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某天,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叫来了自己的心腹、机要秘书熊向晖,并把一封电文交给他看。

熊向晖看了这封电文后,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图|熊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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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封电文是7月4日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的名义,给胡宗南的一封电文: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熊向晖本就是周恩来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他看的这封电文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不久前他发出去的情报内容。

按照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基本是要用情报战线传来的消息,也应当遵循纪律,这不仅仅是为了党的事业,同时也是为了潜伏在敌营的同志的安全。

然而此次我党公然使用情报战线传来的消息,这无疑是把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架在火上烤。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党革命历程中,公然使用情报战线传来的消息,并光明正大公之于众的有两次。

一次就是1943年,蒋介石计划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闪击延安,一次是1948年10月,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计划闪击西柏坡。

不过说来也是一桩奇事,这两次违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对潜伏的地下党员都没有造成影响,甚至在实际战略层面还发挥了奇效。

这种灵活运用情报战线的战术,并不是出自别人之手,恰恰是毛主席的匠心独运。

今儿我们来聊一聊第一次。

事实上,我们之前提到的朱老总给胡宗南的电文,不是出自朱老总之手,而是出自毛主席之手。

这封电文作为战略上很关键的一环,处处体现的是毛主席的匠心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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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共产国际决定解散,消息传来后,令蒋介石欣喜若狂。

尽管抗战时期处于国共合作阶段,但蒋介石自始至终也没有忘记他“剿共”的想法,还数次掀起“反共”高潮。

同年5月25日,蒋介石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对取消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针:

“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

蒋介石口头上表现的很温和,可背地里的动作一点也不慢。

蒋介石利用舆论大造声势,称“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甚至要求“共产党解散”,紧跟着就是部署军事行动,意图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陕甘宁边区的问题。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上决定将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回陕甘宁边区,,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个集团军一起,做进攻的准备,计划分兵九路闪击延安,首要目标是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栒邑等五县“囊形地带”。国民党方面试图利用中共兵力分散抗日之机,通过秘密调动河防部队至边区周边,达成“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并严格封锁消息。‌

以上计划预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

应该指出的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民党当局可能的军事行动一无所知,甚至对国民党当局还抱以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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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仍向国民政府提出“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项建议。

也是在当天下午,军委二局破获了胡宗南致前线总指挥陶峙岳及各军军长的“极机密亲译电”,内称:

“一切准备希遵照原(计划)定于灰(10)日前完成待命,俟手令方可动作,并饬各部应绝对保守秘密,勿得稍有声张。”

随着后续情报战线陆续有消息传来,中共方面才知道国民党当局已经做好了要翻脸的准备。

根据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当时中共中央获知胡宗南即将闪击延安的情报,可能不止一家。

首先就是熊向晖,他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比较重要的情报都可能经过他手,其次是时任胡宗南机要室副主任的戴中溶‌,根据一些相关资料,戴中溶‌利用职务之便,甚至还能接触到熊向晖所接触不到的情报。

总而言之,胡宗南闪击延安的计划刚出炉,整个行动便已经胎死腹中。

要知道当时八路军主力基本上都在抗日一线,在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只有4万,这些提前获知的情报消息,给中央在战略决策上提供了辗转腾挪的空间。

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表扬说:

“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

不过,在当时,毛主席的心中还筹划着一个更大的计划。

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和胡宗南正面开展,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陕甘宁边区丢失,最坏的结果就是黄河对岸的日军趁机攻过陕西。

真要是到了这一步,那全国的抗战形势就彻底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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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那时深思熟虑,也没想着要从前线调兵回来,一方面是因为远水解不了近渴,另外一方面,即便是能调回来,双方大战一场,损失的也是中国的国防力量。

面对如此形势,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即利用情报战线上传来的消息,公开揭露敌人的阴谋。

要知道毛主席本身是一个很重视保密纪律的人,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给前线部队的电文,都是要亲自销毁阅后密电,以保护情报来源和内容。

可这一次一反常态的决策,令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

毛主席决定好这一切后,立刻找来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说:

“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但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的进攻,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心想大泄一次密,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

李克农、曹祥仁听了毛主席的话,也都吃了一惊。作为情报战线的老手,他们当然清楚这么做的后果。

图|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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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情报消息泄露,国民党当局内部立刻就能根据机密消息掌握的情况,推断出是谁泄露,这么一来,潜伏在敌人要害部门的地下党同志,都可能暴露被捕,甚至敌特还能顺藤摸瓜,起获我党潜伏在各地的秘密电台。

也许就连以前破获国民党当局的无线电通联密码,可能也没办法再用。

可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显然是有自己的考虑:

“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换取制止蒋介石的进攻,来挽救边区、挽救延安的危局,你们说,合不合算?我们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争取边区、延安转危为安,这是很合算的。”

当时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时,叶剑英还很不放心,这不仅关系到情报战线,还关系到了对敌人无线电密码的破译,他特意找来征求戴镜元(军委二局无线电专家)的意见。他对戴镜元说:

“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意使用你们局的材料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边区的阴谋,只是对你们今后的工作究竟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很不放心。”

戴镜元说:

“对我们局今后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克服不利的影响和一切困难。”

考虑到“大泄密”以后可能带来的危害叶剑英也叮嘱军委二局,要集中所有技术力量,将国民党军更换的新密码破译出来,刘少奇特别叮嘱李克农,要尽可能的撤出、转移暴露的潜伏同志,避免他们被捕牺牲。

图|戴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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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专家、后来接任军委二局局长兼政委(1948年)的戴镜元回忆,在制止了国民党当局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叶剑英曾深有感触的对他说:

“你们局的工作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起了极大作用,工作做得很好,对敌情掌握及时、准确,在反顽斗争中立了新功。”

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社会部联合军委二局,将所有收集起来的情报统一整理,并将这些材料送至八路军前方总部、新四军军部、各战略区、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地办事处,并抄送延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等媒体,用于国内国际宣传。

同时针对情报内容,以朱老总的口吻拟定了他给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文。

1943年7月4日,这封以朱老总的名义给胡宗南的电文,放在了胡宗南的办公桌上。

按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所描述的那样一样,这封电文名义上是朱老总发出的,实际上通篇措辞都是毛主席的,风格眼镜犀利。

而且这仅仅只是第一封。

在此后数天里,朱老总又连续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胡宗南,延安后来把朱老总给国民党各方面致电的电文做成小册子,向附近国民党军士兵发放。

至于毛主席呢?他忙得更是脚不沾地,他不仅亲自指挥这场舆论战役,还在百忙之中写了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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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12日,毛主席给《解放日报》写了篇社论《质问国民党》,文章中直接就引用了情报内容,指出胡宗南将原先在黄河边上防备日军的两个军调回陕甘宁边区。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

熊向晖晚年写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谈到这件往事时还忍不住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这一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收入《毛泽东选集》。当时毛主席为了拒阻胡宗南进攻边区,断然使用情报材料。”

面对毛主席的应对策略,蒋介石是手忙脚乱,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原定进攻日期的7月10日,下令停止进攻。

即便如此,毛主席仍然没有掉以轻心,仍然要求各方面持续不间断的印发宣传。

不过幸运的是,作为中央情报的直接来源,熊向晖本人安然无恙。

当时胡宗南将电文内容给熊向晖看的时候,熊内心惊涛骇浪,表面却不动声色,甚至还光明正大的要胡指定专人,把连同他在内的知情人拉出清单来,挨个审查。

图|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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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后来指示特务头子刘大军,专门负责调查此次泄密事件,结果查来查去,只查到两件无关痛痒的小事:

“其一,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九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其二,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

至于熊向晖,尽管他本人也存在泄密的可能,可在当天的军事会议中,他还是照常出席,胡宗南对他是半点怀疑也没有。

自始至终,国民党方面都认为(或者说不得不认为),共产党是因为破获了他们的密电,这才导致的泄密。

有鉴于此,胡宗南部不得不加大更换密码的举措。

然而,胡宗南此举却是做了无用功,因为军委二局很快就又破获了他新的密码,甚至还扩大了战果,国民党中统、军统两大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密码也都被我军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