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Jaclynn Ashly
译者： 伊里奇 编者：藏狐修士
文章来源：雅各宾（Jacobin），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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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访了一些巴勒斯坦工人，他们低薪的劳动构成了以色列廉价劳动力的一部分。他们在种族清洗背景下组织抗争的故事揭示了：这份工作曾是巴勒斯坦人赖以生存的关键命脉——如今却因战争的毁灭而被切断。
哈特姆·阿布·齐亚德（Hatem Abu Ziadeh）回忆起几年前的事，脸上洋溢着自豪：当时他在以色列一处非法定居点的雇主因他组织巴勒斯坦工人成立工会而将他解雇，但最终被迫让他复职。
54岁的齐亚德居住在被占领西岸拉马拉（Ramallah）附近的比尔宰特镇（Birzeit），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扎尔法提（Zarfaty）汽车修理厂担任技工。该修理厂位于以色列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的米绍尔·阿杜明（Mishor Adumim）工业区。根据国际法，包括马阿勒-阿杜明在内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的全部279个定居点均属非法。
2013年，齐亚德挺身对抗他的以色列雇主，坚持要求获得最低工资和基本劳工权利——这些权利本应属于在以色列及其殖民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却极少得到保障。在劳工组织“工人咨询中心”（Workers Advice Center, WAC-MAAN）的帮助下——该组织致力于联合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工人——齐亚德与约30名来自西岸的工人成立了工会，并要求集体谈判权。
在被占领土上组织劳工
作为回应，齐亚德的以色列雇主将他解雇并吊销了他的工作许可证，称他是“安全威胁”。但经过劳资双方在以色列法院展开漫长的法律斗争，加上工人们发起的罢工后，法官裁定：雇主必须恢复齐亚德的许可证，允许他返岗，并赔偿其两年未付的工资。法院同时裁定，巴勒斯坦工人有权组建工会。
2017年，齐亚德返岗不久后，扎尔法提修理厂的工人成为历史上首批与以色列雇主签署集体谈判协议的西岸巴勒斯坦工人。此后，其他定居点工厂和商铺的巴勒斯坦工人也成功实现了工会化。
图1 哈特姆·阿布·齐亚德坐在桌旁（雅克琳·阿什利 摄）
“那是非常自豪的一天，”齐亚德回忆道。10月7日前不久，他坐在米绍尔-阿杜明工业区外的一家咖啡馆里。巴勒斯坦男子在定居点入口的检查站排成长队，每人由私人保安逐一检查。“我感觉自己打赢了这场仗。我是通过他自己的法庭击败了我的以色列老板。”他一边啜饮纸杯里的苦咖啡，一边想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然而如今，在以色列及其殖民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已天翻地覆——过去几个月，他们对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的希望彻底破灭。自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复杂袭击以来，以色列军队已将被围困的加沙地带夷为平地，造成超过三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可能构成种族灭绝。
在哈马斯史无前例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约240名以色列人及部分外国人被扣押后，以色列关闭了所有进出西岸的检查站，禁止巴勒斯坦工人前往以色列及其定居点的工作岗位，致使许多人陷入赤贫，无力支付房租、贷款或子女学费。
随着战争进入第六个月，工人们的处境日益绝望。数千名在10月7日前刚获准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加沙工人被拘留，数周内与外界失联。一些人遭受以军羞辱性虐待甚至酷刑，随后被遣返回加沙或释放至西岸；另一些人则因担心自身安全，从以色列逃往西岸。
为撰写本文，我采访了多位巴勒斯坦学者，他们一致强调：这些工人今日的处境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注定——即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之时。他们指出，以色列的行动扼杀了巴勒斯坦经济，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劳动力严重依赖以色列工资。在他们看来，让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及其定居点遭受剥削与虐待，是以色列蓄意实施的殖民统治策略。
被占领的经济
目前约有一万名巴勒斯坦工人获准重返以色列定居点的工作岗位，但安保措施更为严苛。然而，更多人仍毫无收入，而那些曾由工人们不懈奋斗建立起来的工会，却几乎未能提供任何帮助。
10月7日前，约有15万至20万巴勒斯坦人持有在以色列或其殖民定居点工作的许可证，其中大多数受雇于建筑业。但也有许多巴勒斯坦人无证从事非正式工作。
齐亚德在约一个月后获准重返扎尔法提工作，但以色列军队在距米绍尔-阿杜明约三英里的巴勒斯坦村庄汗艾哈迈尔附近设立了一个检查站，目前禁止巴勒斯坦人通过。因此，齐亚德的以色列雇主——如今总是随身携带枪支——必须亲自开车来接工人并送他们到修理厂。
“以色列人现在对我们非常恶劣，”齐亚德告诉我，“情况变得很可怕。如果他们看到你笑一下，就会威胁要让你丢掉工作。我们始终感到不安全，必须格外小心。”如今所有以色列雇主都背着机枪，巴勒斯坦工人也不得在工业区内随意走动。
齐亚德以及数万名依赖在以色列及其定居点工作维生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早在1967年就已注定——那一年，以色列占领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对这些地区实施严酷的军事管制。
土地掠夺与关税控制
据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政治学教授、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学家莱拉·法尔萨赫（Leila Farsakh）介绍，1967年6月第三次阿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面临一个严峻的人口与经济挑战：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要在历史上属于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犹太人多数国家，但是西岸和加沙地带却有着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口，两者冲突不可避免。
“以色列发现自己控制着近百万生活在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法尔萨赫告诉我，“这些人相当于当时以色列总人口的30%。
图2 正因为1948年以来，很多巴勒斯坦人被从家中直接赶出，只能将当年的房子的钥匙作为回家的念想，所以在巴勒斯坦社群中，钥匙这一意象是回归权和抵抗的象征，上图为伯利恒附近的阿伊达（Aida）难民营的入口处的钥匙雕塑
与1948年的情况不同——当时约80%生活在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约75万人）被迫逃离或遭驱逐——1967年战争期间，从西岸和加沙逃离的巴勒斯坦人数量较少。到1967年，加沙地带三分之二的人口已是1948年失去家园的难民，导致该地区人口高度密集。相比之下，西岸地势更偏农村，拥有比加沙更多的土地和淡水资源。
“以色列不愿将他们纳入本国政治体系，唯恐危及国家的犹太属性，”法尔萨赫告诉我，“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上处置这些人，成为占领成本、劳动力迁移以及以色列对该地区主张领土主权的核心问题。”
以色列首先将西岸和加沙置于军管之下，以“安全区”和“射击区”为名没收大片巴勒斯坦公私土地，随后用于建设殖民定居点和自然保护区。到1980年代中期，西岸39%、加沙约31%的土地已被划为以色列国有土地。
据以色列人权组织“卜采莱姆”（B’Tselem）统计，在占领头36年间，以色列共没收近200万杜纳亩（dunums）（约20万公顷）巴勒斯坦土地，将其租给犹太民族基金（Jewish Fund）、以色列土地管理局（Israel Land Administration）等官方机构或私人公民用于建设定居点。大规模土地没收的同时，还伴随对巴勒斯坦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
法尔萨赫指出，西岸和加沙被强行纳入与以色列的关税同盟，以色列限制两地可进出口的商品种类，以保护本国农业。此外，以色列单方面制定外部关税结构（an external tariff structure）。她解释说，巴勒斯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贸易都必须经由以色列，并由以色列代理机构处理。
以色列强制推行与巴勒斯坦领土的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采用以色列货币为法定货币，并关闭了巴勒斯坦几乎所有银行，仅余下西岸和加沙除两家以外的（这两家也处于以方监管之下）。以色列当局禁止以色列或外国资本投资巴勒斯坦经济。以色列军方全面掌控西岸和加沙的财政预算，包括税收与征收。
巴勒斯坦人被迫缴纳比同等收入水平的以色列人高出3%至10%的所得税。法尔萨赫指出，1967至1971年间，以色列军方发布了200多项命令，规范巴勒斯坦经济生活，并将投资审批权牢牢掌握在军方手中。
土地没收以及贸易与投资限制导致曾吸纳大量巴勒斯坦劳动力的农业部门崩溃。据法尔萨赫介绍，1967年，巴勒斯坦地区的商业化农业经济吸纳了近40%的劳动力；而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时，农业雇佣的劳动力已不足20%。
“这种特殊整合方式的结果，是将一个小型、以农业为主的巴勒斯坦经济强行嵌入一个占领性的工业经济体中，”法尔萨赫解释道，“劳动力流动是将巴勒斯坦经济绑定到以色列的首要环节。”
占领初期，一些以色列官员反对雇佣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担心会挤占犹太工人岗位。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人意识到：降低巴勒斯坦领土的失业率有助于平息政治动荡。
图3 一名WAC-MAAN组织者在米绍尔阿杜明与巴勒斯坦工人讨论工会组建事宜（雅克琳·阿什利 摄）
由此形成的经济安排——允许巴勒斯坦人赴以从事建筑、农业和服务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犹太劳动力不足）——这么做虽在多方面有利于以色列雇主，却最终损害了巴勒斯坦民族经济。
两种经济的命运
在以色列占领的头二十年，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尚享有相对自由的跨区域流动权，赴以色列或其定居点求职者的比例激增——从1967年前近乎为零，飙升至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时的约40%。
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工资远高于在巴勒斯坦本土。正如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学助理教授易卜拉欣·希卡基（Ibrahim Shikaki）所言，他们“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以色列企业而言，这形成了一个‘甜蜜点’（sweet spot）：一方面，他们付给巴勒斯坦人的工资高于其在本土所得；另一方面，又低于必须支付给以色列犹太工人的水平，”希卡基告诉我，“增加利润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压低劳动力成本——还有什么比拥有一支随时可调用的失业后备军更好的办法呢？”
这支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以色列企业得以降低生产成本，以低价获取高利润，常常压垮巴勒斯坦本地及进口商品。希卡基解释说，这种安排还进一步“缓和了资本与劳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正常紧张关系”，从而有利于以色列。
“以色列雇主可以给以色列工人稍高一点的工资，提供更多晋升机会。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剥削了另一部分劳动力——即巴勒斯坦工人，”希卡基说。
随着以色列没收大片巴勒斯坦土地，曾经自给自足的社区生计消失，阶级结构发生剧变。许多曾从事农业的个体经营巴勒斯坦人，转而成为以色列经济中的雇佣劳动者。
据法尔萨赫介绍，整个1980年代，来自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工人占以色列建筑业劳动力的近40%；1948年被纳入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公民又占20%。这意味着，为以色列人（包括在非法定居点）建房的工人中，60%是巴勒斯坦出身。
法尔萨赫指出，在1970至1980年代，以色列劳动力市场对加沙地带的重要性远超西岸。赴以务工的巴勒斯坦人占加沙就业人口的40%以上，西岸则为30%。
“一旦抽走巴勒斯坦经济中40%的劳动力，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几乎不再生产什么，”希卡基告诉我，“而巴勒斯坦人带回家的收入，最终又用来购买以色列商品。”这意味着——正如希卡基所解释的——通过更高工资注入巴勒斯坦经济的价值，“又被循环回流到了以色列经济中”。
检查站前的打工长队
第一次大起义后，以色列对赴以务工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新的封锁制度。“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劳动力，成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工人——实施控制与支配的手段，”比尔宰特大学（ Birzeit University）经济系助理教授塔里克·萨迪克（Tareq Sadeq）解释道。
以色列在整个巴勒斯坦领土设立数十个军方检查站，并对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许可证制度，切断他们通往东耶路撒冷的通道。获准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每天需排队数小时才能抵达工作岗位。尽管这套检查站与许可证制度在第一次大起义后不久推出，但直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才将其制度化，并在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后进一步完善。
图4 巴勒斯坦工人进入米绍尔阿杜明工业区（雅克琳·阿什利 摄）
如今，巴勒斯坦人需从以色列军方下属的民政管理局（Civil Administration）领取生物识别身份证。工作许可证仅在以色列雇主向内政部提交申请、且巴勒斯坦人通过军方安全审查后方可发放。随之催生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许可证黑市，中介从中向工人收取费用以换取工作机会。
巴勒斯坦人只能为许可证上指定的雇主工作，该证同时注明工人和雇主信息。他们仅被允许前往工作地点所在区域，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前返回西岸，否则面临逮捕风险。
穿越拥挤的检查站需出示这些生物识别卡，其中一些检查站在几年前已升级为自动闸门。在部分检查站，以色列已对巴勒斯坦人启用自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系统。
由于进入以色列受限，越来越多西岸巴勒斯坦人转向非法定居点找工作。“对许多工人来说，在定居点工作反而更容易，因为离家更近——有时就在自己村庄或难民营附近新建的定居点工作，”萨迪克告诉我。
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受到重重限制，尤其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导致巴勒斯坦人选择有限，许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选择在定居点工作，法尔萨赫指出。
“班图斯坦化”
《奥斯陆协议》之后，尽管加沙人口对以色列就业的依赖程度高于西岸，但加沙巴勒斯坦人被完全禁止赴以工作。据法尔萨赫分析，以色列的劳工政策与其政治意图一致——即摆脱对加沙地带的责任。
与包含众多犹太教重要圣地的西岸不同，锡安主义运动对加沙地带缺乏宗教和意识形态兴趣，导致以色列领导人视该地区为“麻烦”。
“以色列的计划一直是利用巴勒斯坦劳动力建设定居点，然后最终抛弃他们，”法尔萨赫告诉我，“它在加沙地带做到了这一点，但在西岸做不到，因为以色列希望继续控制西岸。”
随着加沙失业率急剧上升——2007年以色列对该地实施封锁后达到灾难性水平——西岸巴勒斯坦人继续在以色列及其定居点工作，从而降低了西岸整体失业率。“这些变化表明，加沙正被剥离出以色列经济，而西岸则持续被整合其中，”法尔萨赫解释道。
《奥斯陆协议》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成立带来了公共部门的新就业岗位，雇佣了约20%的巴勒斯坦人。但该部门仍依赖外部因素。“在巴勒斯坦经济中创造就业极其困难，因此人们持续依赖两方面：一是支撑公共部门的国际援助，二是控制巴勒斯坦工人赴以就业的以色列，”希卡基说。
以色列还经常以惩罚为目的，扣留代巴勒斯坦征收的税款。多名西岸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我，自六个月前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他们再未领到工资。
以色列对西岸60%以上的地区（即“C区”）保持严格控制，禁止巴勒斯坦人进行开发，而以色列殖民定居点却持续扩张。“巴勒斯坦经济是一种生存型经济，”法尔萨赫说，“它并非具备成长与繁荣机会的独立经济，而是一种以牺牲国家整体发展为代价、换取个人（通过在以色列获得较高工资）短暂繁荣的经济。”
这一现实造就了法尔萨赫所称的西岸“班图斯坦化”。“以色列试图在不吸纳巴勒斯坦人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吞并西岸巴勒斯坦土地，同时又依赖巴勒斯坦劳动力，无意中制造了种族隔离现实，”法尔萨赫解释道，“其结果是将被检查站和定居点包围的巴勒斯坦区域变成了人口保留地。”
译者注：班图斯坦化（Bantustanization）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人为制造碎片化的、不连续的、政治上依附性的所谓“自治”实体，从而系统性地剥夺特定族群公民身份、政治权利与土地所有权，并掩盖种族隔离或殖民统治实质的过程。该术语源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1948–1994）推行的班图斯坦政策。其核心操作包括：1.地理碎化：将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群体限定在贫瘠、分散的“保留地”（即班图斯坦，又称黑人家园），占全国仅13%的土地；2.政治伪装：授予这些碎片化地区名义上的“自治”或“独立”，使其表面上成为主权实体，实则完全依附于白人政权；3.身份剥离：黑人据此被剥夺南非公民身份，被归类为外籍劳工，从而在法律上合理化其在“白人南非”的无权地位；4.经济附庸：班图斯坦缺乏资源与工业，被迫向白人区域输出廉价劳动力，维持种族主义经济剥削结构。
希望与绝望
“有时我们被迫工作到深夜，”53岁的阿德尔·阿亚德（Adle Ayad）回忆道。她是2019年在米绍尔阿杜明工业区一家名为Mevashlim Bishvilec的蔬菜填馅工厂组建工会的十几名巴勒斯坦女性之一。“雇主付给我们的工资远低于最低标准，想解雇就解雇，还会随意克扣工资。”多年来，工人们按装满蔬菜的锅数计酬，而非按工作小时计算。
图5 阿德尔·阿亚德与在米绍尔-阿杜明工厂共同组织工会的其他巴勒斯坦女性（雅克琳·阿什利 摄）
巴勒斯坦工人在以色列及其定居点遭受虐待的现象早已广为人知，其中定居点工人的权利往往遭到最严重的侵犯。
来自拉马拉、育有六个孩子的阿亚德（Ayad）告诉我，尽管工作环境充满虐待与剥削，但她“别无选择”，只能去定居点找工作。她的丈夫是农民，无法全年养家。“我只能低头干活，好带些钱回家，”阿亚德说。
经过两天罢工，阿亚德的雇主最终同意签署集体谈判协议。协议保障了巴勒斯坦工人最低时薪、节假日、带薪病假和工伤保险。阿亚德告诉我，她最初对工会及其凝聚工人集体力量的作用抱有希望，但自10月7日以来，这份希望已彻底破灭。
10月7日后三周，阿亚德获准返岗，但她告诉我，雇主并未遵守先前协议，而是趁巴勒斯坦工人当前脆弱之际加以压榨。“战争开始后，我们的工资减少了，”阿亚德说，并补充道，他们又回到了计件工资制——按装满的锅数而非工时计酬。她还指出，老板“甚至故意算错箱子数量，少给我们钱。我们一抱怨，老板就说：‘不喜欢就去找别的工作。’”
据工人咨询中心代表约阿夫·塔米尔（Yoav Tamir）介绍，数万名失业的巴勒斯坦工人几乎无力改变现状。尽管他们都拥有以色列的养老金账户，却面临一大障碍：他们既未被解雇，也未主动辞职，只是被困在关闭的军方检查站后方，无法提取资金。“要从养老金账户取钱，他们必须停止工作，”塔米尔告诉我，“但一旦停止工作，就会自动丧失工作许可证。”
“当前形势极为严峻，西岸大部分经济已濒临崩溃，因为完全没有收入流入，工人也无法工作，”塔米尔说，“人们有孩子却喂不饱，局势一触即发。”
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及其定居点的建筑业几乎完全停滞，以色列当局已公开表示有意用来自各国的外籍工人取代巴勒斯坦人。但巴勒斯坦分析人士告诉我，这种成功替换的可能性极低。塔米尔也表示，这一计划“根本不可行”。
“巴勒斯坦工人对以色列人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工作许可证只允许他们在以色列工作，却不允许过夜，”希卡基解释道，“这对以色列意味着：雇主无需承担外籍劳工迁居以色列后所需的公共服务成本。”而外籍工人在以色列普遍遭遇虐待。
“另一个原因关乎以色列国家意识形态，”希卡基继续说道，“以色列希望成为一个同质化的犹太国家。但不断引入来自印度、泰国、摩尔多瓦、斯里兰卡等地的劳工，将威胁并削弱这一目标。”最可能的情况是，巴勒斯坦人最终会被允许重返以色列及各定居点，但将面临更严格的限制和安检。“他们会慢慢放工人回去，因为[以色列]离不开他们，”希卡基说。
阿亚德表示，她现在对曾与工友们奋力争取的工会“毫无信心”。然而，齐亚德告诉我，他仍为工人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在他所在的修理厂，以色列雇主仍在遵守已签署的劳工协议。“我依然相信，我们为所有工人做了一件好事，”齐亚德说。
但其他人则难言乐观。一位要求匿名的工人简单说道：“如果以色列能随便关闭检查站、不让你去上班，那工会还有什么意义？”
【补充信息】
本文原题为：INVESTIGATION: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Labor Rights in Israel，作者Jaclynn Ashly是一名自由多媒体记者，曾在多个国家工作，主要在中东、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她是一位深入的叙事者，专注于人权、文化、宗教、移民和环境等主题。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4/04/palestine-labor-unions-occupation-aparth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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