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17岁，参加高考。

那年的7月格外热，知了在梧桐树上叫得人心烦。我是县里的考生，考点设在地区一中，离我家有三十多公里，骑车要两个多小时。第一天考试在下午，父亲思来想去，决定让我住到大伯家去。大伯家在城关镇，离考点只隔两条街。

出发那天，母亲往我书包里塞了二十个煮鸡蛋，一袋红糖糕，又拿手帕包了五块钱，反复叮嘱：“到了大伯家要懂事，嘴甜些，吃完饭主动帮忙收拾碗筷。”她顿了顿，又说：“你大娘那个人……你多担待些。”

母亲说这话时，眼神里有些复杂的东西，我当时没太在意，后来才慢慢品出滋味来。

大伯在县城建筑公司当瓦工，一个月挣四十多块钱，算是正式工。大娘在街道办的小作坊糊纸盒，计件算钱，手脚麻利的时候能挣二十来块。他们家有四口人，两个堂弟一个堂妹，都还在上小学。三间瓦房，不大，能匀出一间小厢房给我住，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背着书包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家里只有堂弟堂妹在家看电视。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正播《西游记》，三个孩子看得入迷，头都没回。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喊了几声“弟弟妹妹”，最小的堂妹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看电视了。

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娘才回来。

她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车筐里放着一捆糊好的纸盒，衣服上沾着浆糊的印子，额头上的汗把碎发都黏在了一起。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那个笑容现在想来是挺真诚的，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这个笑显得有点苦涩。

“来了？路上热不热？你大伯一会儿就下班，先进来坐。”

我跟着她进了屋，她给我倒了杯水，又去厨房忙活了。我坐在堂屋的长凳上，闻着厨房里飘出的葱花味儿，肚子里咕噜噜响起来。中午从家走的时候只吃了两个红糖糕，怕路上上厕所，没敢多吃，这会儿早就饿透了。

大伯五点半回来的，看见我挺高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长高了，瘦了，你爸写信说你来考试，好好考，考上了咱家第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去洗了把脸，又跟大娘进厨房忙去了。

六点多，开饭了。

大娘端上来一大盆包子，白面发的，褶子捏得细细的，一看就是费了功夫的。还有一碟咸菜，一碗绿豆稀饭。包子不多不少，正好八个，在盆里码得整整齐齐。

大伯招呼我坐下，笑着说：“你大娘知道你要来，专门去买了一斤肉，包了你最爱吃的猪肉白菜馅——哦对，也不知道你现在爱不爱吃这个，小时候你最爱吃这个。”

我说：“爱吃，最爱吃猪肉白菜馅。”

大娘端了最后一碗稀饭过来，在围裙上擦擦手，也坐下了。她看了一眼那盆包子，又看了一眼大伯，没说话。

大伯先给我夹了一个：“吃，趁热吃。”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确实是猪肉白菜馅的，肉不多，切成细细的丁，但那个香味儿啊，我在这么多年以后还能清清楚楚地记起来。面皮发得刚好，暄软，带着一点点甜，白菜剁得碎碎的，和肉丁搅在一起，嚼起来有种特别的满足感。

第一个包子我吃得很慢，想多品品那个味道。

第二个吃得快了些，三口就没了。

大伯又给我夹了第三个，说：“多吃点，明天考试费脑子。”

大娘这时候开了口，声音不高不低：“他爸，你也吃，别光顾着给孩子夹。”

大伯摆摆手：“我晚上不怎么饿，先让孩子们吃。”

堂弟堂妹早就不客气了，一人拿了一个在手里，吃得很香。我看见大娘自己也拿了一个，咬了一小口，慢慢嚼着。

吃第三个包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大娘的视线在盆里和我之间来回移动了两次。我当时太年轻，没读懂那个眼神里的意思，或者说，我读懂了但不愿意去想。

第三个包子很快也吃完了。

我的手又伸向了盆里。

就在我的手指触到第四个包子边儿的时候，一只手按住了我的手。

大娘的手。

她的手指粗糙，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浆糊印子，力气不大，但很坚定。

“小军，”她说，声音依然不高不低，但每个字都像是秤砣一样砸下来，“你明天要考试，晚上吃多了积食，影响发挥。今天就先吃三个，明天考完了大娘多给你做几个。”

屋子里忽然安静了。

堂弟嘴里含着包子，鼓着腮帮子看着我。大伯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脸慢慢涨红了。

我的手还悬在半空中，被大娘按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十七岁的男孩子，正是最能吃的时候，三个包子根本没有吃饱，肚子还在咕咕叫。但我又能说什么呢？这是人家的家，人家的包子，白面做的，放了肉的。

我缩回了手。

“大娘说得对，”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些，“我吃饱了，晚上确实不能吃太多。”

大伯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他放下筷子，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

大娘抢先开了口，语气变得柔和了些：“小军懂事。明天大娘早点起来给你做早饭，鸡蛋面，放两个鸡蛋，保你考试精神。”

我点了点头，端起那碗绿豆稀饭，一口气喝完了。

饭后我主动帮忙收拾碗筷，大娘没拦着，让我把碗端到厨房去。厨房里灯泡瓦数低，昏黄昏黄的，水缸旁边的案板上放着剩下的面，已经发好了，用一块湿布盖着，等着明天早上蒸新的包子。

我洗碗的时候，听见堂屋里传来压低的声音。

大伯在发火，声音压得很低，但隔着一道门我还是听清了几个字：“……丢人……你叫孩子怎么想……”

大娘的声音更小，我只零零碎碎听到了几个词：“……七个……一斤肉……月底……”

我没再听下去，端着洗好的碗放进碗柜里，轻声说了句“大伯大娘我先回屋看书了”，就进了那间小厢房。

厢房里很闷，只有一扇小窗，对着一堵院墙。我坐在床沿上，翻出英语书，但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三个包子在胃里慢慢消化着，那种半饱不饱的感觉让人坐立不安。十七岁的男孩，一天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车，走了那么多路，三个包子真的不够。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又叫了一声。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母亲说的话：“你大娘那个人……你多担待些。”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

我也想起了另一个细节——晚饭一共八个包子，大伯没吃，大娘自己吃了一个，三个堂弟堂妹一人一个，我吃了三个。八个包子，刚刚好，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如果我吃了第四个，那就意味着有一个人一个也吃不上。

可能是大伯，也可能是某个堂弟或堂妹。

大娘不是不让我吃，是她真的匀不出来了。一斤肉，一盆包子，八个，她是算着人头做的。我来了，就要从我自己的口粮里省，但我明天要考试，她又不能让我饿着。她专门去买了肉，专门包了我小时候爱吃的猪肉白菜馅，这已经是她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摸了摸裤兜里母亲给的五块钱，又翻了翻书包里的二十个煮鸡蛋和一袋红糖糕。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蠢。

第二天一早我五点半就起来了，趁大娘还没起床，从书包里拿出十个鸡蛋，又把那袋红糖糕取出来，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留了张纸条：“大娘，这些给弟弟妹妹吃。”

然后我背着书包出了门，在街口的早点摊上花三毛钱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吃得饱饱的，走去考场。

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写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脑子里总浮现出大娘按住我手的那一幕，还有厨房案板上那块盖着湿布的发面。

后来我考上了，全县第三名，去了省城的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专门带着我去大伯家报喜。大伯高兴得直拍大腿，拉着我去街口的小饭馆点了一桌子菜，喝了好几杯酒，脸喝得通红，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你大娘那个人啊，嘴硬心软，你别怪她……”

我说：“我不怪大娘。”

我说的是真心话。

大娘那天也在，她没去小饭馆，在家里给我们做了饭。我走的时候，她往我书包里塞了一双布鞋，说城里人穿得周正，别让人瞧不起。我低头一看，那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鞋面上绣着两个字——前程。

我后来才知道，那天我住在大伯家的第一晚，大娘半夜又起来发了面，把剩下的所有面粉都用了，蒸了两锅包子。第二天早上她端着包子去敲厢房的门，发现我已经走了，桌子上放着十个煮鸡蛋和一袋红糖糕。

她站在厢房门口哭了。

是大伯后来写信告诉我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吃过很多种包子，小笼包、灌汤包、叉烧包、狗不理，什么馅儿的都有，什么皮儿的都尝过，但再也没有吃过比那年夏天更好吃的包子。

三个，猪肉白菜馅的，没吃饱的那个夜晚。

大娘前年去世了，我赶回去奔丧，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堂弟扶我起来，递给我一个东西，是用旧手帕包着的，打开一看，是当年我留的那张纸条，纸已经黄了，脆了，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大娘，这些给弟弟妹妹吃。”

她把这张纸条留了三十多年。

我攥着那张纸条，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