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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据新华社和央视新闻报道,昨天(4月30日)上午,核心高层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这场高规格会议上,发言的人里不仅有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负责同志和上海市委书记,更引人注意的是,还有北京大学数学家刘若川、浦江实验室AI科学家乔宇,以及西部超导的首席科学家张平祥。

核心高层在会上讲了一句不同以往、分量极重的话: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总机关”三个字,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向来是用来形容最核心、最要害、最不可替代之物的。把基础研究提升到这个位置,浅见以为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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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座谈会的选址本身就耐人寻味。

整整一年前的同一天,2025年4月30日,总书记也是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

那次谈的是宏观规划、新质生产力、区域布局;这次谈的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科学家主体。

从“十五五”蓝图到技术“总机关”,从省市负责人汇报为主到一线科学家面对面建言,聚焦的主题在一年之内完成一次意味深长的切换。

这种主题切换很大程度源自外部环境倒逼的结果。当某超级大国筑起的“小院高墙”越来越高,技术封锁从高端芯片蔓延至AI基础框架,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浮出水面: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摩天大楼,一旦地动,塌的将不是某一层,而是整座楼。

上海是什么地方?是中国对接全球创新网络的桥头堡,也是国际科技博弈的前沿阵地。把两场座谈会都放在这里,或许正是要向世界释放一个清晰的姿态:中国科技发展的逻辑,正在从“跟随融入”转向“以我为主的布局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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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关”这个提法,比“卡脖子”更深了一层。“卡脖子”是被动的、局部的、可以靠攻关来缓解的;“总机关”则是主动的、全局的、关乎长远竞争力的。

它显露出一个判断:当前科技竞争的本质,不是某几项技术的优劣,而是科学体系底层能力的自主性。

座谈会上,刘若川、乔宇、张平祥三位科学家先后发言。这个阵容很有看点:一位搞纯数学的,一位搞人工智能的,一位搞超导材料的——从“0到1”的理论探索,到“1到10”的技术突破,再到“10到100”的产业转化,三个人恰好覆盖了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

核心高层在听取发言后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还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这三句话放在一起,有一种微妙的张力。“融入”是开放姿态,“治理”是长远抱负。

当中国说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时,潜台词是:我不想只做规则的接受者,我要成为议程的设置者。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你得掌握“总机关”——也就是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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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披露了一组数据: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的499亿元增至2025年的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突破7%。

7%是什么概念?主要科技强国的这个比例通常在15%到25%之间,我们仍有明显差距。

但比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核心高层对评价体系的强调:要“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这句话的指向非常明确——现有的评价方式,与基础研究的规律之间存在不小的错位。

长期以来,科研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沿用着追赶到发展阶段的惯性:周期考核、指标分解、论文导向。这套机制在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追赶期效率很高。但到了需要在无人区摸索的阶段,它就很可能成为制约。基础研究的规律往往是“十年冷板凳,一朝惊天下”,它需要容错,需要宽容失败,需要一种不急于要求产出的信任与投入。

所以,真正的瓶颈从来不只是钱,而是“耐心资本”的稀缺。没有评价体系的真正改革,7%不过是个数字;形不成鼓励长期深耕的制度环境,再大的投入也难以溅起期待中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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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还有一句话值得细品:“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鼓励”在前,“规范”在后,政策的着力点其实在后两个字。

过去几年,从深圳到苏州,从合肥到重庆,新型研发机构大量涌现。它们挂着“新型”的牌子,但部分机构的运转逻辑还带着明显的旧有惯性:过度依赖财政拨款、行政化管理模式、考核周期偏短。

座谈会上特意点出“规范”,意味着国家层面将推动这类机构进入优胜劣汰、制度定型的新阶段。那些“挂牌式创新”“换汤不换药”的运作方式,恐怕会面临调整。

而浦江实验室的乔宇能够坐在座谈会上发言,本身就是一种示范:新型研发机构的标杆,应当是科学家主导、市场导向、全球视野的有机融合。不是简单地靠行政指令组织科研,而是让科学家找到真问题,让市场检验真需求,让制度提供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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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上海座谈,是为中国发展绘制蓝图;一年后的上海座谈,是为这幅蓝图加固最底层的根基。

从“新质生产力”的宏大叙事,到“总机关”的源头追问;从地方负责人的规划汇报,到一线科学家的现场建言;从“适应形势变化”的从容,到“打牢地基”的紧迫——两场座谈会的对比,勾勒出一个正在深刻转型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全球科技革命的跟随者和受益者,它要在源头处、在最底层、在“总机关”上,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把钥匙。

这个转型的代价是巨大的。它意味着更多的沉没成本,更长的回报周期,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昨天的座谈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态度:决策层对此已有准备。

当某超级大国还在封锁与开放之间摇摆时,中国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但也更扎实的路——在围墙之外,另筑根基,深挖地基。

这不是关上大门搞研发,而是一种更高层级的开放:只有当你具备了不可替代的原创能力,你才有资格真正坐在全球科技治理的牌桌上。

昨天这场座谈会,释放的信号确实不一般。

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政策宣示,而是一份需要长期坚守的行动纲领。它指向的,是让科研评价的尺子符合基础研究的规律,让企业真正站在创新链条的出题位置上,让青年人才敢于把十年光阴押注在一个不确定的方向上,让开放合作的方略始终不变。这些事没有一件能立竿见影,但哪一件都绕不开、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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