳，能让他们觉得，女儿从未真正离开。
这些年，我从实习律师做到能独当一面，抖音名字从“人民律师”改成实名，有人问我为什么坚持用这个朴素的称呼，我总会想起她的话：“不缺有钱有名的律师，缺的是有良心有正义的。”如今，我真的开了一家小律所，就在县城的老街上，没有豪华的装修，却总有人来敲门——张家的彩礼纠纷，李家的工伤赔偿，我总会想起她教我的：“别只看条文，多看看人心。”
十六年了，我依然没结婚。不是不想，只是总觉得心里有个位置，要留给那个陪我走过青春的姑娘。身边的人劝我往前看，我说：“等我结了婚，也会带着另一半来看看她，告诉她，我们会一起把这份牵挂延续下去。”
爱情的尽头是什么？或许不是白头偕老的约定，而是在她离开后，依然守着对她的承诺，替她看看这人间，替她爱她爱的人。山风吹过坟头，仿佛又听见她的声音：“你做得很好，我很骄傲。”
是啊，我做到了。那个关于“人民律师”的梦，我替你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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