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主题是“慎言”。

文章从《周易》《论语》《道德经》《韩非子》讲起,引用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秦孝公与商鞅密谋新法、明朝萨尔浒之战等历史案例,最后落到当代涉密人员的保密纪律要求。

表面上看,这是一篇传统文化与保密教育的结合文章。但细读之下,里面藏着三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信号一:“扶植代理人”这种手段,被专门点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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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一:“扶植代理人”这种手段,被专门点出来了

文章中有一句话值得单独拎出来看:“境外反华势力常通过互联网渠道或扶植境内代理人等方式,接触我涉密敏感单位工作人员,蛊惑其传播虚假信息、错误言论,炒作敏感事件,进而借助其身份放大声量,误导公众认知。”

这里的关键词是“扶植代理人”。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间谍。“代理人”与传统的“间谍”有本质区别。间谍的核心行为是窃取、传递涉密信息,而代理人的核心任务是利用自身身份,在公开或半公开的舆论场中传播特定信息。前者是“偷”,后者是“传”。

为什么代理人更难防范?因为代理人本身可能就是涉密单位的内部人员,他们的言论自带“知情者”“内部人士”的标签。同样的信息,普通人说出来和涉密人员说出来,公众的采信度完全不同。境外势力看重的不一定是他们手中的具体秘密,而是他们身份带来的话语权重。

操作方法也不复杂。境外势力可能并不直接要求代理人提供机密文件,而是通过长期的接触、诱导,让其在社交媒体、内部交流或接受采访时“无意中”透露一些工作动态、项目进展、内部情绪。这些看似零散的信息,经过整合分析,就能拼凑出有价值的全貌。更恶劣的是,有些代理人被蛊惑后,主动传播虚假信息、错误言论,利用自己的身份为这些内容“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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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披着“言论自由”“信息公开”的外衣,本质上是利用涉密人员的身份信用来操控舆论。文章中用了一个词叫“软刀子”,不是硬杀伤,但危害同样严重。

信号二:从《周易》讲到保密法,这篇文章的写法不寻常

这篇文章的结构很特别。它不是一上来就讲法律条款、威胁警告,而是一口气引用了《周易》《论语》《道德经》《韩非子》四部经典,然后用越王勾践、秦孝公、萨尔浒之战三个历史故事佐证“慎言”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样写?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种“文化叙事+安全警示”的写法,比单纯的威胁警告更容易让人接受。如果文章直接写“境外势力正在策反你”,涉密人员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防御或抵触。但文章从传统文化切入,把保密纪律说成是“刻在中华文化基因里的安全密码”,读者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被警告,而是某种文化认同。

另一个解释是,这种叙事方式试图将保密纪律从“外部约束”转化为“文化自觉”。法律是强制性的,文化是内生的。如果涉密人员认为“慎言”不只是工作要求,更是千年传承的处世智慧,那保密意识就会更牢固。

此外,这篇文章的受众不只是涉密人员,也包括更广泛的公众。通过传统文化这条线索,国安部门的警示调性从“严肃警告”调整为“文化引导”,既达到了教育目的,也降低了传播阻力。这种话语策略的调整本身,就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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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三:“口无遮拦”怎么一步步变成“主动泄密”

文章中提到,境外势力以个别涉密人员“保密意识淡薄、口无遮拦、言语失度为切入口”,从无意失泄密滑向主动泄密。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渐变过程。

起点往往是“无心之失”。涉密人员在非涉密场合谈论工作内容,可能是与同行交流时放松了警惕,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无意中透露了工作动态,也可能是在家人朋友面前喝了点酒多说几句。这些行为的最初动机不是泄密,而是“没管住嘴”。

但境外势力的操作方式是,先制造一个“小切口”。通过公开渠道或中间人接触,获取涉密人员主动或被动泄露的零散信息。然后逐步升级,提出更多要求,从“聊一聊工作情况”到“帮忙确认一下这份文件”。当涉密人员发现自己已经泄露了相当数量的信息时,就可能被要挟,被迫继续配合,最终滑向主动泄密。

从“被动利用”到“主动配合”的转折点,往往是被抓住把柄的那一刻。涉密人员意识到自己已经违规,害怕被追责,于是选择“将错就错”,在境外势力的操控下越陷越深。

这个过程的可怕之处在于,起点可能只是“多说了几句话”。而现有的保密教育和监督机制,虽然在“禁止泄密”的层面做得很充分,但在“识别早期风险信号”和“对无心之失的及时干预”方面,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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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部这篇文章,既是对涉密人员的警示,也是对全社会的一次提醒。保密不是离普通人很远的事,每个掌握敏感信息的人,都可能成为境外势力的目标。而“慎言”这两个字,既是千年古训,也是当下最现实的安全守则。

最后留个问题:你觉得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保密”和“表达”之间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