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以后，我常常想起那些画面。想起踩雷时脚底传来的那种冰凉的感觉，想起趴在泥水里被蚂蟥吸血的那个夜晚，想起拖着俘虏在子弹下爬行的那条路。我想，我钟金松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条命是老天爷赏的，我得好好珍惜，给国家多干点事。
后来我忘了。真的忘了。
那些年在前线受的苦、拿命换来的东西，到了地方上，全被一点一点地磨掉了。不是我记性不好，是环境变了，人变了，我自己也变了。
1999年，广晟公司成立。我最初转业去了汕头企业局干了十几年，公司成立后调过来当副总经理。四十七岁，正是干事的时候。我憋着一股劲，想把企业搞上去。头几年，确实干得不错，抓项目、跑市场、拉投资，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出了大力。
可我是副职。
当副职是什么滋味？这么说吧，你在部队带兵，说话算数，令行禁止。到了企业当副职，你说了不算。你觉得对的事，要等别人点头。你熬了多少个通宵做出来的方案，人家翻两页就放下了。你在这个位置上有想法、有干劲，可你使不出来，就像一匹战马被拴在桩子上，想跑跑不了。
我不是没想过走。可组织信任你，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你说走就走？那不成。
熬吧。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2004年，我终于被任命为总经理。从那年的元旦开始，我成了一把手。说出来不怕你笑话，上任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把灯全关了，就着窗外的灯光，看着那把椅子。我想，从今天起，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你知道一个人被压制了五年之后，突然当了一把手，是什么感觉吗？
那种感觉，就像你被关在黑屋子里五年，门突然打开了，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你兴奋，你激动，你想大干一场，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钟金松不是吃素的。
可我错了。
我以为权力是用来干事的，我不知道权力是会把人变成另一个人的。
我当了一把手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抓经营，不是搞发展。是立威。
现在想想，真可笑。我当时觉得，我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人，我有血性，我有魄力，我带兵带惯了，到了企业里也得让所有人服我。可“服”这个东西，是你靠威严就能得到的吗？你在部队，服从命令是天职，不服从要受军法处置。可在企业里，人家凭什么服你？
我不管那些。
我记得很清楚，上任后第一次开班子会，有人迟到了几分钟。其实不是什么大事，谁还没有个堵车的时候？可我就是要拿他开刀。我当着十几个人的面，拍着桌子骂他，骂他不是东西，骂他不把组织纪律放在眼里。那个同志是个知识分子，脸皮薄，被我骂得满脸通红，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散会以后我看他眼睛红了。
我心里清楚，他没错到这个份上。一个会，迟到几分钟，至于吗？不至于。可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个地盘上，我钟金松说了算。谁要是敢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这个下场。
后来我不止一次干这种事。开会的时候拍桌子、摔茶杯、指着鼻子骂人，什么阵仗都搞过。有些小年轻，被我骂得当场掉眼泪。不是因为他们真做错了什么，是因为我想骂。我想让他们怕我。
我后来琢磨出一个道理——骂人，要挑对象。
那些脾气好、脸皮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骂他们，他们不会顶嘴，回去自己消化，消化不了就躲着你。这类人，对领导班子没有威胁，你立威立在他们身上，最安全。可那些老油条，我一向不骂。为什么？因为他们真敢跟你顶。你要在会上骂他，他当场就能给你杠上，让你下不来台。我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着那么多下属的面被人顶撞，我受不了。
所以对上他们，我客客气气，什么事都好商量。
你说，这叫什么事？我在战场上踩地雷都不怕，在企业里却怕几个老油条让我的权威受到挑战。这不是欺软怕硬是什么？可那时候我不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这叫手腕，叫领导艺术。
可悲吧？更可悲的还在后头。
送礼的风气，就是从那时候起来的。
我当了一把手以后，逢年过节，来我家的人排着队。以前当副职的时候，也有人送，但那些人心里有数，意思意思就行。现在不一样了，我是老大，他们的意思就不能随便“意思”了。红包从几百到几千，从几千到几万，从几万到几十万。
我一开始也推。我说这样不好，组织上有纪律。可人家说得好听——“钟总，这是过年的一点心意”、“钟总，您为公司操碎了心，这是应该的”。推着推着，手就软了。你想想，你辛辛苦苦干一年，拿的那点工资奖金，还不如人家过年塞给你的一个红包。你能平衡吗？
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我给企业创造了价值，我多拿一点，怎么了？
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2008年，公司投资二十五亿建广晟国际大厦。那可是广州的第三高楼，光玻璃幕墙的工程就两个亿。有人找到我，姓吴，广东某建设公司的老板。他请我吃饭，跟我聊项目，说他的公司怎么怎么好，我听着也靠谱。后来在工程协调上我帮了点忙，事情就定了。
人家怎么谢我的？送欧元。不是几千几万，是上百万的欧元，折算成人民币，那是一笔什么数字？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配穿那身军装。
他第一次送的时候，我心里确实咯噔了一下。我知道这不对，这是犯法的。可你想啊，两个亿的工程，他赚多少？我拿这么一点，算多吗？
收了。那沓钱放在手里，沉甸甸的，热乎乎的，像烫手的山芋。我拿着它关了两次抽屉，又打开看了看。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第二天，我还是收了。
人都说贪官的堕落是从一条烟、一瓶酒开始的。我不一样，我从欧元起步。
2011年，又有人找上门来，姓黄的房地产老板。他们公司有个数码城项目想跟广晟合作。还没招标呢，我就把项目介绍给了他。黄某是个明白人，主动提出来：“钟总，逢年过节送礼金太啰嗦，太麻烦。我一次性给你五百万，你怎么安排都行，全听你的。”五百万。一次性。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就像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我没拒绝。
我把其中四百万暂存在普宁老家的亲戚那里，一百万带回广州。我当时觉得这事儿办得“高明”——既得了实惠，又卖了人情，还推进了项目进度。一箭三雕。现在回头看，什么叫利令智昏？这就是。
那时候我就彻底忘了，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忘了自己在党旗下宣过什么誓。
我也忘了那些牺牲在前线的战友。
你知道吗，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起他们。想起那个在我前面探路的排长，想起跟我一起抓俘虏的兄弟们，想起那些没有回来的年轻面孔。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当年跟他们并肩作战的钟金松，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不会后悔当初把我从地雷上救下来？那个趴在泥水里、一寸一寸帮我挪脚的人，他要是有在天之灵，会不会骂我一句？
我活该被骂。
2015年，一切都结束了，我被带走的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我办公桌上的台历上。台历还翻在那一页，什么都没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我在这个办公室的最后一天。
开庭那天，旁听席上坐着我以前的同事、下属，还有几个老战友。我不敢看他们，低着头，两只手攥得发白。审判长念完起诉书，问我对指控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
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不是我不想辩解，是实在没什么好辩解的。每一笔都是真的，每一条我都认，我现在想起来，我最后悔的，不是收了多少黑钱，不是谋划了多少权术。我最后悔的，是我把那个在战场上拼过命的、在党旗下宣过誓的钟金松，给活活弄丢了。
我只知道，踩地雷的那个晚上，我咬着牙把脚从雷上挪开的时候，我发誓要好好活着，要为国家做点事。可我没有兑现这个誓言，甚至都不配说它。
我爹当年跟我说，做人腰杆要直。我年轻的时候做到了，战场上做到了。可后来，我把它弯了，弯得很深。
这是我钟金松的一辈子。前半截能写书，后半截能写忏悔录。前半截是战友替我挡子弹换来的，后半截是我自己作没的。
狱中泣笔，愧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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