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期间，日本内阁奉行的还是瓦解分裂政策，在占领区扶持地方傀儡，复制更多伪满模式，不断蚕食中国。蒋介石虽未考虑过投降，并非没有考虑过和谈，淞沪会战前，约见英、法、美、苏、德等国大使，希望他们调停冲突。英法在欧洲尚且推行绥靖政策，已经衰落的大英帝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做好牺牲远东利益，对日绥靖政策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当时孤立主义盛行，眼看世界即将陷入动荡，不愿卷入欧洲、亚洲任何冲突。苏联虽然事实上支持国民政府，出于有可能腹背受敌，也不愿选边站队，而且日俄宿敌，和日本谈不到一块，外交活动无法推行。只剩下德国，和日本结盟，而且和国民政府关系密切，德国是把中日两国都当成盟友，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和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列强本质上看法高度一致，包括德国，都是认为中国撑不住几个月，所以没人愿意为一个即将灭亡的政府做什么，陶德曼甚至拿德国一战做例子，放弃几次谈判机会，最后无奈投降，以此游说蒋介石。10月底淞沪会战激战时，陶德曼了解清楚日方提出的条件：在华北建立一个沿伪满洲国境线的非军事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队，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降低日本商品关税等。
国民政府则要求，至少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军事区不能改变，关税和外交问题可以谈，陶德曼觉得双方还有余地，继续两方施压。战场形势变化太快，随着日第10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右翼受到威胁，面临在上海被合围的危险，11月8日，中国军队开始撤离淞沪战场，同一天，太原沦陷。11月9日陶德曼拜访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通过他来影响老蒋，一贯态度并不强硬的孔祥熙，提出来一个理由，和日本签署过不少协议，《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都是日本人很快破坏协定，继续开战，没必要再签协定，中国只能继续打下去。
国民政府内“主和派”当时占据主流，不只是后来当汉奸的汪精卫、周佛海，包括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当时分任督察院、司法院，一起施压蒋介石接受调停，不要逞军人一时之勇，陷国家于万劫不复。包括老蒋一生挚友张群，也是力主和谈，好在此时外交部长已经由王宠惠代替张群，对于陶德曼虚与委蛇，拖延为主，并未签署任何文件。
一生大半时间都和老蒋作对的白崇禧，同为军人出身，此时更理解和支持蒋介石，小诸葛的质疑有道理，日本如果只是想达到这些条件，还有必要出兵几十万军队交战吗？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七七事变后，在华北、淞沪，老蒋几乎押上中央军全部家底，虽然伤亡很大，委员长在各派军队建立起来威信，曾经的各路反蒋诸侯纷纷支持，不能重演南明旧事，成为当时军队最大共识。
蒋介石到底出于什么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亲自向陶德曼提出来：以日方建议为基础进行和谈，华北的领土主权必须保持完整，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间人，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协议。客观说，所谓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等同于默认了伪满，已经背负很大卖国骂名。松井石根率第10军从日本出发前，就告知内阁和军部，要攻占南京，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摧毁抵抗意志，迫使蒋介石屈服，不是因为战术需要，而是政治考量，并且说服了大本营谋略科长影佐祯昭和军务局科长柴山兼四郎。
早在10月29日国民政府高层会议，蒋介石提出“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老蒋是独裁者，但也确实有担当，松井石根的如意算盘，完全一厢情愿，是谈是打，国民政府也是两手准备。随着太原、上海相继沦陷，日本内阁和军部历来就是各做各事，内阁广田弘毅，还是主张劝降，通知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虽然日本在战场胜利，但基本和谈条件并没有升级，想借机会，压迫介石投降。
国民政府现在讨论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南京要不要守？军事角度来说，南京易攻难守，淞沪会战撤退下来的军队，伤亡大需要休整，而且士气低落，但作为首都不战而逃，如何给全国军民交代！二是要不要接受陶德曼调停？淞沪战场中国损失惨重，照这个势头打下去国府不太可能赢，日本没有要求华北自治，也没强迫承认伪满，主张接受的论调占据上风，光头本人也觉得并非亡国条件，可以谈一谈。
同时进行的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结束，虽然西方列强只是口头上谴责日本侵略，日本并未派代表出席，公开声称“维护东亚和平的决心不变”，哪怕时至今日，发起战争的国家，基本都是这么不要脸！这也就意味着，蒋委员长寄希望的国际干涉，不复存在，以日方开列条件为基础的谈判，就没有讨价还价余地，老蒋开始抵触谈判。淞沪会战撤退仓促混乱，本来构建有吴福线、锡澄线国防工事，在军队撤下来时，本应沿途布防休整，但很多工事要么没完工，要么找不到拿钥匙的人，加上丧失制空权，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多数军队一路狂奔，退往南京，组织不起来有效防御。
糟糕的撤退表现，日方水涨船高，提出来新的条件：中国必须承认满洲国，华北由中、日、满三国共同管理，日本已经占领地区不撤军，中国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德国大使狄克逊和陶德曼，当时就告知日方，中国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但是广田弘毅说，这是天皇御批，不能变更。介石看到这些等同于投降的条件，反而很平静，不用再纠结是战是和。11月15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重庆，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行政人员乘永丰舰西撤，20日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战场失利，几个月时间，平津、上海、太原相继沦陷，确实影响军心士气，一些主和派，投降派，速亡论者，开始谋求谈判，部分人准备当汉奸。介石还算清醒，全国抗日情绪沸腾，这种氛围下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国民政府会失去合法性，于公于私，都必须坚持抗战。
虽然后来也有劝降的“桐计划”，只是倭寇异想天开，和他们谈判的宋子良，是军统特务曾扩假冒的，1940年，1941年美国调停，都以中国强烈反对结束，事实上1937年，南京保卫战前夕，谈判大门就永久关闭，剩下的只有战争。其实关于这事，庐山就把底线讲清楚了，谈判当然可以，讲和也可以，看条件了，与投降无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